第7章 文化传统(1)
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
——梁启超《德育鉴》新序
清华有一句很有文采的校训，是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点几乎妇孺皆知。应有不少人已是耳熟能详：上述校训辑自《周易》的乾、坤二卦，其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更进一步说，也会有不少人已经了解，清华立下这个校训的契机，缘于梁启超1914年来校的一场讲演。——甚至，如能再多读几本梁先生的书，还会知道他常爱以代表天、地的这两种物象来表达自己对高尚人格的摹状，比如他在《孔子》中便曾写道：
乾卦有天体运行之象，便效法他自强不息。坤卦有地势持载之象，便效法他厚德载物。[7]
不过，如果再追问一步：这种足以“载物”的“厚德”，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德性”？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君子风格，又属于何种伦理范畴？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向称“礼义之邦”的文化共同体，其最能代表文明高度的所谓“礼义”，又凝聚和涵容了怎样的价值，恐怕就不是人人都知晓了，而且也确实不容易分说清楚。——幸而，大家今天打开的这本小书，却是非常明确地向读者传达出：对于后边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在梁启超那次讲演的十年前，就已被他编写到《德育鉴》里面了。由此就不难理解，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彩校训，有其坚实而笃定的内涵与追求。
这就意味着，这本书虽说篇幅不大，却有相当厚重的文化容量。——毕竟，中国文化既是有丰富面向的，又是有诸多层次的，可唯有谈论道德修养的话语，才堪称它的正宗与主流。换句话说，也唯有本书中这类道德学说，才构成了从前那个社会的底色，展示了过往文明进程的厚度，构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核，铺垫了古代生活世界的前理解(pre-occupation)。不难理解，真想当得起和配得上如此意蕴深厚的校训，就不能只去人云亦云、不解其意地念念这八个音节，更不能只图着到校园里一游，在那辉煌大字下照相留念，而应该切实打开这本小书，时时朗读、背诵、比照一番，以便能用梁启超的道德关切来谋求提升自己的人格状态。
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对照，当然是因为它既被这样命名，原本就意味着一面“德育的镜子”！不过，恐怕就连梁先生都无法逆料，这种对照到今天变得如此紧迫，竟是因为在后世出现了一层障碍，无形阻隔着同传统精神的亲近。尽管平心而论，以两门“哲学史”为名的学术爬梳，总还算把中西思想的史料相当程度地整理保存下来，可拘守着“两军对战”的僵化营垒，又只能使对于经典的研读大体上陷入“买椟还珠”的窘境。如拿这本饱浸传统精华的《德育鉴》去比对晚出的那些思想读本，就不难一眼看穿其中的奥秘：只要还在用舶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去唐突中国思想，就必然要丢掉古人自己的基本问题。——那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在根据古人“失足”的程度，来判明他们跟“一贯正确”的“哲学原理”的差距，而绝不会像这本书所证明的：实则在贯穿文明的古代思考中，最要紧的还是超乎各门各派的、对于同一种价值关切的坚守与共享。
让人深感忧虑的是，如此滞后于当代发展的教育，只怕要为中国的下一步行进预埋下始料未及的消极因素。的确，急剧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迁，难免要裹来浑浊的泥沙，也难免引起非议与不满；而这些不满如能处理得当，也完全可以转化为促动社会改革的、既正常又健康的公民参与意识。所以，让我们放开眼界来对比一番吧：如果不是当年伊朗的主导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前的原教旨主义，那么就算巴列维所领导的现代化确乎出现了相当的可议之处，亦未见得一定要导致霍梅尼革命，并由此而干脆葬送了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千万不要小看意识形态本身的革新，也切不可再对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否则，这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鸵鸟姿态，到头来很可能砸伤了自己的脚——由于在那些未曾亲历“文革”的年轻人心中，只种下了激进主义的反向选项，便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现代化受挫无意间预留下开动倒车的败因。
当然，晚近的另一积极发展则是，作为上述价值真空的反拨，如今在各种公众传媒上出现了对于古代经典的自发回潮。而针对这种来自民间的国学热潮，我亦曾对它的主流进行过肯定：
尽管带有初始阶段的杂乱，而且裹挟了明显的商业目的，甚至诱使得某些趋利之徒，简直就像苍蝇见血一般，但我仍从大致的方向上，宁愿更看好这次国学热。在我看来，这毋宁是在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再次雄辩地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生活、乃至丰富中文语境的历史经验而言，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和言说方式，不仅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8]
——无论如何，这起码会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稳健角度，为今后的发展开出多元制衡的空间吧！
不过，既然我们这里是清华国学院，是拥有过“四大导师”、做出过传奇业绩的国学基地，那么，即使我们对上述热潮乐观其成，也仍然希望为了进一步提升它，而提供更深一层的相关读物。——我们在这方面的基本主张是：就算是通俗性和普及性的“通识”课，也不要把它上成眼下的“导论”课，竟至于不断地朝着古人思想灌水，直到把它兑得彻底平淡乏味。相反，大家既然想要聆听古人的声音，那么最好还是直接面对他们，亲自领略一下他们未被译成现代语言的、来自原初思想场域的话语……
由此才想起了这本《德育鉴》！多谢早期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他算是既为时人也为后人编出了这本小书，足以帮助大家以最凝聚的篇幅来集中领略历代先哲的亲口传授。尤其是，大家更能从这些道德话语中，领略前人本身的思想紧张度，因为在这本缩编成的教材中，并没有自作聪明的现代归纳，倒是仍然收容了围绕核心价值的、方生方成的论辩。——正如梁启超在书中所述：
王子既没，而门下支派生焉，纷纷论辨，几成聚讼。语其大别，不出两派：一曰趋重本体者（即注重良字），王龙溪、王心斋一派是也；一曰趋重工夫者（即注重致字），聂双江、罗念庵一派是也。要之，皆王子之教也。吾辈后学，苟所志既真，则亦因其性之所近，无论从何门入，而皆可以至道……故今择录两派之要语，使学者自择之。[9]
由此，接触它们时就要留意：切不可再像往常那样固执成见，只对古人进行强硬的归类和指斥；相反，倒应心悦诚服地从中看到，无论先哲的运思角度有何不同，都能够写出荡气回肠的、值得朗声诵念的警句名篇！
还应当看到，这种持续不断的往返交锋，正乃中国文化话语的基调。也就是说，中国精神之最令人惊异的特色，就在于它居然毋需独断的宗教，而全凭可以靠理性来把握的价值学说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和代代相传，就有效地传播了做人的标准，并确立了文明的基本纲常，——正如我刚刚就此写到的：
且不说那是否构成了它的最大优点，至少儒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是把独断的告谕当作出发点，也并不求助于对下民的威胁恫吓，更不必为此而贬损人本身的积极潜能。恰恰相反，它倒是正面鼓励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尽量去调动和开发自己的理性，以重新开启充满紧迫感的、只属于此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探索。它甚至还提供了这样的文化暗示，并借此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前理解：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不断进学乃至成圣的潜能，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而且这个上进的过程也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回溯身后的历史，只要社会环境尚属正常，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发明就足以保证社会道德的低下或败坏只属于例外的或偶发的状态；而不像在不知珍惜地摧毁它以后，让我们眼下不禁为之瞠目的，反而是对于做人标准的起码坚守倒成了显得反常的甚至令人起疑的例外。由此而令人嗟叹的是，长期以来总有人误以为这类道德话语太过空洞迂远，甚至就连“抽象的继承”都不获准，却不知那才是须臾不可稍离的，——直到现实生活狠狠地报复回来，弄得身边从饮水到食物到空气，都因为道德的缺失而污浊不堪，才想起为这个不再适于人类居住的环境重新打量和关注社会的底线……
由此一来，究竟怎样去亡羊补牢，就成为最紧迫的当务之急。这自然就要涉及，究竟如何理解冯友兰的临终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异彩”。不待言，尽管这话表达了不约而同的希望，但对于此语的实际内容，仍然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比如，只是到了很晚的后来，我才从别人的回忆中读到，原来冯先生自己在讲完那话之后，还特别追加说明了一句——“要注意《周易》哲学”。再如，当我在哈佛就此向史华兹请益时，这位著名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作者，却觉得今后最可能大放异彩的不过是道家学派的宇宙化生论。可无论如何，我本人言犹在耳地记得，李（泽厚）老师当年从冯先生床前回来后，曾当即转述此语并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未假思索便应声对答——
中国哲学最有世界意义的，当然是它的无宗教而有道德！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在这方面的判断始终未曾动摇。即使到了今天，见到自己的文明遭遇亘古未有的打击和痛心疾首的衰败，我仍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文化之最大的挑战性在于它曾以活泼泼的长期存在而雄辩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证明：如不考虑“路径依赖”的殊别问题，也就是说，如不考虑其他文明的转型难度，那么，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文明水准的！——由此，它也就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了：善于自我救度的、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去激发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
如果基于这种判断，再来回顾伏尔泰当年闻听此事时的兴奋，就不难从那位“启蒙之父”的敏锐反应中醒悟：其实如就学理本身而言，儒学并不应被此后波及中国的那场“启蒙运动”所无辜地否定，因为它原本就属于走下神坛的启蒙话语，原本就应去参与和加强那次思想解放。——同样基于这种判断，记得前年为了邀请查尔斯·泰勒再度访华而专门远渡重洋时，我亦曾特别针对他在新著《世俗年代》中的观点，告诉他有可能在中国看到大异其趣的选项，以应对当代西方因宗教式微而遭遇的危机……
还是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更应提倡以辩谈学问的精神和理性求索的较真态度，来钻探进国学话语的价值内核，否则即使把它的字句全都背熟了，此心也不会有真正的落根之处。必须有勇气意识到，一个人不能因为偶然落生到了哪里，就一定要信从那里流行的价值，无论它属于哪个文化圈的何种主导价值；不然的话，这种先入为主的惯性与占据，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的自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并不能因为已然身为中国人，就一定要强迫自己信从这里的儒学，否则那样的信从仍属于缺乏自觉的盲从；恰恰相反，除非经过反复的比较选择，而从理路上认可其内在的根据，我们就无法基于独自的识断来理性地选择这种文化精神。
也正是这一点，才把我们围绕儒学的阅读活动，跟任何宗教的传教活动都区分开来！可以想象，既然这是一种学术话语，当然就要借助理性来展开，而且这种逐渐展开的过程必然充满了曲折与商榷。所以，如果读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精神的元初种子，原本就是在未有穷期的对话中，经过相互辩难、汲取与渗透，才逐渐光大起来和扩散开来，那么大家在阅读这些话语时，其心态同样应当如此；否则，这种文化精神就无法传承，这个文明进程也就只能戛然中止。——这自然就逻辑地意味着，当大家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具体的解释上充分调动自己的理解力，大胆地跟梁启超商兑，跟王阳明商兑，甚至跟孔夫子本人商兑，看看他们彻悟的道理是否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