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政治观念(4)

答：我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时候，正好从侧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出版商能够几乎是自动地把所有的伯林著作全都翻译过来？那是因为中国的读者用他们的钱袋投了票。而进一步说，为什么中国的读者和学者会对伯林有着特殊的兴趣，那就要归咎于他们阅读伯林的方式了。我们所邀请的西方同事，几乎刚下飞机就问我：为什么你们还对伯林这么感兴趣？我当然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罗尔斯简直就是“我花开后百花杀”，把他之前的自由主义者都给格式化了，好像对于专业的政治哲学家来说，读不读伯林都已经无所谓了。然而，中国的读者阅读伯林，却首先不是把他当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是一位跨文化的思想史家，——至少在我们已经或将要翻译的12本书中，有11本书带来的是这样的信息。也许西方同行会把这些书当成他写另外一本书的铺垫和脚注，但对于中国同行来说，这些书本身却有它们独立的价值。实际上，这种在阅读态度上的分歧，也牵连到我们在那三天所讨论的、存在于伯林本人那里的深刻矛盾——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价值多元主义。如果仅仅把他理解为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他就会是一位西方历史中的思想家，不仅已经被历史所超越，而且就连超越了他的人，也还继续等待着很快就被超越。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中国学者怎么办？我们就只有一边不断地复习罗尔斯，一边等待西方涌现新的思想英雄。但如果把他理解为一位价值多元主义者和一位跨文化研究家，那就给了我们一种平等讨论的平台和一种真正的思想主动性。

问：伯林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思想家和文化人有很多的论述，而中国读者与俄苏文化渊源极深，这是否是伯林在中国读者中受到特别欢迎的原因？

答：这当然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上次为你们写那篇“苦痛生珠”时，已经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讲明了此间的原因：“每逢我兴冲冲地，从万圣书园买来一堆新书，把它们全都摞在沙发前，一本一本地抚摸亲近，只要其中有苏俄的图书，我就很可能会从这本看起！——恍惚间我会觉得，这既是在阅读别人的历史，也是在阅读自己的家事，当然在痛定思痛之后，虽说那感受还是苦痛，还是惊魂未定，却也掺有一丝庆幸，为了自己劫后的余生。”你当然可以想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去年在贵报向读者推荐的第一本书，才会是伯林的《苏联的心灵》。

问：据出版社的消息，今年会有数种伯林的新书出版。请问伯林的著作还有多大比例未翻译成中文？有哪些作品的中译本是值得我们特别期待的？

答：尽管伯林的名气很大，但他生前只出版过一本专著，而偏偏又是这本专著，到现在都还没办法翻译，那就是《卡尔·马克思》。大家如果想要兼听之明，就只有多花些功夫去阅读原文了。当然，如果就专著的形式而言，还可以算上在他身后出版的《浪漫主义的根源》，这本我们倒是翻译过来了，不过严格说来也只是一部“未完成交响乐”。至于其余的伯林著作，尽管并非不重要，甚至有可能更加重要，却都是些内容内在相关的论文集。在这方面，除了已经翻译出版的这些，在译林出版社那边还有《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和《个人印象》两本，已经进入了实际的运作阶段，可望在近期贡献给读者。此外，这次会议之后，我又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一本《未竟的伯林谈话》(Unfinished Dialogue by Isaiah Berlin，by Sir Isaiah Berlin＆Beata Polanowska-Sygulska)，和一本研究伯林的著作《伯林：自由与多元主义》(Isaiah Berlin：Liberty and Pluralism，by George Crowder)，但这还需要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一系列的复杂操作。

政治哲学，仍要属于哲学

——对于钱永祥“伯林论历史与个人”一文的评议

台湾学者在西学方面，其比较的优势一般在于，由于追随相关学科较为久长，所以比起刚刚摆脱封闭的我们，就更为谙熟它的知识谱系。此外，在众多的台湾学者中间，又尤数本文作者让我肃然起敬。这是因为，他所研究的政治哲学，在我们这边不仅曾是讳莫如深的，如今又简直是“惟此为大”的。由此想到，如果大陆这边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被讽刺为读书较少，只去抓住几条“相对正确”的死理，那么，至少这位跨过海峡的学者，由于其内在的学殖较深，就应被视作一个重要的例外和一位有力的后援。

同样地，这篇文章的相对优长，也首先表现在这个方面。作者通过研读伯林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从历史哲学的新颖侧面再次验证或坐实了晚近以来的一个几乎带有普遍性或倾向性的判断，即这位以强调“消极自由”闻名的英国思想家，是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于消极了，而且他的论证也显得松散、凌乱而随意。无论到最后的结论处如何，在本文的上半部分，都能鉴于作者的严格训练，而处处体会到行文的可靠。文中对于伯林原意的爬梳，显得既明晰又精准。而作为相关丛书的主编，我还特别留意到，作者为了做到这种精准，即使在已有现成译著的情况下，还要参照原文重译一过，足见其文心之细致与邃密。

当然，面对如此具有职业精神的学者，我在自己的评议中就感到把讨论引向深入的压力，否则就显得不够郑重其事。所以，且容我把话题稍微扯开一些，从一系列康德式的二律背反讲起。——有意思的是，本文标题中的所谓“历史与个人”，实则很像神话中的“风口袋”，只要把它的袋口张开，就会源源不断地旋出诸如此类的二律背反：

必然——偶然

绝对——相对

可知——无知

决定——自由

有心人可以看出，我所开列的这一组两两对立，也是有其内在关联的。所以再稍微就此发挥一下：如果位列于前极的“历史”，依次表现为“必然”、“绝对”和“决定”的，那么，位列于后极的“个人”，也就会被剥夺了“偶然”，他们的地位也就成为“相对”的，从而无论对于历史进程“可知”还是“无知”，他们总归都毫无“自由”可言。

正因为如此，这个“历史与个人”的风口袋，又会继续将其袋口打开，而把中心从存在论转向伦理学，接着旋出不一而足的二律背反：

外在——内在

顺从——抉择

旁观——介入

中立——责任

也就是说，只有在历史过程“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个人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被决定论的宿命彻底压垮，才有可能从“顺从”、“旁观”和“中立”的态度，转向更为积极的“抉择”、“介入”和“责任”，才可能对历史轨迹添加上自己的“加速度”，从而导致哪怕很细小的“改变”。——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持前一种立场，就可以被归结为“历史决定论”，不管它出于怎样的理由；而如果持后一种立场，就可以被归结为“个人自由论”，不管它所主张的自由是何等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