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的早年修身——读蒋介石未刊日记(3)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作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做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四、戒客气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检讨原因，认为自己“性近暴慢，常以盛气凌人，而无休休有容之襟度”，所以有才之人不易为己所用[89]。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吾守吾拙，无忤于人”[90]。表现之二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五、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六、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

道学家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七、结语

道学形成于宋明时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总体作用在于将传统的儒学伦理规范哲学化，以便进一步强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饬人心，调节社会矛盾，巩固既定社会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