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机构。从1918年至1923年，蒋介石和它发生过密切关系；它也曾给予蒋的生活、思想以深刻影响。1920年初，蒋甚至有过以经纪人为职业，“作棉花、棉纱买卖”的念头[91]。但是，前此有关论述大都依靠个别人员的回忆录，或流于肤浅，或谬误连篇。本文将根据确凿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清理有关史实，希望能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比较准确、清晰的说明。

但是，由于某些环节的资料尚感不足，因此，本文又还难以说明全部问题。进一步的探讨，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更多资料的发现。

一、上海交易所是孙中山倡办的

孙中山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为经费所窘。1916年12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企图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同月5日，由戴季陶出面与三上的代表中岛行一签订草约，规定资本总额为上海通用银元500万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所得红利，日本资本团得十分之八，创立人得十分之二，同时规定，交易所须聘用日本资本团推选的精通业务之人为顾问，合议处理一切[92]。其后，对草约个别条款作过修改，即行定案，签字者有孙文（中山）、赵家艺、虞和德（洽卿）、张人杰（静江）、洪承祁、戴传贤（季陶）、周佩箴等11人[93]。次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呈文首先历述中国缺乏交易所的种种弊病，中云：

上海为全国物产集散之枢纽，所有大宗物产交易均由各业商人任意买卖，价格无适中之标准，交易无保证之机关，恐慌无从预防，金融不能活动，且经纪人亦漫无限制，于工商业之发展，窒碍实多，虽各业有各业之公会及任意集合之市场，然既无确实之资金，又无完备之组织，政府难于监督，商人无所置信，是以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见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且各公司之内容，无一机关调查保证之，买入卖出，漫无所察，一旦破绽发生，股票顿成废纸，往往因一公司之内容缺陷，致市场大起恐慌。凡此种种祸患，皆由无资本充足、信用确实之交易所有以致之，不能徒责商人之无爱国心也。

呈文声称：“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实业之发展。”据有关人员回忆，该文由朱执信起草，但既由孙中山领衔，应视为孙中山的重要佚文。

根据该呈文，上海交易所申报的业务范围有证券、花纱、金银、中外布疋、油类、粮食等7项[94]。2月24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先行经营证券；关于物品交易，咨请江苏省长查复报部，再行核办[95]。同月，戴季陶赴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筹备处[96]。但是，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上海市面顿时陷入混乱，银根突紧，拆息猛涨，商业停滞，交易所筹办暂停。

1918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利用前案，继续申办。戴等秘密组织协进社，吸收原发起人虞洽卿、赵家艺、洪承祁为社员。同年3月，日人在上海成立取引所（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棉纱、棉花等，企图操纵上海市场。各业商董认为：“我不自办，彼将反客为主，握我商权。”[97]因此，虞洽卿等于同年7月成立预备会，推虞及赵林士、邹静斋、盛丕华、周佩箴5人为筹备员[98]，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汉章）、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纷纷加入为发起人。此后，遂由虞洽卿领衔，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会之趋势，实不容再缓”为理由，要求“将证券、物品一并开办”，得到批准。

但是，上海各商帮旋即产生分办、合办之争。原发起人金业董事施兆祥、徐甫孙拟申请成立上海金业交易所，原上海股票交易公会的范季美等人拟申请成立证券交易所。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分为三家交易所办理。虞洽卿等据案力争，农商部训令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商帮讨论，并饬江苏实业厅详查。结果辗转迁延，不能决定。1919年6月27日，农商部认为合办资本势力较为雄厚，取决多数，以合办为宜，准予先行开办[99]。此令既下，上海金业、股票两业仍有异议。12月20日，农商部再令，要求从交易所营业范围内除去证券、金类，以免纠葛，但虞洽卿等旋即提出异议，呈请免于修改。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计股东572户，10万股，到场股东或代表408户，代表85408权[100]，超过半数。会议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虞在致辞中追溯了中国交易会的发起历史，声称20年前，即有袁子壮及周熊甫二君提议创办，但未成事，“民国五年冬间，孙中山先生又复发起，鄙人追随其后”，“屈指二十载，交易所之创造艰难，一至于斯。幸今日股本已超过原额数百股，可知我国商业之程度日高，将来本所之成绩，必大有可观”，云云。会议选举理事17人，监察人3人。虞治卿以81833权居理事第一位[101]。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枕琴）以53860权当选为监察人。对此，蒋介石日记云：“枕琴当选为交易所监察人。”[102]可见，他是相当重视的。周骏彦在辛亥前被官府选派赴日留学，入警监学校，与蒋介石结为同志。曾参加宁波光复之役，为奉化军政分府负责人之一。1911年冬，在蒋介石麾下任军需科科长。后任宁波商业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受通缉，周曾将蒋藏于校内[103]。2月6日，交易所召开理事会，选举虞治卿为理事长，闻兰亭、沈润挹、赵林士、郭外峰、邹静斋、盛丕华为常务理事[104]。其中，宁波人郭外峰曾在日本长崎道胜银行工作18年。

二、蒋介石组建茂新号，陈果夫充当经纪人

从孙中山倡办交易所之日起，蒋介石即奉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共同参与筹备。

1920年4月，蒋介石因与陈炯明不合，从福建漳州的粤军总部回到上海，与陈果夫共同筹办友爱公司。同年6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拟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五千元，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四百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原在上海经营福康钱庄。1918年5月，陈经其岳父介绍，到沪任晋安钱庄助理信房。1919年，他曾借用蒋介石存在晋安的一千多两银子，“做了一笔洋钿生意”，三个星期赚了六百几十两银子[105]。因此，在革命党人中，陈比较熟悉金融，懂一点经营之道。这是蒋介石推陈出任义务经理的缘由。不过，这个友爱公司似乎并没有成立起来。计划刚定，蒋介石迅即碰到了国际金融风潮。

伦敦、纽约银价下跌[106]，上海的银价也随之突然大落。这一事件使蒋介石的经商遇到了第一次挫折，加之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也出现矛盾。失意之余，蒋介石离开上海，寄情山水去了。《年谱》云：“公以戎谋莫展，而闺房与商业又连不得意，遂乃漫游以舒郁怀。浮海至普陀……凡游六日而倦还。”[107]

普陀归来后，蒋介石继续与张静江等商量交易所事宜。1920年6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往静江家，与佩箴商议公司事。”佩箴，指周佩箴，吴兴南浔镇人，与张静江有姻亲关系，原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1920年5月29日被补选为常务理事。这里所说的公司当即几天后出现的茂新公司。

同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王正廷及江苏省长、上海道尹代表等三千余人等出席致贺[108]。当日上海《申报》出现了一则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109]关于此事，陈果夫回忆说：“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110]

此后几天内，蒋介石日记连续出现关于茂新号的记载，可见此事已成为蒋的兴奋中心，也可见他为此焦思苦虑的情况：

1920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苦思，终宵不能成寐。”

1920年7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晚在寓商议茂新公司组织法。”

1920年7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赴茂新公司。”

办友爱公司时，蒋曾表示，全部资本由他负责；但在组建茂新公司时，其资金则并非来源于蒋。据陈果夫回忆：它的开办，最初由朱守梅出资两千元，又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一千两银子。资本总数不过三千数百元现金。

茂新号开业后并不顺利。第一天开张，就亏了1700余元。与此同时，蒋介石委托朱守梅代购股票，价格上也吃亏很大。朱原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毕业于两浙高等师范学校，初营商业，没有经验。6月24日，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试验，收盘价每股29.9元[111]。26日，市场看好，交易踊跃，价格涨到开盘价31元，收盘价31.2元；下午继续上涨（开盘价31.6元，收盘价31.9元，记账价32元）[112]。以后几天中，价格陆续升高，至7月4日，已经涨到每股42元。朱守梅在低价时没有买进，到高价时，才突然收购。蒋介石得悉此讯，极为懊恼。日记云：“益卿来舍，上交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是惊忧。即往茂新访守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价购入。初营商业者之不可靠如此，可叹！已而果夫趋至，凄咽含泪而诉，情殊可悯，乃知其胆量甚薄也。”

蒋介石托人买进高价股票本已吃亏，他完全没有想到，几天后，价格却又突然回落。蒋介石在福建接到陈果夫电报，获悉有关消息。日记云：“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惨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商业不易营。然大半为果夫、守梅所害。星相家谓我五六月间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两天后，又记云：“接果夫信，知其胆小多疑，不能主持营业也。”

蒋介石此次赴闽，本是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力劝的结果，目的是协助陈炯明、许崇智处理军务。蒋介石对陈炯明有意见，到闽后，又发现陈、许二人不和，认为事无可为，便于8月5日离闽返乡。在老家，他依然惦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买卖情况，思考对策，并派人赴沪传达他的意见[113]。下旬返沪后，又亲到交易所参观，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令蒋介石感到头晕脑涨，不禁产生经纪人难当的感叹[114]。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后来逐渐兴旺。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115]于此可见，陈果夫在经营上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三、扩大投资，成立恒泰号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蒋介石等即集议改组。9月2日，蒋介石决定退出6股[116]。第二天，蒋介石访问张静江，因为心情不好，狠狠地揍了车夫一顿[117]。9月5日，蒋介石、陈果夫、朱守梅等人再次集议，研究公司改组事宜。蒋介石决定投资4000银元，作为与张静江合作的本钱；同时决定投资5000元，托人经营临时商业[118]。同月22日，蒋介石再次访问张静江，谈经商事，蒋介石决定投资15000元[119]。

当蒋介石雄心勃勃地要在商业上大干一场之际，粤桂战争正在紧张进行。9月30日，蒋介石离开上海，赶赴前线。但是，又因与陈炯明意见不一，于11月12日回到上海，次日回到老家。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要求，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张静江、戴季陶要求蒋与孙中山同行，戴并曾到甬相劝，声色俱厉地责以大义，但蒋仍坚决拒绝[120]。

12月上旬，蒋介石再到上海，15日，决定与张静江等17人合作，继续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事业，定名为恒泰号。议定条件如下：

①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君秉三出名。

②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

③资本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④占股数目，计三十五股，其中蒋伟记四股，张静江五股。

⑤此契约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式十八份。[121]

该合同现存，下有吴俊记等17人签名，其中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陈明记是陈果夫的化名，朱守记是朱守梅的化名，张秉记是张静江侄子张秉三（名有伦）的化名，张静记是张静江的化名，张弁记是张静江哥哥张弁群的化名，蒋伟记名下，蒋介石亲笔签了中正二字[122]。不过，其股份是由张静江代认的[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