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记得回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坐在自己房间里，严肃且不无忧伤地努力思考：你是否真如我所见的那样满身遍布可怕的缺陷？是否你带给自身和他人的全是一种毁灭的力量？是否人们与你接近甚至只是相识都会陷入致命的厄运？整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不时疑惑我对你的认识是不是公正无误。周末我收到你母亲的来信，信里充分表述我对你的每一种感觉。她在信中说你的虚荣心盲目膨胀，甚至到了蔑视自己家人的地步，竟然说自己哥哥——那位坦率的人——“像个庸人”；你暴烈的脾气令你母亲怯于谈及你的生活，尽管她知道而且也能感觉得到你目前正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处理钱财的行为、你的堕落和日常所起的变化更是令她忧心忡忡。当然，她清楚你背负了“遗传”这一可怕的负担，她心存恐惧，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她这样写道：“他是我孩子中继承了道格拉斯家致命气质的一个。”信末她声称有必要说明，她认为你和我的友情交往加剧了你的虚荣行径，成了你所有错误的源头。你母亲恳请我不要在国外见你。我马上给她写了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信中说的每一个字，此外我还说了更多的内容。我尽我所能告诉她：你和我的友谊开始于你在牛津读本科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和严重的困难，于是过来找我帮助。我告诉她你的生活一直处于类似的困境中，并无多大改观。你将去比利时的原因归咎于你的旅伴，你的母亲责怪我不该将那人介绍给你。我向她说明情况，认为真正要承担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在回信的最后，我向你母亲保证我没有一丝要在国外见你的打算，并请求她尽可能把你留在那里，如果有可能就让你去担任名誉使馆专员，如不可能，就去学现代语言，或做她能决定的任何其他选择，至少留个两三年，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在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给我写信。我读了那些信件，然后将它们撕毁，一概不予回应。我终于恢复平静，不想再和你有什么瓜葛了。我已下定决心，并且很高兴终于又能投身到曾允许你打断了的艺术探寻中去了。过了三个月，意想不到的是，你母亲又亲自给我写信了。你母亲性格的不幸在于她薄弱的意志力，它对我的悲剧人生的致命打击绝不亚于你父亲的暴烈性格。毫无疑问，你母亲的这封信自然是在你的挑动怂恿下写的。她在信中告诉我，你没有我的音信焦虑万分。为了不让我找借口不和你联系，她随信告诉我你在雅典的地址，这个地址我自然早就知道了。我承认这封信令我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在我那样回复了她十二月写的那封信之后，她怎么还会想方设法修复我与你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知你母亲来信已收到，我再一次催促她试着将你安排进某个驻外大使馆，这样就能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有给你写信，并一如既往地对你的信件漠然视之。不料最后你居然给我的妻子发电报，央求她对我施加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交往一直以来是我妻子的心头大患，不仅仅因为她个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也因为她看到与你持续交往如何改变了我——不是往好的方面改变。但如同她一直以来对你亲切和蔼、盛情有加一样，她也不允许我背上一个不善待朋友的骂名。她认为，也非常清楚，这么做不符合我的性格。在我妻子的请求下我确实又和你联系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回给你的那份电报中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会愈合每一处伤口，但在接下来的长久岁月里，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与你见面。你立刻动身赶来巴黎，沿途不断地给我发来热情激荡的电报，央求我无论如何要见你一面。我拒绝了。你于周六深夜抵达巴黎，但之前我已在你下榻的旅店留下一封短信声明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上，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长达十页或十一页的电报。你在电报中说，无论你过去对我做过什么，你难以相信我会决然拒绝见你。你提醒我，为了见我一面，哪怕是见上一小时，你在过去六天里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地横跨欧洲，路上没有片刻停留。我必须承认，你的恸哭哀求确确实实打动了我，信的结尾处你威胁说要自杀，而且你说那话不是遮遮掩掩的。你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的家族中有多少人的双手是被自己的鲜血玷污的：你的叔叔肯定是，你的爷爷可能是，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亲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你在我的心头激起怜悯；我对你曾有过的爱意；对你母亲的顾虑——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中，你的死对她将是无法承受的打击；还有一种恐惧——想到如此年轻的生命，尽管有种种丑行劣迹，仍不失与生俱来的美丽和希望，却以这样恶心恐怖的方式枯萎；还有单纯出于人性本身的考虑：以上所有这些就是我最终同意让你与我见上最后一面的理由。我抵达巴黎后，你不时痛哭流涕。我们先在沃瓦萨进晚餐，然后在帕亚德吃夜宵，整个过程，你时时泣不成声，双颊热泪长流。你毫不掩饰见到我的喜悦，一有机会就紧握我的手，像个知错悔过的孩子，你的忏悔在那一刻是如此单纯真诚，使得我最终同意和你重建友谊。两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到伦敦，你父亲看见你和我在皇家咖啡厅共进午餐，便过来加入我们这一桌，喝了我的葡萄酒。随后那天下午，你父亲在给你的一封信中开始对我进行第一次人身攻击……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与你分开的责任——我不是说机会——又一次紧紧攫住了我。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你我指的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那三天你在布莱顿对我的所作所为。对现在的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是太久远了，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除了痛苦一无所有的人来说，痛苦的悸动和对苦怨时刻的记录是我们计量时间的晷度。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念。苦难是我们生存的方式，这点在你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苦难是我们感知生存的唯一方法，对过去苦难的追忆是我们狱中囚犯生活的必需，它可担保并证明我们获得身份的延续。现在的我和已逝的快乐时光相隔邈远，正如现在的我和现存的快乐诸事也已几近绝缘。如果你我在一起的生活真如世人臆想的那样充满了享受愉悦、挥霍放荡和笑语欢声，而我却想不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光中有过片刻是这样的形态，那是因为充斥那段时日的是悲哀、苦涩和种种不祥之兆，以及伴随单调场景和失礼的暴力冲突而来的无趣乏味和抑郁恐惧。我能看到每一个孤立事件中这些不幸的细节，听到其中的微音，其他方面我确实很少能看到和听到了。监狱的人生活得如此痛苦，我与你的友情——维系那种“友情”的方式迫使我记住了它——就像一支序曲，与我每日要经受的各种形式的痛苦音声相和。这些痛苦我每天都能意识到，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了我的必需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如何看待我的生活，它好像变成了一部真正的悲怆交响乐，通过节奏连接各个乐章的发展，最终达成某一决定性的和声——每一伟大的艺术主题无一例外都有这样的特征。

我刚才讲到三年前那三天里你对我的所作所为，是吗？我独自一人在沃思林创作我的最后一部戏剧，试图将其完成。你来我这里已两趟了，第三次突然又带了你的一位同伴出现，提议让他住在我家，我断然拒绝（你现在必须坦率承认我当时拒绝了你）。我款待你们是当然的，在此事中我别无选择，但款待你们是在别处，而不是在我自己家里。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同伴回去上班了，你留下和我待着。你对沃思林大感厌烦，对我试图集中精力创作剧本更为不满，坚持要我带你去布莱顿大酒店；而尽管当时我的精力集中不起来，但创作剧本是唯一能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到达布莱顿的当晚你病倒了，发起了可怕的低烧，人们愚蠢地称之为流感。如果这不是第三次，也是你第二次遭遇流感了。现在我用不着提醒你当时我是如何伺候照顾你的，不仅给你买来水果、鲜花、礼物、书籍和其他能用金钱购置的东西，而且还有金钱无法购置的我的关怀、体贴和仁爱——不管你怎么选择措辞——精心照料你。除了早上一个小时的散步，下午一个小时的驾车行，我寸步不离旅馆。我从伦敦给你买来了特种葡萄，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的水果；我想方设法取悦你，留在你旁边或你隔壁的房间，每个晚上都和你相对而坐，逗你开心，让你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