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但我最为自责的，是允许你将我带入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完全屈从了你。这听上去怪异，但确实是真的。那些持续不断发生的作乐场景对你几乎成了生理上的需要，身陷其中的你身心扭曲，成为一个令人不忍卒视、不忍卒听的可怕之物：那种遗传自你父亲的可怕的躁狂症、热衷于挥写令人生厌的恶心信件的癖好。你会长时间一言不发，任由愠怒情绪蔓延，同时又会突然癫痫式地狂怒，由此可见你完全没有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我所有这些话都能在写给你的一封信中找到，信中不乏哀怜的恳求——如果当时的你能从信的措辞结构或言语表达上体悟到信中的哀怜请求的话。但是这封信被你丢在萨瓦或别的宾馆，又被你父亲的律师在法庭上用来出示指控我。我敢说，所有这些导致我最终屈从于你与日俱增的无度要求。这对我是致命的，你让人精疲力尽。这就是低劣人性对高贵人性的胜利，或是弱者成为暴君主宰强者的事例，在我的一部剧作中，我称这样的暴君为“唯一能长久盘踞其位的暴君”。

不可避免的是，生活中与他人建立的每一种关系都需要找到某种“相处方式”[2]。和你相处，一个人或者将自己放弃，或者放弃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出于对你错掷的挚爱，出于对你性格缺陷深深的怜悯，出于我自己出了名的随和和凯尔特式的慵懒，出于一名艺术家对粗俗场景和丑陋言语本能的厌恶，出于我那时本性中无力承受“愤恨”这种情绪，出于不喜见到因我认为的那些琐屑之事令生活变得黯然失色、丑陋不堪——我的眼睛关注的是别的事情，这些琐屑之事激不起我片刻的兴趣——出于以上种种听起来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总是向你让步。让步的结果自然是你不断得寸进尺，你越来越无理地榨取我。你最卑劣的动机、最低俗的欲望、最庸常的激情，成为你指导别人生活的律法，并且如有需要，你将毫无顾忌地要求他人在生活上做出牺牲。你知道通过大吵大闹总能如愿以偿，很自然，你几乎是无意识地将每一种粗暴行径推向极致，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最终，你都不知道自己忙碌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冲着何种目标而活。在成功攫取了我的天赋、意志力和财富之后，你继续盲目地以一种从不衰竭的欲火和贪婪占有我全部的生命。你得到它了——就在我一生最为危险悲惨的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蹩脚荒唐的行动之前。一方面，你父亲在我的俱乐部留下可憎的卡片对我大加鞭挞，另一方面你以同样可憎的信件向我发起攻击。那天早上你写给我的信，是你出于最可耻的动机而写得最糟糕的一封信。那天早上我让你带我去治安法庭，向法庭申请对你父亲荒谬的逮捕令。裹挟在你们两位之间让我失去了头脑，我的判断力弃我而去，恐惧取而代之。坦率地说，面对你们两位我无处逃生，犹如一头瞎眼的公牛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屠宰场。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错误：一直以为在小事上对你让步无关紧要，待到重大时刻到来时，我会重新行使卓越的意志力。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到了重大时刻，我却彻底丧失了意志力。生活其实没有大事小事之分，所有事物都有着相同的价值。我对你事事迁就的习惯不知不觉已成为自己性情中真实的一部分，它将我的性情浇铸为一种永久性的致命情绪，而我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就是佩特[3]在其散文集第一版的跋中措辞微妙地说的“形成习惯就注定失败”的应有之意。佩特当初说这话时，迟钝的牛津人以为他只是故意颠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多少有些乏味的论述，殊不知此话隐含了一种奇妙但可怕的真理。我任由你吸干了我的元气，我可以见证，一种习惯的形成带来的不仅仅是失败而且还有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毁灭远胜于你在艺术上对我造成的破坏。

逮捕令一旦发出，你的意志自然指挥一切。我本应留在伦敦征询有识之士的良言，冷静地思考自己身处的可恶陷阱——直到今天你父亲仍称之为诱饵圈套——你却死缠着要我带你去蒙特卡洛，去那个世界上最龌龊恶心的地方。然后，只要赌场开门，你就整日整夜在里面狂赌。而我被独自撂在外面，因为我对巴卡拉纸牌戏毫无兴趣。你拒绝花哪怕五分钟与我讨论你和你父亲将我带入的不堪之境，我在蒙城唯一的工作就是替你支付旅馆费和赌债。稍许提及我即将面临的严酷煎熬，你便感到不耐烦，它远不及别人向你推荐的新款香槟能提起你的兴趣……

返回伦敦后，一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善意提醒我去海外避险，不要去打一场不可能赢的官司。你却说这些好友的善言动机龌龊，若我听从，我就是一名懦夫。你逼我厚着脸皮将官司进行到底——如果可能的话，让我深陷于你愚蠢荒诞的伪证之中。结果我被捕入狱，而你父亲成为一时的英雄。着实奇怪，成为一时英雄的不仅仅是你父亲，你的整个家族现在都跃居万古流芳之列。这或许可以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历史中的哥特因素产生的怪诞效果。这使得克利俄[4]成为众缪斯中最轻佻的一位，而你的父亲将永远成为主日学校文学中善良纯洁父母的原型，你会与婴儿撒母[5]耳为邻，而我将会深陷在地狱最底部的泥潭中，我的左边是吉尔斯·德·雷[6]，右边是马奎斯·德·萨德。

当然，我本应摆脱你的，我本应将你甩掉，就像抖落粘在衣服上的叮人的东西一样。埃斯库罗斯讲过这样一则精彩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将一头幼狮抚养长大，他爱这头幼狮，因为他每次叫它，小家伙就扑闪着一对亮眼走到他跟前，摇尾示好，讨要食物。随着小狮子的长大，它族类的天然本性流露出来了，最终毁灭了主人、他的房子和他的一切财产。我感觉我的遭遇就如那位主人，但我的过错不在于我没离开你，而是离开你太频繁。我还记得，我通常是每隔三个月就有规律地与你断交一次，而每次断交之后，你都想方设法乞求我，发电报或者写信，通过你我朋友的规劝和其他类似的做法来诱导我允许你回来。一八九三年三月底，当你走出我在托奎的房子时，我就下定决心永不和你说话，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你回到我身边。在你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你大吵大闹，实在是令人恶心。但随后你从布里斯托尔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哀求我原谅并让你回来。你留在这里的那位家庭教师告诉我，在他看来，你的言行举止有时是相当不负责的，并且大多曼格德拉的市民——虽然不是所有市民——也持相同意见。我同意与你见面，当然又原谅了你。在去市中心的路上，你又哀求我带你去萨瓦。那一趟对我是真正的致命之旅。

三个月后的六月，我们到了戈林。你在牛津的几位朋友过来从周六住到周一。他们离开的那天早上，你又狂耍脾气，可怕又可悲。随后我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站在平整的槌球场上，四周是漂亮的草坪。我向你指出，我们正在毁灭彼此的生活，你正将我彻头彻尾地拖垮，而我显然也无法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我们两人必须彻底分离，永不相见，这对双方都不失为明智之举。午饭后你满腹愠怒地走了，让管家在你离开后将一封言辞极为粗鲁无礼的信件转交给我。然而三天不到，你故伎重演，从伦敦发来电报乞求我原谅，想与我重归于好。在这之前，为了使你高兴，我租下这一寓所；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雇用了你的仆人。现在，看到你成为你自己恶劣脾气的牺牲品，我心如刀割。我喜欢你，于是同意你回来并原谅了你。又过了三个月，即同年九月，你又失控发作了，起因是你尝试翻译我的《莎乐美》剧本，我指出了你译文中一些学龄孩童级别的错误。想必你现在肯定是一位相当了得的法文学者了吧，你肯定也知道自己当年的译本非常差劲，与当时自己普通牛津学生的身份很不般配，更达不到原著的水平。当然，当年的你是不知道这点的，并且在一份措辞暴烈的信中，声称对我“没有任何智识上的义务”。记得当时读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是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你写给我的唯一一句真话。我发现你更适合于一种文化层次较低的友谊，我这样说只是出于友人的坦诚，不带半点责备意味。所有伙伴关系的维系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最终都归于对话，而对话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两个文化差异悬殊的人之间，共同基础只可能是最低级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每一个琐细之处都是迷人的，我将之视为蕴含在戏剧和悖论中璀璨智慧的底色。但是你我生活的浮华愚蠢令我倍感厌倦乏味，“阴沟泥潭”是我们相处的唯一去处。尽管有时你谈论的话题很迷人，的确迷人，但最后它们仍在你一遍遍的重复下变得单调无趣。我常感厌倦，犹如行尸走肉，但又无奈地接受，正如我要接受你对听杂耍剧场的狂热，或是你在吃喝方面荒唐的穷奢极欲，或是在我看来你的任何毫无吸引力的性格特征那样。一个人除了苦苦忍受，别无他法。这就是认识你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的一部分。离开戈林后我去了迪纳德，住了两周。我没带上你，对此你又勃然大怒。在我离开戈林之前，你在阿尔贝马勒旅馆为此事又大吵大闹，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然后你又往我将要住上几天的乡村寓所发了几封同样令人不悦的电报。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你有责任和你自己的朋友共度一段时日，因为你整个社交季都不在他们身边。但实际上，和你坦白地说吧，我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和我搅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已经近十二个星期了，你的如影相随令我备受折磨且不堪重负，我需要离开你得到休息和自由。我必须要独处一阵，从我的精神状态来看这也是必需的。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承认我从刚才引用过的那封信里，看到了不留怨恨地结束你我之间这段致命友情的极好机会。正如那个阳光灿烂的六月清晨我在戈林试图要做的那样，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然而有人告知我——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你落难那会儿还向他求助过——如果将你的译作像小学生的练习题一样返还给你，你会大受伤害，甚至可能会蒙羞受辱。他还说我对你的思想水准期望过高，并且不管你写什么或做什么，你对我完全是忠心耿耿。在你的文学起步阶段，我不想第一个站出来阻拦你或打压你。我很清楚，除了诗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通过翻译充分表达我作品的色彩和韵律。我一直都把奉献当作一种不应轻易丢弃的美德。出于这种考虑，我将你和你的译作一起收下。恰好三个月之后，你我之间一连串的闹腾终于以非同寻常、令人作呕的场景告终。一个周一的傍晚，你和你的两位朋友来到我的住处。为了逃离你，我第二天早上就飞往国外，还给家人留下了一个荒唐的理由来解释我的突然离去；并且为了避免你乘下一趟火车追来，我给我的仆人留下了一个假地址。记得那天下午，坐在呼啸着驶向巴黎的列车车厢里，我恍惚如梦，想我王尔德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人物，竟然会深陷这样一种可怕的、完全错误的、不可想象的生活状态之中。为了尽力摆脱一段会完全毁灭我身上一切美好品性——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道义方面——的友谊，我实际上是被迫逃离英格兰的。看，我正在逃离的那个与我纠缠不清的人，不是凭空从阴沟或沼泽地带一跃而起进入现代生活的怪物，而正是你——一位社会阶层与我相当的年轻人，和我一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同所学院，并且是我家里的常客。与往常一样，充满恳求和悔意的电报接踵而至，我未理睬它们。你发来最后通牒：若我不和你见面，你将绝不去埃及。你清楚并且也同意，我曾请求你母亲送你离开英格兰去埃及，因为伦敦正在毁灭你的生活。我知道若你真的不去，对你母亲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她，我又与你见面了。你一定还记得，我当时是带着怎样强烈的情感原谅了你的过去，尽管对于未来的安排我片语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