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人口（和发展）与自然生态、气候资源环境承载容量之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研究中的两大块，是我国古哲从生态、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必然联系中，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和提出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天（地）人合一”论这一最古老而永恒命题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中华文明的先进性，以及务实和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文化传统。
在先秦以降历代史文子集中，记有丰富的从对具体社会生产实践和自然现象的经验常识以及哲理思考中，总结出来的精辟且具传承和超越时代价值的思想片段，至言至论。延至清代汪海村写出第一部人口论专著《乙丙日记》，至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发展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不少宏论。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新论，对这一古老命题的研究推向新高度。在西方，自1789年马尔萨菲斯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出版人口论专著以来，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不乏其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人与自然关系论这一古老命题。
无论是中国古近代，还是西方近现代，在涉及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内容的研究中，或因那时“天”还很高远，“地”还很空旷，与人（和人口规模及发展）的矛盾尚不突出，都主要或是从具体现象、经验、常识和哲学思考出发；或因那时国际地域经济还处于分割状态，只是从局部相对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表现出来的相对贫困和就业及剩余劳动力问题出发，因此，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难免有局限性。
但自20世纪二战结束，世界进入两大社会阵营竞争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冷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提速，国际竞争加剧，科技生产力水平迅猛提高，加之人口膨胀，经济规模空前，消耗消费“透支”，生态环境恶化和气候变暖等压力下，就使天地自然的有限性即生态气候资源环境承载容量和人口的极限化问题凸显出来，人与自然的相让相攘的关系直观地直陈于当今人类面前，也使这一源于中国的“天地人合一”关系论，第一次成为世界性议题而进行了深化研究探讨，出版发表了不少深契本课题意蕴的专著。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表《增长的极限》轰动世界，1972年英国科学家发表资源经济学名著《生存的蓝图》，同年世界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表《只有一个地球》宣言，并在1982年纪念该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出版了《立足于地球》这部名著。1976年日本坡本藤良出版世界第一部《生态经济学》专著。1991年世界2500多名专家以《巴黎宣言》的形式，向世界发出重建地球绿色植被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共商人类生存发展大计。2009年底，召开世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共商遏制气候变暖大计，这些都是当今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新标志。现在“世界人口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和“世界环境日”等一系列世界活动日，不但充分反映了当今人类对人与自然及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也充分表明人与自然关系论已从哲学理论玄思层面进入到全球自觉实践层面，而这恰恰表明了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严峻性。
这诚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恩全集笫14卷p29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自新时期以来，我国针对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新矛盾，自然生态资源环境气候和人口的新变化新情况，对人与自然的现状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探讨和对策研究也达到一个新高度，特别是媒体报刊专文紧随现实实践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广泛的研究探讨，表明该课题已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创新的前面。
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迫使当今人类在新的生存发展环境条件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这一源于中国“天地人合一”论的古老命题“大考”于全世界，古今的历史和中西的文化都交汇于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必然寓含着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有预见，在他们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描述中，就已提出人口再生产的计划性这一必要条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关于发展的科学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代表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最新认识成果。
地球自然生态资源环境承载空间，其中也包括气候变迁，人类孕育、诞生和生存发展于其中，其中也包括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其一切生存发展无不赖于取于和占用这个相对宇宙外星体来说封闭孤立的自然空间里，这就构成了最直观最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在这互动的关系中，人口和经济规模、科技生产力水平、人类活动发展方式及其观念，是主要和惟一能动的方面。当人与自然资源的空间关系余裕时，则利于可持续发展；反之若逼仄时，则会使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这对整个世界是如此，对一个国家民族亦如此。不论国家制度有何差异，民族信仰有何不同，但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和人民福祉都立于天地之间，贯穿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因此，在当今世界，面临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空间和气候等诸多危机之时，就使得在以往或可作为一个哲学理论玄思的选题，在现在却成了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和国计民生最为现实的迫切选题，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人与自然关系论，是中国最古老的命题，也是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盛衰强弱的最大最高命题，这在中国是自觉地贯穿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而西方文化虽有不同，也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其规律。只是在中国古近代是在社会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资源地域分隔封闭状况下来认识研究它的；在西方的近现代，是在国际经济资源分隔，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及人口水平还较低，且存在阶级矛盾的社会条件下，仅从相对贫困和就业及剩余劳动力问题触及该选题相关内容的，因此都会影响对这一选题的探讨深度而难免有局限性。然而在当今人与自然的极限关系日益凸现之时，其意义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从（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空间和（生产、生活、消费和现实能力相对而需求无止境且无法预料其增长的）人的互动关系中，才能谋划可持续发展，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紧迫感，而从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研究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目前尚未见到。
此外，“天地人合一”关系论不仅是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古老而又历久弥新、能与时俱进不断充实时代内容具有开放性的命题，因此，该选题作为这一古老命题的延续，可以纵横古今中外、天上人间、社会万象、放眼未来、开阔视野、广纳博采、丰富其思想内容含量。同时人与自然关系的天地人合一论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可以汲取运用丰富的古代思想的资料和语言特色，使群众喜闻乐见，利于理解领会和传播践行。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从只有一个地球，生态资源环境空间承载容量的有限性，且“天育物而有时，地生财而有数”, “人与地相称，万物备矣”，和人的需求无止境特性及人口自然增长难以预期特点等这些基本事实出发，研究探讨当今人类生存环境和发展问题，以增强控制人口和生态保护以及节能减排和转变增长方式的自觉意识。
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直面当今世界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状况，以及现实发展中存在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深刻揭示和认识人与自然及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口包括人类活动水平、发展方式观念，是惟一能动的因素，因此，自然生态气候资源环境变化也能反作用于人类的能动性，以“倒逼”形式促使人类重新皈依到对自然环境的原始依赖关系上。当今世界人类与资源环境空间和天气上的紧张关系，使自人类诞生发展以来，第一次窥视到自然的有限性，也第一次感同身受地认识到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空间和发展方式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此必然促使人们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并力求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古今中外的人类都生存发展在同一个地球上，故人与自然关系论这一课题，可与天地同在，与生俱来，亘古而常新；可纵横六合，包容八荒，亦可触及容纳大千世界、人间万象和社会生活发展方方面面内容，可以说是天下最大的题目和作业。因此，力求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多采，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兴致。
在中国浩如瀚海般的古籍中，关于“天地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资料非常丰厚，其脍炙人口的金石之言，至论之语，可超越历史时空，跨越国界国情，与时俱进，一脉相承，而具有普世价值。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靠天吃饭，又是人口大国，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面向黄土背朝天与天地打交道的农耕实践中，以俚语俗谚形式总结传承下来，有鲜明实践特点，丰富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常识。新时期以来，以现代科学知识表述人与自然及关系的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生物进化等科普知识也受到重视，而反映生态气候资源环境变化和研究现实发展中新问题、新矛盾的报刊文章，更是连篇累牍。
森林植被和耕地锐减，沙漠化、荒漠化、干旱化趋势加强，水资源和湖泊萎缩，生态环境退化，水、空气和城市垃圾污染以及气候变暖等一系列危机，主要是由人口压力及其传统发展方式和观念造成的，其中人口问题更具根本性。
在人类社会科技生产力不断相对发展的历史进步中，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空间承载容量，永远是一个有限的概念。现在它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它的有限性，而人类也第一次真正领悟和窥见到这一点。在这方面科技能力是相对的，难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在农业和生态环境方面，最根本的还得依靠人类在包括自身再生产以及生存发展方式观念的转变。
当代人类已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论这一亘古而常新命题加以重新审视、反思和深化认识的时刻，以回应自然，反馈自然，重塑地球生态屏障和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
面对自然、气候、生态、资源、环境的遽变，使中国两千多年前墨子就已提出的“为政之要必度于天（地）”的光辉论点，具有了更普遍、更现实的实践意义。
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惟一能动的因素，人口是惟一能动的可变量。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口问题更具根本性。研究评判人口问题，不能仅以其对现实某一方面或短期发展影响为标准，而应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
人口问题不仅能影响生态气候和资源空间环境，还能对经济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生存、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还能对社会体制、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历史面貌和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产生重大影响。
当今之世，贫富强弱，发展快慢，国力竞争，已不仅仅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寡，而更在于人均资源、发展空间、科技水平、富裕程度、人的综合素质和生态环境的优劣。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在人类还没进化到可以脱离自然界而能生存之时，无论科技多么发达，都离不开大自然的眷顾，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条件下，科技才有作为，才有意义。
在古代社会所遇到的发展问题与当今人类所遇到的发展问题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后者是生态资源环境空间承载容量极限问题。经济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此外还有，在全球变暖，“月值年灾”，极端天气增多和干旱化趋势增强及水资源匮缺大背景下，防洪和抗旱并重，也使洪水资源化利用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人口膨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工业化高速发展与资源空间矛盾紧张的现实，使人口城镇化率是大于还是小于土地城镇化率，将成为衡量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标准。中国地域辽阔，地区生态资源环境条件和人口及社会发展水平差别大，因此，地区发展要按“国情”，更要重“地情”，不能“一刀切”。
在地球这一封闭有限的空间里，目前，把计划生育落实好，逐步实现人口负增长，才能真正消除“生态致贫”人口，由此才能使全民走上共同而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在坚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基本国策不动摇的同时，要未雨绸廖，加快建立完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加大村镇和城市社区社会化养老设施和专职医护用工投入。养老消费和投入将成为未来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重要的民生工程。
农业是基础，无农不稳，然而生态又是农业的基础。高筑中国“三北”地区生态屏障，关乎全国生态安全，意义非凡。重新廓清生态、生存和发展在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客观顺序，以此树立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之际，扩大生态建设投入，适当转移剩余劳动力，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城市居住建筑设计应体现节能环保理念，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自然力。构建生态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就要科学规划，避免一切形式的重复建设，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现象。
只有统筹兼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把握可持续发展大方向，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人类最早是从采集、狩猎和农耕等最初的生产活动中，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的；是从干旱、洪水和气候季节变化对他们原始农业的直接影响中，逐步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并相应产生了原始图腾崇拜和天地崇拜，形成“地者，万物之苑；天者，万物之府”的朴素认识，确立起“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观。那时，人类从“靠天”吃饭这一基本事实，虔诚地信奉“唯天为大”（仲尼语），人类与其他万物处于平等关系上。
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强化和膨胀，淡化了人对自然的原始感情，使这本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逐渐随着原始自然崇拜的绝对化、抽象化和概念化及人格化，而赋予和培养成一种力量象征。它不再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阐释，而是变为仅与人间凶吉祸福和人事相联系的一种关系。至此，人类从最初的“以自然为中心”过渡到“以人类为中心”，从“唯天为大”过渡到“与天地参”的平等地位上。“天上感应”和“天人合一”不再具有自然伦理和回归人对自然根本依赖的本来意义，而是仅用来在“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来阐释社会人事凶吉祸福。人类初期感激的对象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决定性因素条件，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支配力量，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迷失了。于是，尽管天地崇拜犹在，但却阻挡不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我利我欲，物罹其酷”, “焚林而猎，竭泽而渔”；对凶吉祸福的禁忌，也没有使吉鸟祥兽、生猛海鲜免为筷下餐。而道家的自然无为、顺其自然、各尽其性的虚无主义自然观，对这种人为破坏起了掩饰作用。道家认为，只要天地万物各尽其自然，就能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和统一，这貌似公允，其实冷酷。要以“平常”之心看待自然生物圈内的生存竞争斗争，结果不但没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反而却严重破坏了这种平衡，使“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渡满城黄”（王安石诗），投畀四裔，以御邦殄之虞，达到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现代农业，人类仍然首先从农业生产实践中体验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自然也总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展示自己的作用和警示着人类，当前大自然的履霜之戒，生态环境的全面危机，就是最好的说明。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面临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
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也证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虽然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但并不一定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因为，人类与自然是否和谐相处，最终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和谐；因为就人类的生存目的来说不仅是一种物质需求，人类毕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也需要自然生态环境的滋润和寄托。即使最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民以食为天”来说，若没有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就没法维持农业生产，高科技也爱莫能助，不然，湮没千年的丝绸之路早就恢复其往日繁荣了，广袤无际的大西北荒漠早就变成鱼米之乡了。农民对这一点体验最深，风调雨顺，农民投入少收获多；天地欠助，投入多收获寡，这对相对贫困，收入来源少，仅靠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其感受最深刻。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农业屏障，而且是农业的根本基础。虽然，今天人类科技文化十分昌明发达了，摆脱大自然束缚的能力大大加强了，但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因此更应爱护自然。人类的一切需求和日益增长的需求，都取之于丰厚的大自然；人类一切发展条件，也都决定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劣，特别是在人口急剧膨胀而耕地急剧锐减、水资源空前危机的时代，善待、培植、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就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生态环境的恶化，教育人类再一次认识大自然的价值，也更深化了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经过对人类原始图腾和天地崇拜的一次否定后，人类在新的层次上实现着新的“回归自然”。支撑以往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的是地球上天然的自然资源积蓄，现在即将用尽，人类要再发展就必须保护“再造”自然，这就是人类现在处境与过去处境最根本的不同点。
生态环境对农业起决定性作用，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带有根本性质。从对“月有阴晴圆缺”持平常之心，到发现气候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而没回转之象，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本书从当前世界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和人口、资源、环境等危机的事实出发，阐明它们相互影响带来严峻后果的预兆意义，进而从“天地有限，一切就有限”这一命题出发，指出人口增长、环境恶化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这个矛盾中，阐述了人类能力的局限。从而说明，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环境中的位置以及自然对人类永恒价值等方面进行反思。最后，说明人类自救的途径：控制人口、植树绿化和节能减排，已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及措施阐释。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人已从宗法观念或囿限于传统小农自然经济的眼光和实用的目的而非常直观地做了诠释，但在理论思维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更为深刻。马克思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 “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句话的含义。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讲道：“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异民族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进一步深刻揭示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只有生存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笫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段话深刻提示出，人类生存发展历史是以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为起始原点的，而且，不但人类历史原始起点是如此，而且之后，也是从不断被自身活动“变更”了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条件上重新“出发”去演绎自身历史的。这就明确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不是随意的，而是受不断“变更”了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所制约的，是它决定着人类生存状况乃至发展方向；人类怎样对待自然（变更生态环境），就是怎样对待并决定未来自身发展史；从这些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决定着自身未来命运，因此我们也应以这样的深度去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当今生态环境问题。
以上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之所以用到这些零散的资料信息，一是因为难以寻找密切综合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学术专著。二是专以参阅学术专著，易束缚思想，影响独立思考。三是多参用耳熟能详，广为传诵的中国古籍中的思想片段和反映现实、紧贴发展实践的信息、文章、资料，既能起到对古代文化作出新阐释、赋予时代新内容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又能贴近现实生活实践，使言之有物，从而增强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践行自觉性。
本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是引用有关自然生态资源气候环境和人口问题的报刊时讯资料，以说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和形势，指出人口膨胀压力和传统发展方式和观念是主要原因，表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性。中间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是理论阐述，是本书重点。从中国古代“天地人合一”观、人类能力（科技水平）局限性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人口及生育观转变、草木植被重要生态功能价值和现代生态经济学五个方面，深入分析阐述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从而得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必然性。结尾部分即第三章，阐明国家计划生育、生态建设、南水北调、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及科技创新等科学发展举措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根据报刊时评时论对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增强通俗感和可读兴致，力求论述的思辨性、文学性和文字雅俗文白相参特色；以小道理说明大道理，以小观点证明大观念；在一般理论阐述中，力求语言更带些哲理特色，表达更生动活泼些；对一些实况描述中也常带感情抒发；为用中国古圣贤以传统文化语言“天地人合一”表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论，与当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贯通起来，既增强人们对这一关系思想文化的历史感，又赋予其时代精神科学内涵，使古今相互映照生发，使这一传統文化继承与发展创新相结合；总之，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通过对当今人口、生态、气候、资源、环境和发展状况的描述，使人们充分认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进而以此基础，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历史反思，以深化认识。然后对应用对策进行了力求合情合理和切合实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