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怎么能是事(3)

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被证明并非完全无效。在“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里，规定了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经济、军事顾问，以及中日合办警察、兵工厂等。所有条款里面，以它对中国的危害最大，袁世凯称之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因此以今后再行协商为由坚决予以拒绝。迫于多方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删去此条款。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对“二十一条”做出答复，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随后日本摆出大战的姿态，陆军纷纷出动至奉天、山东，海军舰队驶进福州、厦门、吴淞、大沽口等处。

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在总统府讨论此事。袁世凯认为既已取消第五号条款，其他条款不是亡国条件，在万得不已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接受。大多数与会要员也都主张接受日方要求，唯有段祺瑞独持异议，他重申要动员军队，对日本示以强硬态度。

5月9日晚上11点，在英美驻华公使都劝告中国“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这就是后来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该条约使得日本在中国满蒙、山东的利益得到巩固和扩展，但对比原案，损失已降到最低程度。

无端次长萧萧下

“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发誓要带领国民奋发图强，以便有一天能够与日本“抬头相见”。在他授意下撰写的《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他当时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可是袁世凯刚刚说完狠话，转过头去做的，却不是如何抓紧时间富国强兵，而是如何更快更无阻碍地坐上龙椅。

复辟浪潮不落反涨，段祺瑞为此忧心如焚，他决定再次面谒袁世凯。徐树铮知道后，认为袁世凯对帝制已经走火入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段祺瑞再去劝说，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还会进一步招致袁世凯的忌恨。

段祺瑞也清楚若进谒无效，自己的处境将更为不利，但他认为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尤其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自取灭亡而不顾。

恰在此时，袁世凯派人来段公馆，劝段祺瑞不要跟他顶着干，以便消除双方的不愉快。段祺瑞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搞帝制实在不得人心。

说客不以为然：“总统也好，皇帝也罢，不都是一回事吗？”

“怎么能是一回事！”段祺瑞顿时认真起来，声调也提高了。

说客见段祺瑞一脸严肃，赶紧说：“芝泉，老头子做了皇帝，对你我有什么不好？”

“我不是为个人计较，”段祺瑞忍不住直抒胸臆，“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说客被说得满脸通红，匆匆起身告辞而去。

第三次按约定时间见到袁世凯，段祺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有所保留，他不顾一切地向对方陈述利害，说明复辟帝制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

袁世凯的表情开始很紧张，继而又恼羞成怒，他厉声回答段祺瑞：“这是芸台（袁克定的字）和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地重视呢？”

段祺瑞也变得更加激动，他站起来大声说：“祺瑞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之恩，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将悔之晚矣！”

忠言逆于耳，袁世凯对这位昔日的“干城肱股”早已不耐烦了，拿来跟陈宧一比，更是觉得段祺瑞面目可憎。他没有再正面回答段祺瑞的问题，只以关心的口吻说道：“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见袁世凯下了逐客令，没法再谈，段祺瑞只得留下一句“总统好自为之吧”，然后离开了总统府。

袁世凯憎厌段祺瑞，也有他那帝制班子的一份“功劳”，这些人都巴不得段祺瑞早点消失——北洋老将之中，袁克定最忌的就是段祺瑞，因为段祺瑞对他向来都毫不敷衍，能给冷脸就决不给笑脸，特别是一闹帝制，二人更是势同水火，完全敌对。除了袁克定，在陈宧等人眼中，段祺瑞也从来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自然也不会在袁世凯面前说段祺瑞多少好话。

看到段祺瑞屡次进谏，袁克定唯恐帝制活动受其影响，忙不迭地在外面放风，说中国之所以要向日本屈服，缘于陆军不能作战，而陆军不能作战，又缘于陆军部无人负责，总长在其位不谋其政。

从小站练兵起，段祺瑞就与袁克定熟识，对其也很照顾，他想不到袁克定会这样大泼自己的脏水，把“民四条约”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不由气愤至极，大骂袁克定忘恩负义。

这时徐树铮以陆军部的名义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想请示给陆军部部员加薪。本来是正常的请示，但袁世凯正对段祺瑞怀恨在心，不仅予以退回，还在呈文上亲批了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以徐树铮极强的个性，哪里能忍受这个！他马上直奔段公馆，把批文交给段祺瑞：“说咱们没人心，这是骂我，还是骂总长呢？”

联想到近期来袁世凯曾托人稍话，告诉他要多加休息，注意身体，段祺瑞意识到袁世凯对自己成见已深，所谓休息云云，不过是要他自动辞职挪位子而已。悲愤之下，他长叹一声，对徐树铮说：“算啦，不干了！”

5月31日，段祺瑞向袁世凯称病辞职，而后不待批准，就到西山去了。

袁世凯巴不得段祺瑞早点在面前消失，但段祺瑞真的辞职了，他又不得不惺惺作态，假意挽留。对段祺瑞的辞职呈文，他没有立即予以批准，而是特批了两个月病假，同时还赠送了人参和医药费。

段祺瑞请辞的当天，袁世凯即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士珍并不想干，但吃不消袁世凯一再坚持，只得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陆军部，徐树铮的饭碗自然也难保。很快，肃政厅就对他进行了弹劾。

徐树铮被抓到的“小辫子”是浮报军火。有一年由徐树铮经手，从美国购买了一套兵工制造设备，全部价值九十三万美元，美商付给徐树铮百分之三的经手佣金。当时美元一元合中国银元三元三毛，算下来，徐树铮可得佣金九万余元，但他一毛也没往自己兜里揣，而是直接请示了段祺瑞和袁世凯。

袁世凯批复说既是美商规定的佣金，可以收受，如果觉得数额过大，不便私有，不妨拿去办教育事业。徐树铮听从其言，果真用这笔资金在北京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报馆。

袁世凯厌恶徐树铮的是“跋扈揽权”，是他作为段祺瑞智囊和灵魂的身份，可是仅此无法为其定罪，于是就把这件往事搬出来，说徐树铮在订购军火时浮报了四十万元。

1915年6月，袁世凯下达命令，以涉及受贿、存在弊端等为由，把包括徐树铮在内的三位次长（交通部次长、财政部次长、陆军部次长）一起予以罢免，时称“三次长参案”。

此时袁世凯已将各省督军改为将军。各省将军奉召入京开会，时间上正好跟罢免案撞在一起。日本驻京公使馆的一家报纸就此登了首打油诗，讽之为“无端次长萧萧下，不尽将军滚滚来”。

不要听信谣言

就在帝制流言满天飞的时候，冯国璋也为此事来到了北京。

北洋将领之中，冯国璋对清室应该算是最有感情的。直到民国建立后，冯府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仍挂着红顶花翎的官帽，为了避免沾染上尘土，他还特地拿一块紫色的“帽袱子”盖在了官帽上，甚至于冯国璋的辫子也是在大半年后才剪掉的。

清帝逊位前，袁世凯特别召集了一次会议，冯国璋也勉强与会。会上，袁世凯宣布皇帝将要逊位，国家将改为共和体制。冯国璋当时就问道：“逊位逊给谁？”袁世凯回答：“逊给国民。”他听了顿时无话可说。

会议结束回家后，冯国璋把几个儿子都叫到自己的卧室，神情异常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逊位逊给某某人的话，我连那个人一块儿打。”

这个“某某人”指的就是袁世凯。换句话说，对于共和，冯国璋可以接受，或者说不得不接受，但要是袁世凯想把清朝皇帝推翻了自己做皇帝，他会不惜与之翻脸。

实际上，那时冯国璋掌握着禁卫军。禁卫军内除步兵一标的兵员是汉族外，其余不是满族就是蒙古族，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拥护清廷的。如果不是冯国璋进行了有效控制，禁卫军一闹起来，北京势必大乱，而在清帝逊位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前，袁世凯最为担心的也正是禁卫军方面是否会有异动。

一晃三年过去了，“逊给国民”言犹在耳，难道袁世凯还会自食其言？冯国璋不相信。为此，他让津浦路局挂了一节“花车”（指有豪华装饰的高级铁路火车车厢），决定到北京去探个究竟。

随冯国璋北上的，除其随从外，还有被冯国璋称为学问和文笔一时无两的梁启超。路上，梁启超又提到了那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袁世凯会不会做皇帝？

冯国璋立即答道：“芸台（袁克定的字）他们为了享受将来一套长久的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指袁世凯）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绝不至于这么笨。”

接着，他还用很自信的语气对梁启超说：“以我和项城向来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来。”

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冯国璋便去总统府谒见袁世凯。见面以后，袁世凯问他来京有什么事。冯国璋说好久不见，自己一方面来“看看总统”；另外一方面是听到外面有一些关于帝制的“谣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袁世凯似乎很感慨地反问道：“像这样的谣言，别人能够相信，你我是多年的老兄弟了，难道你也相信吗？”

说到这里，袁世凯居然落下泪来：“像你这样的老兄弟也相信这个谣言，我觉得很难过。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算做皇帝能有几年？而且要知道，帝制的事，为的是长久，为的是传后。我这几个儿子，哪一个够得上做皇帝的材料？”

袁克定因骑马摔伤，就医治愈后成了瘸子。按照袁世凯的说法，袁克定仅仅形象上就过不了关，老二袁克文虽然四肢健全，却又放荡不羁，风流浪子一个，更难以服众。

临别时，袁世凯又郑重地嘱咐冯国璋：“不要听信谣言。”

冯国璋信以为真，回去后就对随从们说：“项城（指袁世凯）的心事到底被我问出来了。他是决不做皇帝的。”

冯国璋不会想到，他前脚一走，袁世凯后脚就连声说：“冯华甫（冯国璋的字）岂有此理！”

在“北洋三杰”中，段祺瑞对袁世凯最为忠心，王士珍居中，冯国璋表面捧袁，实际上始终心存清廷。对冯国璋这种敷衍的态度，袁世凯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但冯以江苏督军坐镇南京，其作用和影响力并不比当年在京师执掌禁卫军差多少，这又使得他对冯国璋始终存有三分畏惧，自然就不敢在帝制问题上跟对方讲真话了。

其实，袁世凯说的那些他不会当皇帝的理由，恰恰正是他想当皇帝的理由：袁家祖上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就算这样，能过两年皇帝瘾也是好的啊！何况这也是蒙别人的，袁世凯那时可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活不过六十岁；袁克定早就被袁世凯定为事业的继承人了，要不怎么会让他参与军政要务，又苦心积虑地将其推上陆军模范团团长的位置？

袁克定很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本人一直是帝制活动的主要幕后主持者，当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反对帝制，袁世凯听闻后，经常把报纸要去阅读，袁克定为此不惜派人每天印制假的《顺天时报》供其“御览”，用假消息、假报告来欺骗其父。

就在段祺瑞退居西山、冯国璋进京探问的时候，袁府早就是一派“皇室气象”了。袁克定以皇储自居，号“青宫储贰”，外界则戏称他为“克宗定皇帝”。就连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的袁克文，也有人帮他刻藏书印章，曰“皇二子”，篆文中的“皇二”与“皇皇”类似，所以外界戏称袁克文为“皇皇子”。

暗杀

冯国璋离京前，特地到西山看望段祺瑞。当他谈及袁世凯无意称帝时，段祺瑞苦笑着连连摇头。

冯国璋便试探着问他：“万一老头子真的称起皇帝，我是说万一，芝泉将如何处理？”

“我不赞成帝制，但要我与项城对着干，也做不到。”段祺瑞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心境，“我不想让人骂我段某忘恩负义。项城倘若一意孤行，我只有解甲归田。”

段祺瑞自西山养病起便闭门谢客，什么人也不见，仅仅和前往探望他的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谈过话。

“北洋三杰”不仅是武备同学，还是结义兄弟，其中冯国璋居长，王士珍次之，段祺瑞最小。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亲密融洽，但段祺瑞因为怕袁世凯猜忌，起初连王士珍都不想见。王士珍到段公馆，段祺瑞的夫人张佩蘅亲自出来挡驾。王士珍说：“我就是看看芝泉的病，没有旁的意思。”说罢硬闯了进去。

王士珍进去后，段祺瑞也只跟他说了几句，会面就结束了。

尽管段祺瑞已流露出了倦怠官场之意，但袁世凯对他仍不放心。在段祺瑞最初称病期间，袁世凯多次派“御医”给段祺瑞诊治，还不断派人往段公馆里送东西，什么鸡汤啊、参汤啊，差不多天天都有，以示关怀。袁世凯的这些举动明为关怀体贴，实际也是为了监视、打探段祺瑞的动向。

外界甚至传说，袁世凯因为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曾在一碗鸡汤里下了毒药，想把段祺瑞毒死。不料这碗鸡汤被段的一个姨太太喝了下去，结果立刻毒发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