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怎么能是事(2)

袁时代的另一大政绩是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他利用特设的肃政厅，向各部院派出许多肃政使，专门检查是否有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情况。前总理赵秉钧有一个心腹叫王治馨，曾先后出任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既是赵秉钧的心腹，自然也就是袁党的人，然而在肃贪风暴中，王治馨也被弹劾贪污，随后被袁世凯下令逮捕，不久即予以枪决。

其实王治馨在任上才受贿五百元，区区之数，本来罪不至死，之所以要处罚得如此严厉，说白了，无非是要借他的人头来立信、立威，并确保其他整肃行动畅通无阻。

袁世凯当政初期，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辛亥革命时期北洋系内部曾经存在的“忠清忠汉”之争和“造反成吗”的怀疑，也都渐渐消失，此时的袁世凯无论权势还是声望都极一时之盛。

在第一次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宴会上，袁世凯曾大饮其酒，显得特别高兴。他由衷地对众人说：“多赖诸君努力，国是得以粗安，继此以进，不难臻于隆盛之治……”

得意之余，袁世凯的心态渐渐出现变化。特别是在完成对“二次革命”的镇压，暂时削除包括国民党、国会在内的大部分外部威胁及牵制之后，他开始相信“南人不复反，天下莫予毒”，而单单做个总统，已不再让他觉得过瘾了。

缺德

中国人野心的极致，可以用孙猴子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来形容。不妨这么说，在许多老派中国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皇帝，袁世凯的政治理想其实跟他们并无二致。

袁世凯本身是个很迷信的人，既信批八字，也信看风水。有人曾给他批了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而在他的老家河南项城，其家族墓园更被描绘成了一个龙凤呈祥的所在：依其地势，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有一代帝王之相。

对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袁世凯既迷又信。随着个人的不断“成功”，他的自我感觉也在不断向“成龙”方面靠拢。每次遇到事情办得不顺利，他都会理所当然地归咎于制度的毛病，说是“共和”妨碍和束缚了他。

什么叫共和？只有共亡而已！

与此同时，袁世凯周围的许多人对他复辟帝制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袁克定自不消说，天天做梦都想当太子。除了袁克定，袁氏幕府中对帝制逢迎最厉害的是陈宧。

陈宧原为黎元洪的幕僚，后由黎元洪推荐，以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升了官的陈宧发现靠黎不如靠袁，便过河拆桥，转投袁世凯帐下，并很快成为袁幕“智囊”。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和重用，陈宧有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袁世凯找他咨询要政，他通常都会预先准备左中右三策，而且每策都有详细纲领和说明。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采用的一些计策大多来自于陈宧。比如调黎元洪入京，把湖北完全纳入北洋掌握之中，同时借以约束南方新兴势力。又比如逐步收复四川地方政权，使四川成为控制西南的机动重地。其他诸如在国会中离间各党派，收买异己等等诡诈之术，陈宧也献了不少。

陈宧的问题不是无才，而是缺德，也就是缺乏政治道德。在这一点上，他恰恰又是学习了袁世凯过去的做法。

当初袁世凯为了能够取得慈禧的信任，经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晚清笔记中记载，有一次慈禧过生日，封疆大吏们挖空心思，搜珍选异，都想不惜代价地搔到帝国第一权贵的痒处，唯袁世凯没有轻举妄动。

慈禧前去“视察”进贡给她的宝贝，一边看一边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到最后她忽然望着墙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吟半天都不说话，接着便离开了。

这个镜头被袁世凯完整收录。虽然袁世凯当时并不在慈禧身边，但他却有办法观察到慈禧的一举一动，犹如在宫廷里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说奇怪也不奇怪，太监们收了袁世凯的贿赂，会随时向他透露慈禧的动向，哪怕是一个表情动作的细微变化。

袁世凯实在够聪明，当太监把上述情形透露给他时，他第一时间就抓住了关键点，而且迅速猜出了其中的玄机，随即一拍巴掌，说“得之矣”——我明白了。

很快，袁世凯就向慈禧送去了礼物，那是几幅装裱得十分精致的名画。慈禧收到画后，乐得合不拢嘴，说“慰亭（袁世凯的字）真懂我啊，我正想着画，他就送来了”。

原来在所有贡品中独缺名画，但这东西又不好直接向大臣们开口索要，故而才有了慈禧望空白墙壁出神的桥段。

与先前收到的那些奇珍异宝相比，这几幅画其实最不值钱，然而它妙就妙在画龙点睛，暗合了老太婆轻易不肯道出的心思，袁某拍马奉迎的功夫可称一流。

清流派出身的张之洞与袁世凯向来不对付，他为此很看不起袁世凯，曾称他是“不学有术”。

这小徐也太狂妄了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陈宧师袁世凯之故智，几乎全盘复制了其权术。他整天揣摩幕主的心思，袁世凯喜欢什么就竭力怂恿什么。同时陈宧还收买了袁世凯身边的办事人员，因此对袁世凯的各种私心杂念，一样知之甚详。

陈宧向袁世凯献策，准备好的三策并不是一起拿出来，而是分置三处，其中左策置于左袖，右策置于右袖，中策置于靴筒内。他一观察到袁世凯的意图与某策相符或相近，就把那一策拿出来呈献，也不管那一策是否真的符合袁氏的长远利益。

袁世凯总是能被陈宧挠到痒处，吃惊之余，经常笑着夸赞对方：“二庵（陈宧的号）所见，实获我心。”

陈宧升任四川总督，去袁府向袁世凯辞别时，他忽然一反常态，说：“我马上要走了，有一句真心话不得不讲出来。”

他的“真心话”居然是：“大总统啊，你决不能以个人为重，以国家为轻！”

袁世凯听后一惊，默然。

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有一个段子，说有人如此“批评”领导：“您怎么能这样？您怎么能不顾身体地忘我工作！”陈宧的套路与此类似，而且还加入了极其逼真的动作表演，但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下来，止都止不住。

“共和国体，为举世所诟病，大家都说很糟，糟透了。现在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总统既负天下苍生之重，怎么能牺牲国家利益，以徇那些革命党人之私呢？”

这就是陈宧对领导的“批评”，毫无疑问说得袁世凯心花怒放。

陈宧对袁世凯的心理活动可谓了如指掌。袁世凯在做了总统并且已消灭或驱逐了大部分政敌之后，也许什么都不缺了，缺的就是一个皇帝宝座，一如进贡给慈禧的所有贡品中，还少一幅名画。其间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当事者不能说出来，得由你替他做到。

在陈宧“批评”完后，袁世凯继续保持着沉默。这时陈宧便长跪不起，而且还做出了更恶心的举动——用嘴咬着袁世凯的靴头不肯放，一副忠犬的模样。

袁世凯见状，便说了一句：“你跟芸台（袁克定的字）谈一谈吧。”

袁克定平日除了对段祺瑞等老资格的北洋宿将不得不敬外，跟包括陈宧在内的其他人说话，通常都爱理不理。当陈宧奉袁世凯之命前去拜访时，他起初仍旧抬着眉毛，翻着白眼。直到袁世凯派人赶到，宣布了一道口谕：“总统有命，请你速与陈宧将军结为兄弟！”

袁克定闻言，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与陈宧互换兰谱，称兄道弟，从此双方在帝制活动上结成了联盟。

段祺瑞没有想到，在袁世凯亲口对帝制加以否认的情况下，社会上的帝制活动竟然又加紧了，并且逐渐由暗中转向公开。不得已，他只好再次求见袁世凯。袁世凯嘴上还是不承认自己要复辟帝制，不过其态度神情已明显不如以往那样坚决。

在是否要坚持共和这一问题上，袁、段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段祺瑞虽然一生崇尚强权和铁腕，也配合着袁世凯跟国会唱过反调，但作为“一造共和”的主要参与者，他不可能出尔反尔，转而否定自己的历史。与此同时，站在现实政治需要和袁世凯的角度，他也深知此举有多么危险。

就世界政治趋势而言，各国大多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鲜少由共和制退回君主制的成功例子。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皇室尊荣扫地，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若再行帝制，必将引起人心浮动，有百弊而无一利。

再者，共和乃民国建国之基础，基础变更非同小可。换句话说，你可以从内心上不认同共和，也可以搞事实上的独裁和“终身总统”，但绝不能干脆取消共和。共和不取消，做什么都是搞政治；一取消就意味着叛国，国人可共讨之。

提到国人共讨之，当时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在国体问题上，革命党人历来寸步不让，虽然他们在“二次革命”中落败，但力量尚存，逃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随时可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复辟帝制只会给他们制造东山再起的机会。为此，段祺瑞郑重劝告袁世凯：“一隅有变，牵动全局，说不定又要酿成大乱，后果不堪设想！”

段祺瑞两次诚恳进谏，不仅没有能够打动袁世凯，反而让他判明了段祺瑞的真实态度。原本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宿将对帝制不热心、不支持，现在发现自己的担心成为现实，他自然非常失望，同时也盘算着该如何清除眼前的这一障碍。

便捷的办法当然是找个人替代段祺瑞，但是陆军总长的位置如此重要，并不是谁来都行，何况还要保证北洋系不致群起反对，从而与自己离心离德。

等而次之的办法就是架空段祺瑞。统率办事处、军需处虽然分走和限制了陆军部的权力，但离架空还有不小距离，而这时因为段祺瑞经常不上班，陆军中的一切大权又都掌握在徐树铮手中，也就是说若想真正架空段祺瑞，就必须撤换或调走徐树铮。

其实最早欣赏和使用徐树铮的人正是袁世凯，徐树铮也曾在袁府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但是自从知道陆军部事务都由徐树铮大包大揽后，袁氏父子就再也不喜欢他了。

某次，袁克定想在陆军部安插个熟人，于是找到段祺瑞，段祺瑞说已交徐树铮办理，袁克定便让这位熟人去找徐树铮查问。

徐树铮正在开会，要那人等几天再来。几天后，此人又到陆军部求见，徐树铮说：“你去查查批文吧。”

那人欢欢喜喜地跑去一查，只见徐树铮的批示上写着：“查本部已无空缺，批驳，验过。”

袁克定大失脸面，袁世凯知道后也非常不快，说：“芝泉怎么会用徐树铮这种人！这小徐也太狂妄了！”

袁克定顺势建议：“除掉小徐，芝泉就少了臂膀。”

袁世凯点了点头。不久他就把段祺瑞召至总统府，特意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芝泉啊，我想给小徐换个位置，让他到参谋部去，你看如何？”

段祺瑞一听，就像夺了他的心肝宝贝一般，立即大声顶撞道：“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言下之意，就是只要让他当陆军总长一天，徐树铮就无论如何动不得。

袁世凯没料到段祺瑞居然会如此顶撞自己，顿时就火了，他大声喊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段祺瑞歪着鼻子不吱声。袁世凯一看他这样子，只好以一句“从长计议”把场面敷衍了过去。

忧心如焚

进入1915年，袁、段在对外政策上也开始出现严重分歧。1915年2月，日本趁欧美国家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之际，通过出兵方式，夺取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紧接着，又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该条约共分为五号二十一个条款，所以被称为“二十一条”。有评论认为，如果中国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条”，就会成为亚洲的第二个印度，即日本的保护国；但要是拒不接受，日本也会以此为由大举侵华，而且同样可以把中国逼到亡国的边缘。

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人成长的时代，虽然新旧理念已处于交替之中，但社会思潮的主流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段祺瑞为例，在他所就读的武备学堂，熟读经史以“感发忠义之心”，仍是学堂的根本宗旨，熟读并背诵经史，乃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中学”和经史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发扬民族气节息息相关。长期处于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之中，使得段祺瑞等人在骨子里普遍有一种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军进攻威海卫，刚刚学成归国不久的段祺瑞就曾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督率学生协守炮台”。

得到“二十一条”的相关消息后，段祺瑞立即以陆军总长的名义，领衔十九省将军致电政府，表示坚决反对签约，为此不惜与日本决战。在电文中，他慷慨陈词：“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然而袁世凯则有不一样的考虑。此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不过才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又得到了较大提升，它能够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就是一个明证。

与日本相比，中国这二十年却过于曲折，不但未怎么前进，大多数时候还在后退，尤其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已经是元气大伤。辛亥革命后，总算有了一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气象，可是若论国家实力对比，恐怕还不及甲午那时候呢。在这种条件下与日本硬碰硬，确实非常困难。

袁世凯是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北洋政府成立后，还特地聘请了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做自己的军事顾问，当然比别人更清楚中日军事水平的实际差距。发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他只能在政治策略上动足脑筋，即一面让外交部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一面暗中向报界泄露条约的部分内容，以期让英美对日本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