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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不叫“洋芋”叫“土豆”

1832年，一个叫林赛的英国人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来到上海，耳边不断响起的是“外夷”“鬼子”等称呼。林赛极为不满，随即在上海道台打了一场关于“夷”字的官司，按他的观点，充满敌意的“夷”应该被禁止。这场官司以1858年6月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收场，其中第51款称：“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夷字。”

即使英国人打赢了这场官司，除上海之外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照叫“夷”不误，而上海人则在称谓方面有了细分法则：英国人为“大英人”，法国人为“法兰西人”，美国人为“花旗人”，德国人为“迦门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夷场”也被“洋场”所替代。

上海与“洋”的关系，从那个时候便初见端倪。不仅普通上海民众开始强烈地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并且在温和中接受，整个上海的文化也因为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显得微妙起来。

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每每在上海出差，或是和上海人聊天，也还是逃不出“洋气”这个概念。

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

晚上七八点，按照约定好的时间，你来到外滩X号，那家特定的法餐厅（或西班牙餐厅）。接待你的可能是一位穿着黑裙、化着精致妆容的东方美女，也有可能是一位西装笔挺、不会说中文的西方帅哥。他们询问你的预订信息，你报上名字，把外套交给他们，被领到座位上。

如果你的朋友还没有到，你会看看窗外的景色开开小差。远眺，是灯火辉煌的浦东新区。1995年投入使用的东方明珠塔已经立在那儿二十多年，它的旁边是无数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88层的金茂大厦、101层的环球金融中心、118层的上海中心大厦，一个赛一个地代表着现代与未来。

缓过神来，朋友到了，你起身，上前拥抱或者握手。你们拿起一定有英文翻译的菜单，点起菜来。餐毕，朋友问你要不要去旁边的外滩X号再喝一杯，你点头应允。去到那里，有爵士或者蓝调风格的现场驻唱，外国客人很多。不少人都是精心装扮的。小酌一杯之后，你回到酒店。

这是很典型的上海之夜。

都市奇观、国际化的餐饮服务与酒吧文化、标准化的国际连锁酒店，洋气吧？

第二天醒来后处理完公事，你可以到半岛酒店喝一个下午茶。大厅的一边有小提琴和大提琴混合着的古典音乐演奏，身边一桌一桌的外国奢侈品包，去那儿的姑娘们总是像拼了似的，拿着那些一看就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的包。一次又一次地，她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别人拍，自己拍，不亦乐乎。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和一个上海女孩抱怨，她惊讶于我的不解：“啊？你要懂的呀，去半岛酒店就是要拿名牌包包的呀，大家都知道的呀。”

哦。

但在我看来，如果只按照上面的方式来理解上海的洋气，未免有点肤浅。如果我们能透过表面的那些花哨，稍微往深处看一下的话，就能看到上海人更“洋气”的一种“契约精神”。

任何一个和上海人谈过生意的人，都有可能领教过这种契约精神。在前期的谈判过程中，他们恨不得“烦”死你，条件和细节都会谈得很细，细到你读起来都麻烦。但值得敬佩的是，一旦合同签好，到了执行阶段，上海人总是会用非常强的执行能力去践行合同精神。

这样的精神和上海的历史不无关系。回望往昔的十里洋场，那个时候，上海人是第一批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这便影响了后来上海的商业环境和人们的商业意识。

“洋气”是什么？作为一个较真的人，我总想弄个清楚，却又不得要领。直到有一次和一个南方的朋友聊起这个，他问我：“土豆在你们那儿叫土豆，我们这儿就叫洋芋，都是一个东西，那你说这东西到底是土气还是洋气？”

我当时一笑，转手发了一条微信给一个上海的朋友：“在上海的超市里，土豆更多是叫‘土豆’，还是‘洋芋’？”得到的是对方两条回复。

第一条是：“这是什么问题？”

第二条是：“叫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