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1)
傻小子伊万和金鱼的故事
——你问我明白什么？我明白一个时代的主人公很少会是另一个时代的主人公，除了傻小子伊万和艾米丽这些俄罗斯童话中最招人喜欢的主人公之外。我们的童话故事，讲的都是人的运气和那一刻的成功，等待奇迹出现，一切危难都烟消云散。躺在炉灶边，心想事就成。炉灶自己就能烤出大饼，一条小金鱼能满足你所有欲望。要这要那，要啥有啥。我想要美丽的公主！我想要住在一个王国里！河里流着的是牛奶，岸上淌着的是蜂蜜。我们天生都是梦想家，但精神却是疲惫而痛苦的。事情很难做，因为力量远远不够，事业停滞不前。神秘的俄罗斯灵魂，人人都试图了解它……大家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灵魂的后面又是什么？我们的灵魂后面，还是只有灵魂？我们喜欢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或者读书思考。我们的主要职业是读者和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感觉到俄罗斯的特殊性和排他性，虽然对此没有任何根据，除了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一方面，这阻碍了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某种莫名的理性。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俄罗斯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才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出色和与众不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俄罗斯之路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奥勃洛摩夫——而不是希托尔兹[1]，他们就这样整天躺在沙发上等待奇迹出现。灵活能动的希托尔兹倒是受到我们鄙视，因为他们减少了人民最喜欢的桦树林和樱花园，他们要在那里建立小工厂赚钱。对我们而言，希托尔兹这类人太陌生……
——俄罗斯厨房……十分简陋的“赫鲁晓夫”小厨房，九到十二平方米（那算是幸福的！），隔壁就是不隔音的厕所。苏联式的房型设计就是这样。窗边上摆着旧沙拉罐子里栽种的小葱和栽在花盆里的芦荟。我们的厨房，不仅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还是办公室和演讲坛，是可以进行集体心理辅导的地方。在十九世纪，全部俄罗斯文化都存在于贵族的庄园里，到了二十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六十年代精英群”[2]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在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厨房里产生出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胡扯政治笑话……那时候的政治幽默真是遍地开花！例如：“共产主义者是读马克思的人，反共产主义者是懂马克思的人。”我们都是在厨房里长大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一起听加利奇[3]和奥库扎瓦[4]，熟知维索茨基[5]。我们偷偷听BBC（英国广播公司），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我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那天我们坐在厨房里，一直聊到午夜，我们的女儿，当时她十二岁，就在一个小沙发上睡着了。我们畅所欲言大声争吵，女儿在睡梦中也不断喊叫：“不要再谈政治啦！总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斯大林……”（笑）
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还有伏特加。七十年代我们喝的是古巴朗姆酒。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迷恋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往古巴革命！还有切·格瓦拉式的贝雷帽，好莱坞明星般的帅哥！唠叨无休无止，恐惧无处不在，担心有人在窃听我们，甚至隐约感觉正在被窃听。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我们甚至从这种虚假生活中获得了快感。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如今，贫困成了耻辱，甚至不健身也要羞愧……简单地说就是显得你不成功。我属于打扫庭院和看门人那一类。曾经有一种内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我妻子和我毕业于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她找到了一份扫院子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在锅炉房做司炉工。连续工作一昼夜，然后两天在家轮休。那时工程师挣一百三十卢布，而我在锅炉房挣九十卢布，就是说我情愿少得到四十卢布，以换取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读书，读很多书。我们有时间交谈。我们认为自己在产生思想。我们梦想着一场革命，但又害怕，怕等不到那一天。那时候，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室内盆栽植物”。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就如后来才明白的那样，其实都是幻想和杜撰，关于西方世界、资本主义还有俄罗斯民族。我们都在海市蜃楼中。这样的俄罗斯，不管是书本里的还是我们厨房中的俄罗斯，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九十卢布变成了十个美元，这样根本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就从厨房走到了大街上，结果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夸夸其谈说空话罢了。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谁在乎你是否通读过黑格尔？“人文科学家”听起来就像一种症状，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曼德尔施塔姆[6]的作品举在手上。很多未知的东西都打开了。知识分子贫困到颜面尽失。每逢休息日，印度教黑天神的崇拜者们就在公园安置临时厨房，发放汤食和一些二手货。老人们排起整齐的队伍等候领取，令人哽咽。他们中的一些人用手掩住了脸。我们那时候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饥饿是很自然的。我和妻子开始经商。到工厂去批发四到六箱冰激凌，再去市场上卖，那里有很多人。由于没有冰箱，几小时后冰激凌就融化了。我们会分给那些饥饿的男孩子，他们好开心啊！妻子卖冰激凌，我就来来回回地搬运，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去卖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以前经常回忆起我们的“厨房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啊！多么美丽的女人们！那些女人鄙视富人，不可能用金钱买到她们。可现在世道变了，没有任何人有真感情，大家都为了赚钱。金钱欲望的膨胀，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我们是如何对老戈从爱到不爱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人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气息。报纸热销。那是一段充满巨大希望的时间，我们简直是一脚踏入了天堂。民主是个我们不认识的野兽。那时候我们多么疯狂，跑来跑去，到处开会：我们知道了有关斯大林的所有事情，知道了有关古拉格的真相，我们读到了雷巴科夫的禁书《阿尔巴特街的儿女》[7]和另外一些好书，我们全都成了民主党人。我们犯了多么大的错误！所有电台都在高声宣布真相……越快越好！快去看啊！快去听啊！然而并非所有人为此做好了准备……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反苏情绪，他们想的只有一件事：好好过日子。他们想要买到牛仔裤，想要买到一部录像机，而最终的梦想就是有车！每个人都喜欢鲜艳的衣服、美味的食物。当我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带回家时，母亲吓坏了：“如果你现在不扔掉这本书，那么我马上就把你踢出家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婆的第一个丈夫被枪决了，她却说：“瓦希卡不值得同情，逮捕他是正确的，谁让他舌头那么长。”我问她：“外婆，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只有让我的生活经历和我一起咽气，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切都被压路机碾平顺了。老百姓无法发起改革，能进行改革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巴乔夫和少数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是共济会成员……他出卖了共产主义，把共产党人抛进了垃圾桶，把共青团员送到了垃圾填埋场！我痛恨戈尔巴乔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国。我一直把苏联护照作为最宝贵的物品珍藏着。是的，我们曾经排长队领取枯瘦的死鸡和腐烂的小土豆，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爱她。你们住在“布满导弹的上沃尔特”[8]，而我住在一个伟大国家。西方人一直视俄罗斯为敌，他们害怕她，如鲠在喉。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掌权，谁都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我们只被他们当成一个石油、天然气、木材和有色金属的仓库。我们以石油换内裤。这是没有私人衣物和破烂家具的文明，苏联的文明！总是有人想要让她消失。这是中情局的行动计划。美国人已经在统治我们了。他们付给戈尔巴乔夫高额报酬……不过人们迟早会审判他。我们希望犹大活到人们发怒的那一天。要是能够在布托夫斯基刑场亲手射穿他的后脑勺，我会十分满意。（他用拳头重击桌子）幸福来到了，是吗？现在是有香肠和香蕉了；但我们却是躺在狗屎中，吃的都是嗟来之食。超级市场代替了祖国。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那我不需要这种自由。呸！他们把人民踩在了地上，我们成了奴隶，奴隶！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下，厨师是国家的管理者，还有工人，挤奶女工、纺织工人。可现在呢？坐在议会中的都是土匪强盗，揣着美元的亿万富豪。他们应该坐在监狱里，而不是在议会上。他们用改革欺骗了我们！
我出生在苏联，而且我很喜欢苏联。我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用《真理报》教我认字。每到节假日我就跟着他去游行。泪水湿透了眼睛……我曾经是一个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我就没来得及成为共青团员，无比难过。我是个“苏联分子”，对吧？我的父母也是“苏联分子”，爷爷和奶奶也是“苏联分子”！我的“苏联分子”爷爷1941年战死于莫斯科城下，我的“苏联分子”奶奶是游击队员。自由派的老爷们正在制作自己的规矩，希望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当成黑洞。我恨他们这些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9]，请用小写字母写他们的名字，因为我痛恨他们。我不想去美国，我只想回到苏联……
——那是非常好、非常纯真的年代……那时我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已经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许多移民西方的俄罗斯人返回祖国，形成了热潮！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打破旧架构，构建新制度。我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语言学系，又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的梦想是从事科学研究。那些年阿维林采夫是众人偶像，在他的讲堂上聚集了莫斯科所有的文化知识精英。我们大家在会面时都相互支持着彼此的幻觉，好像我们将很快成为另一个国家，我们要为此而奋斗。当我得知一个同班同学移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你难道真的舍得离开吗？我们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和书写“自由！自由！”的字眼，货架上的奶酪和肉，甚至盐和糖，都消失得更快。空空如也的商铺，令人感到恐惧。所有商品都得凭券购买，就像进入了战争状态。我们的奶奶救了一家人，她从早到晚跑遍整个城市寻找购物券。整个阳台都堆着洗衣粉，卧室里则是一袋一袋的砂糖和方糖。当买袜子也要凭券的时候，爸爸大叫起来：“这就是苏联的末日啊。”他已经有了预感……爸爸曾在一家军工厂的设计处工作，从事导弹研究，这是他疯狂迷恋的工作。他有两所大学的毕业文凭。不做导弹后，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洗衣机和吸尘器，爸爸被裁员了。爸爸和妈妈本来都是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写海报，发传单，然而结局却是这样……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无法相信，自由竟然是这样的，他们不能忍受。街道上已经有人在高喊：“戈尔巴乔夫一钱不值，保护叶利钦！”还有人举着勃列日涅夫挂满勋章的画像，戈尔巴乔夫的画像上则挂满了购物券。叶利钦王朝开始了，进行盖达尔[10]式的改革，就是我恨透了的“一手买一手卖”……为了活下去，我就背着一袋袋的灯具和玩具，来往于波兰和俄罗斯。车厢中全都是教师、工程师、医生……人人都大包小袋的。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车厢里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沙特罗夫[11]的短剧集……还是像在莫斯科的厨房里一样。
我还记得大学里的朋友们……我们成了各种人，除了语言学家：广告公司经理、银行职员、“跑单帮的”……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打工。公司是外省一位夫人开的，她以前是共青团干部。今天谁在开公司？谁在塞浦路斯和迈阿密有别墅？都是以前的党内权贵。这涉及一些需要寻求党产的地方……像我们的领导人，六十年代精英群，他们在战争中流过血，却天真得像孩子一样。我们整日整夜都在广场上。要把事业进行到底，把苏共送到纽伦堡法庭。可是我们太早就解散回家了，结果让投机分子和叛徒上了台。和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之后我们反倒建设起资本主义。（沉默）但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还是很幸福。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并且以另一种眼光看世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自由呼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