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如何不“维新”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甚至不能绕过它而进行改革。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却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失败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在年仅19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要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4岁的儿子载湉即位，这就是光绪帝。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4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10多岁就深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很好的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的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16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是把持在慈禧的手里。此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其势在彻底灭亡中国，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的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1200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20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他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 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愤然上书。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就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訢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在6月11日下诏以后，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100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110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减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也是确实的，因此，这些措施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达。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10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6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做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6人，并将他们杀之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9月21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失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又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无力应付，但又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第二年，慈禧又挟持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1908年病故，享年38岁。“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由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也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

——见《清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