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理论思维教学对“六艺”“六教”的借鉴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同时也是一种理论思维教学。中国传统的“六艺”“六教”的方法，是研究理论思维教学法可资借鉴的方法，经过改进和发挥，也可以运用理论思维教学创造性地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表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必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其中艺术和教育的思想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及其对传统教育的渗透和影响，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对理论思维教学法而言，在授课过程中借鉴和把握艺术的方法，重要的是注重发掘其方法论意义，即贯彻中国传统的“道进乎技”的主张。
一、“六艺”和理论思维教学的主题
六艺是对古代六种社会活动的概括，它们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活动根植于古代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均有着相对高、精、专的技术内涵，能够将它们贯通起来并精通其中一种至数种的人，就是古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运作上层建筑的后备人选。儒家对六艺的社会价值的研究最为深入且系统，也是最早将六艺列为教育本门弟子的必修课程的学派。以六艺为基础的教化不仅支持和巩固了儒家崇尚仁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且依托“礼乐”教化的基本要求，拓展和深化了《诗》《书》《礼》《乐》《易》等经典著作思想精髓对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的影响范围。儒家通过六艺对社会生活精华所作的更高一层的概括，建立起一个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既能将本学派的思想和主张扩散至社会和人群，又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各范围人群特别是其子弟的意愿和要求的反馈。六艺及其教化兼有日常有效性和助人通达社会上层建筑的属性，最终帮助儒家脱颖而出，不仅赢得了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也赢得了社会各层各面的广大青年及其家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皇权独具慧眼，从诸家思想中找出了适合自己的一家之言来打造统治思想，也是儒家思想别具品质，具有优于诸家思想的内容和特色而能够战胜群雄。
六艺的内容不是儒家的创造，但六艺被系统整理出来作为教育内容和要求却是儒家的创造。这种创造不仅具有某种科学性，而且具有很大的超前性。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基本遵从了六艺的教育框架，可见其适宜有效和影响深远。今天，六艺所根植的社会环境已经逝去，社会生活的内容和范围已大大超出六艺的概括。但是，六艺教化的成功之道却值得理论思维教育工作者重视和研究，六艺的内容和方法还是可以为理论思维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六艺能够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比较好地解决国家政权和人及人才的关系，既顾及国家从人中选取人才的要求，又顾及人实现自身发展地要求，是不简单的。六艺及其教化的这种统筹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品性，尤其值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重视。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自然，这里面也包含满足教育需要的程度。在中国，一种教育赢得社会认同的程度，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扶持力度，也在于它满足求学青年及其家长愿望和要求的程度。这种状况是古已有之，于今有之，恐怕于将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有的。今日中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还处于其历史过程的初始阶段，并未达到成熟时期。就这个课程群体所联系的两个方面来说，课程的设置和取向比较偏重服务于国家从青年人中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需要，而顾及青年人实现事业成功和自身发展的要求则相对偏弱。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也是这样，比较关注学科体系服务国家需要和专业人士的研究工作，而关注其和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需要的关系相对不足。这种相对不足通常表现为理论研究和教育同现实的人的关系不够直接现实，不够丰富具体，不够生动活泼，尤其是这种教育和学习不能在学习者及其家人的成长和完善过程中直接展现及兑现其价值和意义。一些学生把这个问题概括为学习这些课程“有什么用”，或者概括为这样的学习“没有用”。这是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论思维教学法无法回避的问题。
理论思维的教育要走专业技术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即实现狭义教育同广义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封建社会中六艺的教化曾经走过一条与之相近的道路。六艺教化的框架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精华，其教育内容是对这一精华的更高概括。六艺教化的主旨是广义教育，但六艺中的具体内容是狭义教育，前者构成对后者的引领，后者构成对前者的支撑。学习六艺的过程在本质上体现着“艺不压身”和“学而优则仕”的内在统一，前者在稳定基础，后者在突出导向，合二而一，相得益彰。学习者能够“学而优则仕”，是国家及其家庭的幸事，学习者成为榜样，教化的题中之意彰显出来，教化和学习被追捧和被复制；不能“学而优则仕”，学习者可以再接再厉，其方向和努力仍然受到社会尊重，题中之意处在隐性状态，教化和学习仍然被追捧和被复制，无论结果如何，这种教化和学习总是得其所哉，这是此种教化成熟的标志。就六艺教化“艺不压身”的内容来说，礼是事关思想道德本质的教育，乐是事关个体成长及为人处世方式的教育，射是事关强身习武国防的教育，御是事关生产、生活技能的教育，书是事关历史文化知识的教育，数是事关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这些方面综合在一起，共同打造受教育者的灵魂，是能够帮助他们达到出类拔萃之效果的。六艺教化的最大成功和最大的弊端，就融会贯通在于这个出类拔萃的人才教化过程和效果中间。六艺教化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社会而追求实现精英教育的设计理念，完全违背现代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是不足取法的。但是，六艺教化自觉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教育，同受教育者的社会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却是值得借鉴的。理论思维教学法应剔除其“学而优则仕”的糟粕，吸取其由多种技能教育上升到自我完善教育辩证过程的精髓。思想教育是针对人劳动技能和职业技能的教育，也是人实现自身完善的教育，这两个方面是兼容并包、相互支持的。在教育设计者的方面，应在对受教育者满足自身需要的追求提供切实帮助的同时实施思想教育；在受教育者的方面，应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同时接触和学习到更多有助于工作和生活的方法和技能。这种艺术化的思想教育对教师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但教育的艺术化首先是教师授课过程的艺术化，其次才是教师的艺术化。
二、“六教”和理论思维教学的适度
“六教”是指儒家运用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推行对人群的教化，它们是《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以六经行教化既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教育的基本形式。比较六艺，六教减去了射、御、数的内容，增加了诗、易、春秋的内容，突出了对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内化的要求，却排出了对人的身体素质、生产生活技能以及科学知识的要求。从这个有经有权的差异关系中，不仅可以看出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和优点，同时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偏颇和局限。儒家登上独尊的宝座之后，为适应巩固皇权的需要，越来越片面突出孔子学说中重视人的内在修养的思想，同时也越来越淡化和疏远人的社会实践和外在追求，走上了脱离直接生活和生产的发展道路。这样，儒家面对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其直接影响日益倚重于男性，倚重于士。六教的直接对象于是便设定为男性中的少数精英。儒家倡导与追求的人的精神完美，直接针对和要求的那些不事生产的闲人，而排除了大多数从事生产劳动的小人。这是教育战略中自上而下的单边主义和强权要求，只有闲人才可能系统地读书学习，读书学习才可能成为君子，君子才可能达到儒家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要求，承担“学而优则仕”的任务，并区分和教化众多的女子与小人。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群从儒家的直接教育对象中排除，也脱离了习武之人和巫医百工等从事类似科学技术的人群，这种“兴文废质”的倾向和孔子关于“有教无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最初设想或许并不完全一致。摈弃了射、御、数等内容和形式的六教，是一种“文胜质”的教化系统，背离了文质彬彬的教育追求，其战略层面具有以畸形完整展现残缺美丽的属性。然而六教毕竟具有策略层面的自足和完整，其形式和手法也体现关联、呼应、适度、节制的特点并追求有效，这是应予重视的。
《礼记·经解》中保留着孔子对六教的论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诗教是六教之首。以诗为教的这个诗最初是指《诗经》，陶行知先生倡导诗教之后，也有人以近体诗或自作诗为教。概括《诗经》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核心是适度。无论是揭露、讽刺、批判，还是记述、抒情、颂扬，都注重含蓄、包容、灵动、悠远，以适度为美。孔子删《诗经》，是以温柔敦厚做尺度的。为人温柔敦厚就是做人要适度、灵活，不要过激过火或是死板教条，否则就是愚蠢。儒家贯彻“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主张，重视用诗对人的实行教化，使严谨的思想有了美的形式，且富于柔性的变化，这的确是他们的一个高明之处。理论思维教学法应借鉴诗教的形式和手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于固有内容自然要旗帜鲜明，要统筹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但其理论思维的教学形式却并不是不可以多带几分温柔敦厚的色彩。
《书》教的蓝本是《尚书》，以《书》为教是要使人“疏通知远”，就是要了解和掌握更多的社会历史知识，从中把握趋势和规律。孔子已经有了近于历史出思想的论述。孔子认为，书教的失败将导致受教育者和世事陷于“诬”。说假话、说胡话、自欺欺人、诬陷他人、欺世盗名都是诬的题中之意。中国历史上多有关于“诬”事的记述，鲁迅深恶痛绝并与之战斗一生的就是“诬”。“诬”在中国的有传统和有市场，应当引起理论思维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深思。第一，“疏通知远”是各种伪命题和流言的克星。“疏通知远”有助于了解历史规律，使人有确信、不自欺。第二，“疏通知远”者须是社会人口的多数才能奏效。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疏通知远”，可能够更有助于别有用心者以“诬”御众。第三，要大力普及“疏通知远”，不仅需要教育精英，更需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方面做起。
《乐》教以《乐经》为教，但作为教材的《乐经》已经失传，保留下来的是乐教的精神。孔子将乐教的精神概括为“广博易良”，就是以广阔的见闻及阅历和博学的知识及兴趣，来支撑适宜高雅的追求及习惯。乐教倘不成功，引出的后果便是“奢”，奢的意思是内容不当而形式过分。乐教统筹着音乐和愉乐，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追求欢愉快乐是人的自然本性，但这个本性的实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乐教之于人群求乐的本性，具有既助其成又限其度的两面性。孔子是推广雅乐而抵制恶声的。他倡导的乐教目标是“乐节礼乐”“乐而不淫”，不淫就是不过度，也包含着形式简明恰当的意思。今日中国乐界，并存着革命歌曲和某种类似“郑声淫、乱雅乐”的两极声音，更多的声音却是游移于这两极之间，所以很是需要新型的乐教，帮助人们辨明现时代的恶声和雅乐。理论思维教育可以借鉴儒家的乐教，以助于承担起这个意义重大的任务。
《易经》是中国一部影响至深至远的大书，以《易》为教至今仍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儒家提出的《易》教的要求是“洁静精微”，洁净是指思想要纯闷、清正，也有心态要安静平和的意思；精微是指要认识要深刻而细致，也有表述要通俗而准确的意思。违反“洁静精微”要求的后果则是“贼”。贼是一种精神伤害，其基本途径就是导致迷信。佛教的“阿罗汉”境界有一层意思也是“杀贼”，就是破除伤害精神得大自在的障碍。《易》是讲占卜的书，但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易为教要引导学生尽得其科学思辨之利，却要杜绝占卜思想和迷信习惯。六教之中以易为教是最可能直接伤害学生的。《易》教本应行于学校和课堂，但自古及今却多行于江湖或民间，因而也是六教中最不规范的。理论思维教育注重矛盾分析，又借助规范教育而推行，对此不仅有直接针对性，而且有较高适宜度，因而可以扭转易教之积习，发挥其长处。
《礼》教是六教中名声最坏、最差的一教，而且名副其实。这并不影响理论思维对礼教进行辩证分析。关于礼的规范和内容，保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有很多。《礼》教所要求的规矩和分寸感和行为习惯，对现代教育是多有启示的。“恭俭庄敬”是《礼》教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人真诚而有礼貌，要谦逊、朴素、严肃、勤谨。《礼》教不成功就会产生“烦”，就是搞形式主义，弄得事事烦琐。形式主义在今日中国仍然很有市场，且已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最是理论思维教学法应当警惕和改变的现象。
《春秋》教对孔子的溢美最多，儒家历来崇尚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儒家为拱卫皇权而标榜的话语霸权。教育要民主化，要是学生也有话语权，要尊重社会实践对真理的最终检验，不能搞以一家之言的是非为是非，当然也就不能再搞《春秋》微言大义那一套东西。然而《春秋》教以史为鉴的思想精华还是需要继续继承和发展的。属辞兼有记述和判断的意思，比事就是分析对比历史事实。属辞比事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以史为鉴，鉴往知来。《春秋》教的缺失会导致“乱”，一如历史虚无主义会导致人心的混乱，人心乱则教育乱，则世事乱。理论思维教学法对这种现实的危险性需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总而言之，相对理论思维教学法的性质和要求，六教的内容几乎没有直接可用之处，但六教的形式以及形式服务内容的特点却需要着重分析和借鉴。六教的形式和手法除了旗帜鲜明地服务于自己内容，至少还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其注重无独有偶、合二而一，二是其注重关联互补、兼容适度。这是六教的方法可以为理论思维教学法提供借鉴和帮助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第二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