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成吉思汗传》是世界权威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一部力作。它不是单纯的学术专著,并非只有搞相关专业研究的才能看懂,但同时也不是很平白的庸俗读物,作者的写作角度既专业又大众,易为普通读者接受。
鲍里斯·雅科夫列维奇·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蒙古学家,一生著述约70种。他的蒙古学造诣很深。相关作品除《成吉思汗传》以外,还著有《西藏和蒙古的佛教》(1919)、《喀尔喀卓克图台吉碑铭考》(1926-1927)、《蒙古的社会制度》(1934)、《蒙古文学与哈尔哈方言比较法》、《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1929)、《“五卷书”中的蒙古故事集》(1921)、《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1923)等。
为了研究蒙古学,符拉基米尔佐夫在1908-1926年间四赴北蒙古、西蒙古考察语言、文化和历史,搜集了大量资料。而《成吉思汗传》写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四五年间,通过大量史实,生动翔实地勾勒出“一代天骄”戎马一生的印迹。符拉基米尔佐夫将成吉思汗勇武的个性、敏捷的才智与宏博的思想都融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展现出一个接近真实的伟大人物丰满的历史形象。
成吉思汗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无论是中外的史学家,还是政治家,乃至普通人,对他的评价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但总体看来,对其正面评价占主要部分。
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全真道掌教教主)曾在1220年向成吉思汗奏陈情表,道:“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并表示:“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
南宋赵珙在其著述《蒙鞑备录》中写道:“今成吉思皇帝者,……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
《元史》修订者之一明代的宋濂对成吉思汗也赞赏有加:“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成吉思汗也有好感:“(成吉思汗与忽必烈)以仁德著称,……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明太祖实录》)
而民国史学家屠寄在肯定了成吉思汗的功绩后话锋一转:“独惜军锋所至,屠刿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蒙兀儿史记》)
孙中山对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元朝评价颇高:“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
蒙古帝国伊儿汗国史学家志费尼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世界征服者史》)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是:“太祖龙兴朔漠,践夏戡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犹出入户闼之内,三代而后未尝有也。”
民国史学家张振佩称成吉思汗:“继往圣之绝学,奠百世之和平。”并说:“成吉思汗之功业扩大人类之世界观——促进中西文化之交流——创造民族新文化。”(《成吉思汗评传》)
1939年6月,成吉思汗灵柩西迁途中到达延安时举行祭祀仪式,中共中央将成吉思汗正式尊称为“世界巨人”、“世界英杰”。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中也谈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
英国学者莱穆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怎样评价成吉思汗才算公正,想必读过此书后,每位读者自会做出评判。
为使读者更浅近地阅读,本书增加了一些原著所没有的注释及背景阅读,现做以简单说明:
一、书中一些地名人名,除惯见者外,大多据《元朝秘史》译写。而文中所引述的《元朝秘史》中的相关章节,则使用了余元盦先生在《成吉思汗传》(上海巨轮出版社,1949)中的译文。
二、书中的专门名词尽量浅近通俗,同时为原著中所采用资料注明了出处。其中一些注释也参考了余元盦先生的译作。
三、原著所引证中国资料部分,一些与中国史汉籍不符,或所引证史料并非出自原典处,附上中国史汉籍汉文原文,而民族文字部分翻译(如《元朝秘史》蒙文部分)亦录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