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割据之梦(2)
赵延顺没有捞上这一口吃的，就像姬子公一样，纠集了铁杆哥们儿八人，也要顺顺气。按照他的生命格局推想，他能想到的最好的顺气模式就是“作乱”。虽然“作乱”之后怎样还没有想过，但怎样作乱，却有了主意。
腊月将尽，有个朝廷派来的中使，要从峨眉返回京师。
中使，乃是皇上身边的人物，符昭寿就严肃地责令地方驿站的小吏准备鞍马，要送中使出川。
赵延顺八个兄弟认为机会来临，待到正月初一这一天，暗暗将马厩中的马匹全部解开缰绳，让马儿在钤辖办公大院中跳跃，进入庭中。赵延顺等人就假装追逐马匹，跟随着也进入府厅，喧呼中，符昭寿不辨虚实，乱兵登上大厅，将他击杀，同时杀了几个仆从。随后，八人占据军械库，取出兵器。说话间就要进入州事办公房。
知州牛冕与朝廷派来的转运使张适正在接受官吏祝贺新年，听说兵变，赶紧逃窜。他们不敢走城门，担心被劫，就寻到僻静处，放下绳子，从城上溜索而下，史称“缒城”，逃往益州北近百里的汉州（今属四川广汉）去了。
这时城中只有一位巡检使，负责治安的地方官员刘绍荣，猝不及防，挺刃与乱兵格斗。但乱兵越来越多，刘绍荣虽然越战越勇，但终究气力不支，手中刀剑也没有了，就捡起一张弓来，做最后的搏斗。
此际，赵延顺忽然觉得可以拥戴这位益州公安局长来做头目，就停止战斗，向刘绍荣赔上效忠的恭敬，要他来做这次变乱的首领，出任元帅。
但刘绍荣从契丹领地投奔大宋而来，是那种认祖归宗，有气节、有忠义心的将军，于是提着长弓大骂道：
“我燕人也，比弃彼归朝，肯与汝同逆耶？亟杀我，我宁死义耳！”
我本来是契丹那边的燕京之人，早就抛弃契丹投奔大宋了。我岂肯与你们这班宵小做那等叛逆之事？赶快来杀我吧，我是宁肯死于道义的！
赵延顺等人闻言，受到震慑，一时也不敢就来杀害这位将军。但下一步怎么办？也没有主意。
益州的都监王泽，知道是都虞候王均的部下作乱，马上派人召来王均，对他说：“你的部下在作乱，干吗不快点前去招安、平乱？”
王均闻言匆匆赶到钤辖府厅。
这时，王均看到的是自己部下一伙子人围着刘绍荣，气氛紧张。
赵延顺看到“拥戴”刘绍荣不成，就一手提着符昭寿的首级，一手持剑，转来“拥戴”益州指挥使孙进做统帅。孙进不答应。乱兵哪里肯听！
没有主人，他们就是无头苍蝇；好容易找到主人，岂肯轻易放弃？看到王均来到，当即就有机灵点的悍卒迅速杀掉了孙进。
赵延顺满脸困惑——大祸已经闯下，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收场了。一回首，忽然看到自己的上级都虞候王均，就像找到救星一般，马上指挥乱兵“拥戴”王均为主——这时王均克扣军粮之类的恶行，也被抛之脑后了。
王均目睹这个乱局，应该有惊愕的瞬间。
但在现场，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不同意，孙进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彷徨之际，乱兵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刘绍荣当众自缢而死。
知州李士衡剑门迎敌
王均的麾下有一个亲兵小校名叫张锴，是原来北汉时的太原老兵，就像各类小共同体内总有一个貌似“老谋深算”的人物一样，这位老兵张锴，就有一种惯走江湖、经多见广的老成模样。很可能就是这个张锴，怂恿了王均。王均惊疑之间，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河北前线，皇上正在调动禁军与契丹打仗，益州远离河北几千里，皇上眼下应该无暇西顾。于是，他那卑陬的命运格局开始有了自命不凡的演绎，在生命的紧急关头，王均陡起了博取一世富贵的雄心。于是，他拿出都虞候的派头，做出“指挥若定”的模样，慷慨应允，出任乱兵统帅。
赵延顺等叛乱者这才舒一口气出来，以为大事已定。
王均就任命张锴为“谋主”，一时间，仿佛刘玄德得到隆中诸葛孔明，王均似乎有了踏实感。乱卒也应该有了不仅寻得领袖，还寻得军师的欣慰，有了“可以做一番大事”的预期。
于是，史上有了“大蜀国”，还有个年号，叫“化顺”。
王均在张锴的“辅佐”下，在益州府署模仿大宋朝廷建制，也置百官、设乘舆，俨然一番“建国”模样。
随后，以益州为根据地，王均开始了仿佛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攻城略地的“帝王生涯”。
他知道益州知州牛冕等人逃往汉州，就决计攻打汉州。
此举可以看出王均与刘旴不同，刘旴是胡打乱撞，王均则因为出身都虞候的“素养”，似有一点“战略”眼光。叛乱初起，乘乱追击原来的知州，这是向外界传递一个“势不两立”的决断信心，同时，汉州又是通往绵州，并由绵州通往剑门的成都北大门；而剑门，则是中原入川的陆路咽喉。王均此举做出北取剑门之态势。他似乎也明白，一旦占据剑门，朝廷正规军再来“剿匪”就有了难度。他似乎也知道：牛冕已成惊弓之鸟，汉州似不难攻克。
史称王均所部皆“银枪绣衣”，装备豪华。这类设计对骤然而起的乌合之众颇有一点激励之功。果然，王均北上奔袭百余里，几乎没有费太大力气，汉州城被攻陷。牛冕似也机灵，他判断王均的目标可能在北部之绵州、剑门，于是拐弯，折向东部，再次逃跑百余里，到了梓州，避开叛军锋芒，暂时获得喘息。
王均则弃牛冕于不顾，为了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继续北上，攻打绵州。
但是绵州城防牢固，急切间不能攻下。眼瞅着十来天过去了，于是，很有可能在张锴的怂恿下，王均连绵州也放弃，直趋剑门。
这是一步“蛙跳”险棋，等于在自家身后留下一个敌方据点，如果剑门与绵州声气相通，南北夹击，王均所部就没有了多大前途。
事后推演王均或张锴此举，必为恐惧所驱使。他们害怕大宋禁军入川，必要扼守中原通往川蜀的第一要塞剑门，再做打算。此外，他们也思量，在益州留下了守军，有黄雀在后之效应，似也可以震慑绵州，令宋师不敢妄动——绵州宋军若北上，则益州叛军也北上；如此，益州随时可以打援，绵州就只能固守。亡命之徒血拼之际，往往冒险。从纯军事角度分析，王均这一计划不算高明，但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了——他本来就没有前途。
大宋立国已经四十多年，人心思定，昔日藩镇割据，已是昨日黄花。他悖逆政治文明，格局初露就呈现疲态，张锴救不了他，即使孔明在世，也救不了他。刘旴叛乱前后只有十天，王均长一些，前后也不过10个月。
剑门，一代雄关，在嘉陵江西岸、剑州北境几十里。
剑州知州李士衡闻听王均正在攻略绵州时，就忖量了形势——他知道剑州在剑门之南，城小难守，当即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三个连环措施——
第一个措施：全州点检官方仓库钱帛，悉数运往剑门。
第二个措施：焚烧粮库，坚壁清野，不给叛军留下一粒粮草。
第三个措施：发出榜文，招集叛乱以来流亡的士卒。
三个措施很快就见出成效。
宋代将士精锐都在京师，地方只有很少武装力量。但是等王均到了剑门关下，李士衡已经召集了数千流亡士兵，加上原来的守军，组织起来，很有了阵容。李士衡与剑门都监裴臻并不畏惧王均，甚至都没有做出守卫关口的准备——他们不守卫，他们出击，史称“逆击之”，迎着王均的乱军出击。这时还在正月，巴蜀连降雨雪，天甚寒，而王均一路来奔，满以为到了剑州可以补充粮草，没有想到遇到了一座空城。叛军人马全城搜索，只能随便吃些李士衡遗弃的“败糟”，腐烂糟渣之类，粮库中一片焦煳，偶见的一点陈粮也杂满烟尘。腹中无食，人困马饥，叛军与李士衡一战，不敌，被斩首数千级。
到了夜半，各自扎营后，乱军已经疲惫不堪，王均想想第二日必无力再战，于是乘着月初的朦胧夜色，往回逃跑，史称“宵遁”。
“能吏”的多重人格
李士衡的剑门保卫战，规模不大，却展现了他的统御才能。
此人算是大宋的一位“能吏”。
他对经济管理也有办法。
他后来做到河北转运使时，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个弊政。当时规定，河北一路每年要调运军用布帛七十万匹，民间往往要预购丝麻用来织造布帛，穷人家一时没有钱帛的，往往要到豪民大户去借贷。但富豪们要收取成倍的利息。到了应该收缴布帛的时间，要穷人家先将利息兑现。这样一来，织帛的利润就少得可怜。为此，李士衡向朝廷提议：由官方预先给织户垫支丝麻钱，这样可以做到及时输送军用布帛，民间也获利，而官方也足用。
真宗表彰并采纳了他这个意见，还将“河北模式”推广到全国各路执行。
这个法子，事实上开了神宗朝王安石的“青苗法”先河，但比“青苗法”要厚道得多。“青苗法”由官方垫支青苗钱，但到了税收期，要加20%的利息，而且地方执行起来，往往要强制，即无论你有钱没钱，想贷不想贷，都要从官方预贷青苗钱，地方官员就为了收取那20%的利息指标。李士衡的垫支意见，没有提及利息多少，但从史称“民获利”推想，即使有利息，也应该是织户可以接受的范围。此事是李士衡推出的一项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值得嘉许。
李士衡有一趣闻，夹带在这里说说。
当时大宋与高丽有来往。宋朝与契丹的东部，那时以天津的海河为界；大宋往高丽派遣使者，不能走陆路，只能走海路，要从山东或江苏出发，走黄海。李士衡时任馆职，是文官，真宗任命他为大使，另外为他配一个武职为副使。返回时，高丽赠给两人不少礼物，但李士衡并没有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似乎不怎么在意那些丝绸绢帛之类，只把它交给武官副使去处理。航船船底比较潮湿，副使似有鄙吝之心，担心自己那一部分获赠礼品受潮，就将李士衡的那部分布匹放在船舱下面，用来隔潮，自己的布匹都放在上面。没想到船行至大海，遇到风浪，船重而小，摇摆中，险象频生，大有倾覆的苗头。船工就要求把装载的东西扔到海里，轻载而行，否则一船人谁也活不成。副使也吓蒙了，就指挥部下赶紧扔东西。扔了一半，风浪停息，然后一检点，副使的东西全扔了，而李士衡的东西在仓底，毫无损失。
这故实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但史上也记载，李士衡曾经分管西京洛阳政务财务，虽然才智过人，但“素贪”，一向很贪婪，善于敛财，家资“至累巨万”。李士衡更在长安城里建造府邸，豪华程度仿佛宫府，这也被士林讥评。士大夫过于富有，是一种“惭德”，因为有可能巨额财产来路不明。
李士衡还在巴蜀出任转运使时，动过“小人”手脚。彼时，有一贤明的官员叫刘随，做永康军（今属四川都江堰市）判官时，有政绩。永康军下属县城的县令贪赃枉法，被刘随逮捕入狱。李士衡与县令有交情，就来向刘随求情，被拒绝。李士衡大怒，就以转运使的身份奏告朝廷，罗织了刘随一堆为政“苛刻”的证据，说他“不堪为政”，不适合从政。结果刘随被朝廷罢免。
进入严肃的历史文本，会发现，那种戏剧编排或坊间流传的“好人万好，恶人万恶”的人格清一色模式，几乎不存在。史上往往看似矛盾的叙述，其实往往讲述的正是真实人物的复杂性。
李士衡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的贪婪是真实的，对高丽赠品做出不介意的样子也是真实的。像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一样，李士衡火烧剑州，不惜毁掉粮库多年积攒，给叛军留下一座空城，这决心也是真实的；他家资“巨万”，营造豪宅，那一种贪鄙也是真实的。而他对河北一路征调军用布帛，珍惜民力，为民请命，那一种爱民之心，也是真实的。
不存在“单向度”的人物。贤者与小人也不例外——贤者可能在自我砥砺，也即自我养成之际，趋近道义，但备不住一个跟头把持不住，做了一次小人；小人则在自暴自弃自我沦丧之际，远离道义，但备不住一个瞬间良知呈现，做了一次贤者。在我讲述的故实中，读者会看到更多这类“复合性格”的真实人物。他们不是小说戏剧的“人物创造”，而是史上曾经存在的鲜活生命。
人类生命格局万年以来呈现的多样性，是可以经验到的真相。意识到这一真相后，个体开始进入选择：我，想成为哪种人？存在主义对此赋予了哲学解释，而经典哲学的“自由意志”说，则更早为个性化选择（生命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思考。人无不在自由中，故放弃选择也是选择。你无法不进入选择。而选择的犹疑则成为“布里丹的驴子”——这是由经院哲学家布里丹讲述，而后流布于欧洲的一个熟典。说驴子在两束青草或青草与池水之间无法选择，而它的饥渴同样强烈，最终饥渴而死——故，人类生命格局的多样性，玩笑或正经说，很可能是神在巴别塔之后，为人类安排的一场趣味悖论。神，偶尔也会调皮。他知道人面对悖论时的捉急。也许只有犹太人窥视到了神的意图，所以他们留下一条著名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没办法，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是亘古无解的超级母题。
事实上，即使“我想成为哪种人”，也是不可能的。阅读历史文本，就会发现昔日的生命，正在一个个走来，而他们的格局，一个个全然不同。
类型化存在，不过是一种修辞性意见，世上绝不存在两个完全相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