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割据之梦(1)
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叛”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
武夫悍卒的富贵梦
公元997年，农历三月，宋真宗赵恒称帝后，沿用了他的父亲宋太宗赵炅的年号“至道”，七个月后，新年伊始，才改元为“咸平”。
真宗使用过的年号计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五个。除了天禧年间之外，每一个年号，包括至道年间，都有变乱发生。在所有这些变乱中，除了大中祥符年间的“泸蛮之变”属于“民变”，其他变乱都属于“兵变”。无论“民变”“兵变”，规模虽然不大，但朝廷出兵“平叛”就是战争行为，因此从性质上论，平定“民变”与“兵变”的活动，都应属于“内战”。
有意味的是，“民变”不论，平定“兵变”的这些“内战”，依旧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再现——下层军士谋求富贵，要挟长官做首领，起而造反，称王或称霸，割据一方，重做“江东孙坚”“西凉马腾”“荆州刘表”这类藩镇勾当；首倡变乱的武夫也因此“拥戴有功”，借机升官并发财。至于道义、后果、民生灾难，在这类武夫们心中，似乎很少想到，或从来就没有思考的位置。
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但五代时期武装割据的遗风犹在。
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甚至还有兵士“谋欲为变”。
当时有个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负责在京师选兵。他的军令特别峻急，士兵们害怕。惧怕，也是一种力量，人们往往在惧怕中陡然而生勇气。他所拣选的军士就因为他的刚狠暴躁而恐惧，于是“谋欲为变”。
但是这类变乱需要时间，在酝酿中，就有人向朝廷告密了。真宗听说后，就召集中书、枢密二府官员来讨论如何将可能的变乱抑制在萌芽之中。
宰辅王旦说：“如果诏下，给张旻定罪，自今以后帅臣如何御众？如果马上缉捕谋逆者，则震动京师，此尤为不可。”
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就问：“那么，应该怎么办？”
王旦回答：“陛下此前多次要任张旻为枢密院官员，臣一直未敢奉诏。现在似乎是时候。如果擢用他为枢密院官员，解除他的兵权，那么反侧者就会安心，变乱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
于是张旻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军士果然安静下来，没有了下文。真宗因此对左右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这是一场“未遂变乱”。如果起事，就少不了一场“阴谋拥戴”中的“藩镇割据”之战。
秦嬴政之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到了汉代，有了“州牧”“刺史”，主要负责地方监察，而监察的范围大于一般郡县，略相当于“省”。
这类临时派出职官，渐渐在地方做大，成为“藩镇”。从此中国有了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省”，并不是“省”）。但西周“封建制”影响深远，即使在“郡县制”行之有效之后，依旧有人在怀念“封建制”。
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俨然一方“家国”；延及战国，“家国”之独立性凸显出来，再也没有了“宗主国”周王朝的限制，于是，分立的“独立国家”获取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权力快感。短暂的秦政过去之后，即使在楚汉相争之际，战国诸侯的后裔，还在梦想着试图恢复分立的“独立国家”天下。即使西汉时代，也仍然有吴王刘濞式的人物试图“独立”。
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迄于中华民国，那种拥有一方领地，称雄于诸侯，争霸于天下的权力分配模式，让传统政治强人梦想不断，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很少有过割据的空白。
大宋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地方割据，在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成功”。宋代是经由理性治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最成功的王朝，甚至比进入现代国家管理的中华民国还要出色。
考中国史，藩镇割据，尤其是“成功”割据后“独立王国”性质的行政现实，是政治方向给予“民生”最重苦难的国家形态。藩镇割据，即意味着乱世、末世。而乱世政治，全无章法或规则，野蛮程度几乎近于丛林；末世伦理，全无道德或义理，堕落程度几乎近于禽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藩镇割据下的历史事实。
这种“独立王国”梦想的诱人之处在于：公权力可以转化为私权力，因此可以将人性之私欲在权力保障下，得到尽可能的放纵，史称“作威作福”。在可能性这个条件演绎足够充分时，这种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拒绝。
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
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那一场生命的富贵梦，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真宗时代，做这类富贵梦的武夫悍卒，仍不乏其人。
历史的惯性一至于斯。
人性的贪戾一至于斯。
了解这类历史惯性、人性贪戾，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赵匡胤“陈桥兵变”中的无奈、机断与仁勇，以及天降大任后“逆取顺守”，恪守“天下为公”，以“民生”为重的圣贤理念和政治风格；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两宋王朝为了抑制藩镇割据，在外来侵略危机加重时，也断然不肯推演武力治国的苦衷；甚至，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理解他们共同演绎的民族悲剧。
我来说说真宗时代的几场“兵变”。
怀安刘旴之变
史称“刘旴之变”的四川叛乱发生在至道三年（997）的八月间。
这是真宗一朝经历的第一起“兵变”。
刘旴，是西川都巡检使（略相当于四川公安厅厅长）韩景佑帐下一军士，名不见经传，史不载起因，熟悉五代史的人就知道，他应该与十几场叛乱中“阴谋拥戴”的人没有更多区别，他也试图胁迫主帅称帝，以此获取一票富贵。
现在知道的是韩景佑率部来到怀安军（今属四川金堂县）巡视时，刘旴忽然与几位铁杆兄弟“谋作乱”，夜半带着众人闯入主帅府邸。韩景佑睡梦中惊醒，勉强翻过墙头跑掉。刘旴没有胁迫成功，就自做草头王，在怀安要塞获得军械武器，开始了梦想中通往富贵的劫掠生涯。
但他的富贵之梦只有短短十天。
太宗朝，川中已经有过王小波起事、李顺之变，刘旴似乎并不比他们更有德能，翻检史料，在他短暂的圆梦历程中，看不到宏图大略。他占据怀安后，不过是率众袭破附近几个州郡，城中没有多少守军，所以史称“所至城邑，望风奔溃”，郡守都逃出了城池，不作抵抗。他并没有与官军交锋的胜利记录。
当时益州（今成都）武官马知节，与韩景佑一样，也在做着诸州都巡检，麾下有兵三百人。闻听怀安兵变后，马上前往平乱。刘旴有众三千，也不敢迎敌，开始逃跑，马知节一直追他到蜀州（今属四川崇州）。刘旴不得已，反身迎战，从午后一直战斗到晚上天黑。最后，尽管刘旴有十倍于官军的力量，他还是害怕了，于是继续逃跑。败兵到了邛州城下，准备攻克城防，据城死守。
这时，马知节收到了益州招安使上官正的加急书信，要他火速返回益州讨论退敌之计。
马知节不奉命，回信说：“贼党已超过了三千人。如果他们攻克邛州，一定会越过大江，离我九十里，凭险据守。那时，官军即使比他们人数多一倍，制服他们也会有难度。不如你也出兵迎敌，一定会击破他们。”
当初川中王小波、李顺起事时，上官正即被太宗派往蜀中。现在又赶上刘旴之变，他并不想出兵平乱。益州知州张咏见他有逗留之意，就用言语激励他，要他尽快展开征讨。大兵顿迟一日，粮草就要靡费一日，而且，贻误战机。
于是上官正开始行动。
张咏为他举行送行仪式，饯行酒正酣，张咏举杯对下属慷慨陈词——实际是说给上官正听：
“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你们蒙受国家恩典，战事中是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
此行，应该直抵敌寇营垒，平荡那些丑类。如果旷日持久，锐气全失，川中这个地方，可就成为你们的葬身之地啦！
经由张咏一番砥砺，上官正知道必须积极对待，于是收到马知节回复后，当即率军前往平叛。
马知节夜半渡江，几百人屯扎在一个叫方井镇的地方，就在这里遇到了刘旴。恰好上官正也领兵赶到，于是两下合击，斩杀刘旴，史称“其党悉平”，刘旴的党羽也全部被平定。
发生在至道三年（997）八月一场闹剧般的叛乱，十天以后，结束了。
九月，真宗得到消息，对朝臣说起西川叛卒的事，有辅臣认为：蜀中诸州郡大多没有像样的城池，所以刘旴这类骄悍猛卒，就容易攻克州郡。
真宗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乐善，虽无城可也。”地方安全，在德化不在险要。如果得到循吏管理地方，善于安抚当地士庶，使人乐于向善，即使没有城池也是可以平安无事的。
真宗不主张在川蜀修建高大城池，事功上也有抑制藩镇的深意。地方州郡做大，如果遇到“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据守大城，就是一方割据势力。那时官军讨伐会困难重重。
真宗继承了太祖太宗的“心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不待“焦头烂额”，先做“曲突徙薪”，在防患未然方向上，做足了功夫。大宋帝国三百年，所有“偃武兴文”之类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得到解释。
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在富有远见的帝国君臣看来，几乎等义于苦难之源。所以“偃武兴文”，必须作为第一国策，时刻保持警戒惕励，不可马虎。
缺犒赏部下作乱
自古蜀中多事。刘旴之乱后三年，也即咸平三年（1000），大宋与契丹在山西、河北、河南有了战事，“五年战争”正酣，战事胶着中，川中又有了王均之变。
此案几乎就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又一个真宗朝翻版。
叛乱者的心路，变乱过程，那种奇异的“偶然性”，几乎就是五代藩镇造反的重演。宋真宗正在领导一场卫国战争，大宋帝国十几万优秀儿女正在北部边境与契丹殊死搏斗，川中叛卒利用了这个机会——与五代乱世中藩镇造反，勾结契丹的战略态势相仿佛。
这时候，“澶渊之盟”还没有到来，夷夏和平还未见曙光，中原大地不逞之徒在“国难”中谋求权力再分配，野心勃勃。
当时川蜀一地经历了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后，“人心未宁”。真宗时，张咏之后，是新任益州知州牛冕。
此人很善良，但管理地方并无方略，史称为政“宽弛”。
牛冕的搭档是前朝老将符彦卿的公子符昭寿，此时以凤州团练使身份出任益州钤辖。钤辖是负责地方防御、管辖军旅屯戍的派遣武官。但此人却对军政军情无所用心，有什么地方军务，就随便让下人传递消息，也不监督监管。生活还很奢侈，市上买东西常常强行赊账，往往过了半年还不付款。更放纵部下巧取豪夺。他还试图玩期货，平时购置稻麦之类，囤积居奇，准备粮价高时再卖出。不过有时粮价高不起来，他就让人指示僧道来为他埋单。他的下人更对军校们无礼傲慢，所以，有符昭寿在，整个益州人心不满，军人们更牢骚满腹。
地方上的武装力量，有部分为朝廷派出。禁军中的神卫军就有驻扎在益州的兵众，分为两支，由两位都虞候王均和董福各带一支。董福还算有军人责任感，统御部下严整有序，对士兵待遇按规则处理。王均则好饮酒、赌博，常常克扣军饷，军人的着装费用，往往就被他“饮博”挥霍掉。
真宗朝的第二年冬天，牛冕与符昭寿按规定在成都东郊阅兵，牛冕麾下的地方军，所谓“牙队”；符昭寿麾下的野战部队，所谓“神卫军”，开始进入阅兵程序。
神卫军董福部和王均部，在对比中有了滑稽之相。
董福一部军装整齐，有一种雄壮的劲头；王均部下则衣装不整，在十二月的寒风中，不免有瑟瑟冻缩的模样。
蜀中士庶爱看热闹，见到官军搞检阅式，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他们看到同一个演兵场上，两拨军人竟是如此不同，就有了讥评、嘲弄或窃笑。
王均所部见此，不免“惭愤”，惭愧而又气恼，于是，士兵中开始流布种种“不逊”的话头。一传十，十传百，王均麾下的军士们在恼羞中开始簸扬起一股悍气、戾气，甚至传导到了董福部众。
阅兵结束，牛冕搬出牛酒犒赏州府的牙队，而符昭寿这边的神卫军啥犒赏也没有准备。史称“军士益忿”，军人们更加愤怒了。
愤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士卒走进了《宋史》，他叫赵延顺。
他认为符昭寿这位益州武装部主任，太不拿弟兄们当回事了！人家地方牙队都有酒有肉，我们野战部队神卫军凭啥就吃不上这一口？就是这一股恶气，让他顺不过来。
史上武夫似乎特别在意“这一口吃的”。春秋时那位郑灵公熬了一锅鼋汤，也即大个王八熬的肉汤，那时节算是一种难得的美味，但他就是不给大将姬子公吃。姬子公已经“食指大动”，赌着气伸出指头在鼋汤里染了一下，吮指而去。郑灵公大怒。但姬子公更是愤怒，决计要顺顺气，于是联合郑国大臣，杀了郑灵公。史上因为“这一口吃的”反复上演着快意恩仇的故事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