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丰子义(4)
再次是政治学上的发展理论。西方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对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的静态分析，较少关注政治系统的动态发展。真正把研究方向引向政治发展，则是从60年代开始的。发展政治学把政治发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从民族国家的运转、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民主制的发展、群众参与、秩序的稳定和变化、动员能力等方面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但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并未迎来第三世界政治结构的参与化、民主化、合理化，反而在60年代末以后，世界许多地区普遍发生政变、动荡和军人干政。面对这种现实，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反思，逐渐把政治发展的目的性研究转向过程性研究，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放到了政治秩序的寻求上。其理论的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亨廷顿等首先摒弃了从理论模式研究政治发展的做法，主张要从第三世界各国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加以考察，因而提出政治制度化的基本观点。所谓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系统有组织有秩序地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这就客观上突出了政府制度化的能力。当然，亨廷顿等的理论也受到诸多责难，政治制度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仍在讨论之中。
除了上述基本的发展理论外，还有未来学的发展理论、文化学的发展理论以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等。在20世纪的后20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发展研究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了“后工业社会”发展论、“后现代”发展论、“后资本主义”发展论等。在新出现的发展理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佩鲁的新发展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新资本主义论以及90年代美国的发展主义、东方主义等。[19]各种发展理论争奇斗艳，确实令人眼花缭乱。
应当说，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两种不同观点（乐观论与悲观论）的争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方法论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
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启示还是挑战，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交锋、相互碰撞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0]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
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强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历史道路的历史哲学的做法，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是对他的“侮辱”[21]。当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作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因此，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其实，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只是就其发展趋向作过比较深刻的揭示和论证，至于如何发展、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从来没有作过描绘。早在19世纪80年代，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纽文斯曾写信给马克思，要求他解答如果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那么下一步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马克思明确讲：“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23]同样，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也指出，对未来的设想，“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4]。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开放的学说，所以它没有封闭自己的道路，而是在不断探索中求得创新。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对这样几种情况加以区别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
按照上面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
要正确认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还其原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其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其社会历史哲学又是整个马克思哲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不能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他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应当看作是其整个哲学中理论含量最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因为离开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里还有多少“纯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从来无意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出路。所以，社会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论域。当然，把马克思的哲学完全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确实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因而其意图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两大层次：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对社会历史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社会发展的主客体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划分与演进等问题的基本看法，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以特定社会为对象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某种社会形态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走向，同时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分析社会发展提供具体性的意见。这样的发展论又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
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只有社会发展一般理论的科学制定，才使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正确阐发。正是借助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成功的解剖，才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作了深入的有益的探索。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就没有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正确说明。另一方面，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阐发又使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深化和完善。马克思最初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是在对社会历史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和观点也主要是对社会历史的一般性说明；而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及对非西方社会的具体考察，马克思不断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从而使唯物史观或社会发展一般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发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的深入阐释以及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对唯物史观是一个有力的验证或说明，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深化和发展。因此，这两种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游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创新。
对于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理论界长期以来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对后者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马克思的发展论似乎就是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论。这显然不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发展论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