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上宫”到松林岗

璧山县是个小县城。到处房屋、小街、小巷，没有树林，没有无边无际的湖水，只有一条名“文风”的小溪，看到的都是石壁、石砖和石板，也许这就是这个县叫“璧山县”的来由吧。

除了我们艺专和从江苏迁来的正则女子中学外，还有一些从沦陷区迁来的单位和逃难的人，也不少，一时间显得很热闹。

我们到了璧山才知道，学校设在璧山县城一座壮观的、古色古香的、名叫“天上宫”的“道观”里。教室、宿舍、校办都挤在那里。后来招的1940级的学生则选在璧山“金堂寺”上课。

女同学全住在进宫门戏台楼下大宿舍里，男同学住在戏台上。

潘天寿、吴茀之两位先生也来到了璧山。

吕凤子聘潘先生任教务长兼任中国画教授。潘先生与高冠华住在一起。

李际科得知后，惊喜难禁，放下行李就跑去拜望潘天春先生。

在璧山上课，不少受学生敬仰的、有声望的教授都被解聘了。师资缺乏，吕校长请不到高水平的教师，现任教师有的还不如学生。加之艺专的大量图书、教具都丢在安江村了，学习条件也差。

开学了，音乐系的同学，因失去先生的教导，为了学习，只好奉令并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

当音乐系师生离开艺专的前夕，在欢送会上，那凄凉悲伤的情景，那昏黄的桐油灯光，那凄楚的哽咽声，至今犹萦绕在耳边。

我与音乐系的同窗好友王琢琳、梁安庆、梁芷琼四人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从此，我再也听不到她们优美的歌声了。

良师、益友的伤别，在全校师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到璧山不久，收到父亲来信，除鼓励我努力学习外，怕我不适应四川的气候，对我的身体很担心，最后告诉我已把我许配给他部下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军官。我虽然觉得突然，但一想现在毕竟不是绝对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况且我还有三年才毕业，他们对我的婚事鞭长莫及，我也没放在心上，我对未来满怀着憧憬和希望。

一天，门外有人喊：“傅本娴，有人找。”

我和靳尚侠一起跑出去，看见一个挎着包的军人，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台阶下自我介绍：“傅小姐，傅老伯叫我来看你。”

说完，很有礼貌地将信递上，我愣了好一阵，未下台阶接信，一下想起不久前父亲的那封信，又看了眼前这个陌生人，似曾见过，才明白过来。这就是父亲信里说的那个“很有才华的军官”。

我转身拉着靳尚侠跑回了宿舍。也不知那人怎么离开的。

回到宿舍，靳尚侠问我是怎么回事，隔床的郑德淑也过来了，我流着泪把实情告诉了她们，她俩虽然同情我，但也有责备。都说我处理草率，那军人也是受命而来的，弄得人家这么难堪，应设身处地为人家想想，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嘛。

定亲的事，亲戚、朋友、部属都知道了，我没把父母之命放在心上，这让他们丢了面子，一气之下不再给我寄生活费了，想用这种办法能让我回心转意。但是妈妈还是悄悄给我寄钱来。

一向宠爱我的父亲竟然作出这样的举措，自然出乎我的所料。父母说的什么样的话我都可以听，唯有终身大事我不能接受。虽然我与李际科之间没有任何承诺，但是我爱李际科，我不愿接受父亲介绍的军人！父亲眼中的温顺女儿，第一次向这个世界展示了我骨子里的固执，即使再艰苦，我也决不妥协，这是我跨出的人生第一步。

拉着靳尚侠去见那个军人的时候，院子里还有很多同学，他们都看到了我和靳尚侠转身跑回宿舍的一幕，于是立刻就被传开了。李际科很快也知道了。他想起在昆明我父亲让我叫他“李大哥”，所以也非常理解父母的心情，因此，他开始有意地疏远我。

李际科和我的爱情在这个时候，彻底陷入低谷。

“本娴，李际科这段时间看起来苦恼得很。”郑德淑悄悄给我说。

“你和他谈谈吧！”靳尚侠也劝我，“有什么想法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这样不是活受罪吗？”

在两位大姐的极力撮合下，我和际科如以前一样又走在一起了。

除了说画、说马还是没什么话可说，我想起这些时候心里受的煎熬，多想听李际科对我说一句关怀和安慰的话，可是没有，一句都没有。他沉默着。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我们不再互相躲避，并恢复天天见面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在同学们眼里我们又和好了。

李际科同年级的西画系同学刘依闻（后来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从缅甸写生回来，他当着李际科的面送给我一块丝巾，一枚精制的雕花银戒指，开玩笑似的说：“这就算是我送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其实我们还未从这方面去想。这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他又给我画了一幅50 ×100厘米的油画像。我们结婚时他和郑德淑做了我们的男女傧相。

正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促进了我们感情的发展。李际科为了让我高兴，给我买了一只大黑猫，让我养在床脚。很快，这个猫成了宿舍里共同的宠物，大家喂它，照管它，这猫也成了同学们休闲时共同的话题。

李际科对小动物的宠爱，再次使我想起了他对黄骠马的爱，想起了在昆明和黄骠马一起度过的那段浪漫日子。

这只可爱的猫在我们迁松林岗时，似乎知道它将被遗弃，在我们整理行装时跑进防空洞再也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