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组织新挑战(3)
“共生”与“众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可持续的选择。在生存竞争中，仅仅凭着预见能力出众并不足以让你持续成功。必须能够在预见的基础上，能够构建出持续发展新事业的能力并使之转换为市场成功的行动。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商业机会犹如雨后春笋般萌生，财富的移动和积聚的速度前所未有，新的创富者和创业者层出不穷，创业及创新如大潮般蓬勃雀跃。但是，冷静去观察，能够在大潮中真正成为弄潮者的还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我不认为这些创富者和创业者创意不够，不认为他们没有发现市场机会和顾客的价值，也不认为他们无法获得资金的支持，更不认为他们的毅力和吃苦不足。核心的关键，他们选择的不是持续性，不是“共生”与“众享”，只是一个机会。
记住，机会不会让你持续成功，因为机会稍纵即逝，唯有共生成长，并可让相关成员共享价值，成功才可持续。
附录2A：生物学启示：从共生自然到共生经营
“共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自1966年艾德勒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题为“共生营销”一文后，关于协同营销、联合营销、合作营销之类的说法与企业实践便铺展开来。[10]
2004年，哈佛商学院企业专家马克·英西蒂和罗伊·莱维恩经过10多年的跟踪研究，合著出版了《关键优势：新型商业生态系统对战略、创新和持续性意味着什么》一书，指出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商业界也存在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该思想对企业营销创新进一步产生了积极的刺激作用。[11]
生物学对“共生”的概念是这样描述的：共生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一种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共生，既具有组织过程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共生过程的独特性。它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激励中共同合作进化。这种合作进化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单元形态，而且可能产生共生能量和新的物质结构，表现为共生个体或共生组织的生存能力和增殖能力的提高，体现了共生关系的协同作用和创新活动。但是共生不排斥竞争，它不是自身性质和状态的摒弃，而是通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这种竞争是通过共生单元之间功能的重新分工定位与合作实现的。
这段阐述，不仅概括了共生作为一种生物现象的本质特征，也对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解读共生现象，指导共生行为，提供了标准和指针。而以下生物学关于共生系统特点的描述，会给我们选择共生伙伴提供启发。
特点一：共生伙伴选择关系具有专一性
“宿主”（共生中体积大的一方）与“内共生体”（体积小的一方）组成了“共生伙伴”的关系，而对于一种特定的宿主来说，其共生伙伴具有很强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高度确定又高度排他，其他生物一般很难介入其中，于是这种关系被概括为“共生伙伴的专一性”。研究发现，共生关系建立之初，一定会经历一个细胞与另一个细胞之间的相互识别。由于宿主的共生伙伴大多具有唯一性，所以这种识别至关重要。
特点二：共生伙伴关系的区别性
共生伙伴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是无条件地均衡地分布在双方之间的，这就要区别不过同类型的“共生系统”。
类型1：互利共生系统。共生伙伴之间在过程中互通有无，在功能上互相补偿，在效果上互惠互利。
类型2：偏利共生系统。共生伙伴一方受益，另一方基本上不受影响。
类型3：寄生共生系统。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
特点三：共生伙伴依赖关系
在不同的共生系统中，共生伙伴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不同，关系类型也大不相同。
类型1：生死相依型。共生关系一旦建成，宿主就会丧失独立生存能力。
类型2：聚散两便型。共生伙伴可以分离，属于一种“好聚好散，再聚不难”的共生关系。
特点四：共生伙伴互动关系的动态性
共生伙伴之间的行为逻辑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因而其互动的结果总是呈现为动态平衡状态。有研究表明，在大多数细菌与细胞的共生系统中，如果环境条件有利于内共生细菌的生长，那么细胞内大量繁殖的细菌会引起宿主细胞死亡；如果环境条件有利于宿主生长，快速繁殖的宿主细胞会通过类似于“稀释”的作用，摆脱内共生菌。
关于“内共生体”的过程借鉴
研究发现，细胞经由吞噬作用将环境中的外来细菌摄入体内，而外来细菌能避开或经受住细胞内消化酶的消化作用，就有可能长期并稳定地生活在宿主细胞内，最终转化为宿主的“内共生体”。
其生成过程，通常是经过三种途径实现的。途径一：细胞的吞噬体发生物理损坏。途径二：吞噬体膜上的溶酶体受体丢失或失活，使外来细菌得以保全。途径三：溶酶体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将其中的酶释放到吞噬体上，或溶酶体酶系没有能力降解吞噬体。
这些过程的特性说明，自然中共生关系在建立之初，可能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也就是说，共生未必肇始于双方互惠互利的目的，也未必启动于双方明确而自觉的彼此识别，完全有可能只是由于偶然——一种一方某种机能强劲，另一方某个部分缺损或某种机能缺陷，两方相互组合时的偶然。
但这恰恰给企业带来深刻的启示。正如前面提到经济学面对有限资源的无奈，而经营则可以创造再生资源；经济学建立在“人是自私的”假设上，而营销却要从“利他”出发一样。彼此也是一种共生关系。
企业不能放弃主动选择。判别是否需要协同、是否可以协同的最高检验标准，就在于发现彼此关系的现实性质和未来趋势，是否存在“互利共生”的特质与可能。
中国企业在压缩式发展进程中，几度经历了深陷竞争僵局的困惑，作为突破竞争僵局的着力点，协同营销、共生营销曾经进入了经营者的视线，而企业在实践中也经历了纵横协同的尝试，如价值链上下游协同、跨行业互补式协同、企业间嵌入式协同、区域模块化制造、行业内联合图存等，都是一种共生的尝试。
“新常态”下，“互联网+”更提供了无限的协同可能，但与之前明显不同的是，原来的协同营销本质上还是一种竞争关系的变体，互联网思维下的共生经营，则是远离竞争的价值创新。而互联网科技带来的这场社会变革，也使得企业“超越竞争”的夙愿更加成为可能。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媒介，也是企业重要的共生选择伙伴，就是你的目标消费者，准确地说叫“粉丝”、“社群”。这里彼此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利益关系、从产品到货币的商品交易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共生关系。显然，这是一门新学问。
不是你自己有多么优秀、突出，而是你和共生对象如何和谐相处，你在未来的生态圈价值链中有没有自己的位置；也不是木秀于林，而是你在一片森林中如何共生成长、彼此激励进化——从现在开始。
同质化的市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一天，我带着妈妈感受中国第一条高铁，从北京到天津只需要29分钟，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高铁已经贯彻中国的大江南北，其舒适与便捷的程度，超出我对铁路的体验，而高铁布网的实现，我对于城市之间交通的认识，从飞机变换为铁路，城市之间的流动也因为高铁变得更加容易。
除了便捷与缩短城市之间时间距离之外，最让人感受深刻的是城市之间的“同质化”。每个城市都有相同的商圈设计和商品品牌，一样的沃尔玛、家乐福，一样的万达广场和都市风情；你看到金融街几乎都是一样的高楼林立及充满现代感；走在上海的街市与沈阳的街市，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相似的城市带来的感受虽然让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不再感到陌生，但也同样失去了如鼓浪屿与乌镇那样的别样触动。的确，这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同时也昭示着，同质化是今天需要必须注意的一个时代特征，在我看来，集中表现在金融、信息与数据、顾客这三个领域当中。
金融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失业大增、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一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让我深切感受到在金融概念下的全球化问题，也让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全球化中的“同质化”问题，而同质化中最典型的要素就是金融。
在这个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是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国与国之间，在金融的体系上和金融的逻辑上如此同质？
陈志武教授在其《金融的逻辑》一书[12]中给出了观点：“金融的逻辑是货币的逻辑演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逻辑演化到金融的逻辑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金融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到了知识市场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为主导上升到资本运营为主导，投融资方式不但有间接投融资，而且有直接投融资时，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而资本运营就是投融资，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的逻辑，是资本运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运营的历史，是金融的逻辑在时间上的展开。金融的逻辑就是资本运营的逻辑，资本运营的逻辑是资产运营的逻辑的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有交易活动时就有的，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
这段话把金融的逻辑完整地诠释了出来，如果让我用自己的理解去表示，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加上时间维度，而资本运营则是资产运营加上增值维度。不知道我这样理解陈志武教授是否认同，但是《金融的逻辑》这本书，让我对于金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可以从资本、资产运营的层面去理解金融，也就比较容易理解，金融的“同质性”。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这句话如果抛开其他的界定，单纯理解为对于金钱和金融的功能而言，也许是对的。人们都知道国际市场（如纽约外汇市场等）每日交易的总量，大大超过了一个国家内部的交易总量，甚至超过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易总量。这些大量的交易，奉行相同的游戏规则，今天的货币已经摆脱了国家的束缚，跨出了国界。
想到金融，我脑海中总会出现索罗斯的样子，总会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索罗斯把目标瞄准了东南亚，掀起了一场轰动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当亚洲处于泡沫经济的狂热和兴奋之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经济体制的漏洞，但是索罗斯却已经察觉到了。索罗斯正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才决定首先大举袭击泰铢，进而扫荡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
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挤垮56家银行，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亚洲的北部乃至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均受重创，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亚洲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纷纷贬值，欧美国家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
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那一时期的亚洲人都记住了这个恐怖的日子，记住了这个可怕的人，人们开始叫他“金融大鳄”。在一些亚洲人的心目中，索罗斯甚至是一个十恶不赦、道德败坏的家伙！
索罗斯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所以我也无从去评价他及其所作所为，但是从这一切的结果来看，金融是完全跨越国界自成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