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跨界的年代：乔布斯跨了科学和艺术的界，把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变成了艺术品；社会网络研究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把属于传统的定性研究的社会学变成了纯粹的数据科学；扩展现实（Augmented Reality）更是跨了真实和虚拟的界，人们越来越难以分清，从谷歌眼镜里看到的哪些是真实的外部世界，哪些是虚拟的数据……
今天，对大众而言，最重要的跨界是：计算机、互联网正在跨进原来只属于人类的世界。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智力问答游戏中战胜所有人类取得了冠军；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加州获得了上路驾驶的实验牌照；微软正式推出了计算机全自动同声传译系统……一夜之间，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发明、我们最重要的帮手，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电影《终结者》也似乎已经从虚幻变成了预言。
面对这样的跨界，悲观者有之，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认为，互联网正在使我们变得肤浅；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字经济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进一步描述了大量职业被机器替代的惨淡前景。不过，在他们的新书《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他们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乐观者也有之，《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在《比你想象的更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认为，机器不是人的对手，而是人的伙伴，因为人的创造力、模糊判断能力等技能仍然是机器人所不具备的。进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伯托·曼戈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响亮地喊出了：“人类就不该做机器能做的事情。”他认为，机器智能的提升恰恰是促进人类进一步激发潜能、发挥创造力的最大动力。
不管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应该承认，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生活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30年前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不是简单的一种，而是由8种相互独立的智能构成的。它们分别是：语言智能、音乐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智能、自省智能、交流智能和自然智能。其中，其他7种智能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仍然非常重要，只有自然智能已经变得像盲肠一样，成了对人类而言可有可无的东西。“会不会在森林里迷路”再也不是自然选择的条件之一了。
与森林等自然环境的境遇相反，计算机和互联网正在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新环境。和与自然接触会产生自然智能相同，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接触会产生机器智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思考的机器，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驾驭机器的智能）、网络智能（不是网络里产生的群体智能，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的智商高低，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就像深入了解自然才能提高自然智能一样，深入了解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不仅仅简单地把对方当成冷冰冰的机器，才能提高我们的机器智能和网络智能。因为，机器和网络也像人一样，有很多复杂的特性需要了解，更重要的，我们在与机器和网络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细微的、和别处完全不同的感情，这些感情会进而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策、我们的智能。
雪莉·特克尔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人与计算机、人与互联网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等前沿问题，相继出版了探讨人与机器的互动与心智融合的《第二个自我》（The Second Self）和探讨人类的网络虚拟身份的《虚拟化身》（Life On the Screen）等一系列书籍。
今天，这本《群体性孤独》更是把这两大领域内的最新发展以及特克尔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读者。
可以说，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要了解人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这一切，可以从这本著作开始！
30年前，当我刚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开始从事计算机文化的研究时，彼时的世界还是一派稚气的景象。孩子们在电子设备上玩三连棋游戏，电子游戏中的火箭发射击碎入侵地球的小行星，“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在一场正式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和真人选手一决高下。第一代家用电脑的购买者主要是一群发烧友，他们尝试自己编写简单的小游戏。没有人知道家用电脑在未来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个人工智能还很年轻的新领域，学者们在讨论可以识别简单形状、操控图块的程序。人工智能科学家在辩论未来的机器获得“智慧”的方式。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外部植入程序的方法获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的机器可以通过被写入简单的程序自行进化为复杂的智慧体，正如当今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人类的智慧和自我意识，是通过相对简单的人脑结构和活动产生的。
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如同人类学家一样，是这片崭新世界中的陌生人。那时我在巴黎生活了数年，研究心理分析的思维如何进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如何用这一新语言进行自我反思。我之所以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我感觉到在计算机语言中，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