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历史沿革

居庸关，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城所在的峡谷，属太行余脉军都山地，地形极为险要。与紫荆关、倒马关、固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又称内三关。

居庸关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春秋战国以来，因为其地理位置的险要，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汉代以来，居庸关正式建立关口，成为中原政权与关外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目标，更在无数次王朝更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契丹因为据有居庸关成为北方强势政权，又因失去居庸关而惨遭灭国。辽宋金战争、金蒙战争、元明战争，历史上一段段赫赫有名的战争都发生在居庸关城下，而居庸关的得失也昭示着王朝的兴衰成败，成为改朝换代的象征词。

（一）名称由来

关于居庸关的名称由来，古人曾认为，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遣大将蒙恬领兵30万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之后北筑长城。秦始皇将囚犯、士卒和强征来的民夫徙居于此，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关。

也就是说，居庸关因居住过修筑长城的人，才有了这一名称。这其实是一种望文生义，因为早在公元前247年，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有始》篇中已有记载，书中说：“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谓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肴、井陉、令疵、勾注、居庸。”

可见居庸之名早在战国时期已有之，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居庸塞已存在了。那么，居庸之名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据史料推断，居庸一名的形成，当与历史上在这一带繁衍生息的氏族部落有关。这就是古代的屠氏部落与山戎族。

历史记载，早在三四千年以前。轩辕黄帝征伐蚩尤，两军在河北的涿鹿、阪泉之野，曾发生过一场决定胜负的恶战。战争的结果是蚩尤战败被杀，黄帝随即对其臣民进行了收编，别其善恶，分别迁居到一个叫“邹”，一个叫“屠”的地方。

邹，古音读聚，屠，古音读居。由于年代久远，诸多氏族杂居，加之同音异字流传，此地便有了“居庸山”，后来又有了“居庸塞”。

可见，居庸一词的出现，最迟当产生在我国的春秋时期，距今至少有2500多年了。

（二）历史状况

居庸关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南北两个关口，南名“南口”，北称“居庸关”。居庸之关塞，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和我国当时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的。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冶炼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反映在军事领域，便是引起了战争方式的变化。在此之前，交战双方以车阵对垒为主，而且多在平原。随着武器的改进，战争的突然性、隐蔽性增加了，战争中的防御也日益重要起来，这样，凭险设塞在当时也成了一般的军事常识。

居庸，古属燕国，公元前663年，燕国在齐国的帮助下，曾北伐山戎。在此之前，由于战争连年不断，燕国利用其天然隘口，在居庸设塞建关以防备东胡，当属必然之举。

居庸关设立关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上谷郡居庸有关”。

此外，1972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掘出了一座汉代古墓，墓内壁画上有一幅居庸关的画面，上面有“居庸关”三字，同时描绘出了当时关内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一片繁荣景象。

这说明在1900多年前的汉朝，居庸关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在经济贸易交通运输方面已经非常发达。

居庸关最早修筑长城的历史始自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到了北齐天宝六年又征集了180万人修筑长城。这条长城长达450千米，自古代的幽州至恒州，并由居庸关往东把长城修到山海关。

自此，居庸关才与长城相合，并成为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在北齐年间，居庸关也曾名“纳款关”。这证明当时居庸关不仅有军事作用，而且在经济贸易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代版图辽阔，居庸关远离边境，战略地位并未居于首位。从辽、金在北京建都时起，居庸关作为都城的西北门户，其战略地位跃居于关隘之首，并且成为南来北往的交汇地，在经济文化上更加繁荣。

936年，居庸关被后晋割地赂辽。辽比较重视农业发展，将大量的汉人迁至长城以北，这样使得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广为传播，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辽以国都临潢为上京，以大定府为中京，以析津府，即今北京为南京，以大同府为西京，以辽阳府为东京。辽的五京，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城镇，也是工商业城市，其中尤以南京最为繁荣。

当时，作为交通要塞和南北交汇之地的居庸关，在南京与西域、中亚等地进行的广泛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辽的统治者对他们进行政汉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利用辽王朝后期的腐败不堪和广大女真人对辽统治的不满，发动了反辽战争，并于1122年攻陷辽国国都燕京。

金国以燕京城，即今北京为中都。于1153年迁都于北京。当时的燕京成为金国最大的城市，金人设市场贸易，换牲畜、战马，当时居庸关是这种商业活动的重要通道。

从1211年开始，为了反抗金朝对蒙古族的统治，蒙古国的成吉思汗不断发动对金的战争，曾多次攻陷居庸关。1206年，忽必烈仿效中原王朝，以中统为年号。1271年，他进一步废除“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大元”。

1272年，忽必烈迁都北京。1279年，最后灭亡南宋，使中国复归统一于元。

从此，元代皇帝经常往返于大都，即今北京和上都之间，“每岁至驾行幸上都，并由此途”。这样，元代的居庸关成为了皇帝经常通过的必经之路，也成为他们途中的驻跸之地。

作为御路，关沟峡谷20千米的山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在这一时期，居庸关的经济、文化出现了一个飞跃。作为行宫，居庸关的建筑也有了一个空前的发展。当时，居庸关内建有花园、寺院和皇帝住宿的地方，并在峡谷的南北口建了两道大红门，作为居庸关的南北大门。

据《顺天府志》记载：一次，元顺帝路过居庸关时，看到这里的山川拱抱之状，想到祖先打江山的辛劳，于是想在两山之麓建一个“西域浮图”，下通人行，意为希望塔下经过的行人受到佛法的保佑。

元朝熊梦祥的《析津志》上记载：“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创建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园之东，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车驾往还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元代时居庸关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有过街塔，有气势宏伟的永明寺、穹碑、花园，还有“旁舍棋布”，像棋盘一样排列整齐的房舍和皇帝及随行人员居住的宫室建筑。

这些建筑与峰峦、山川、树木互相辉映，形成皇家驻跸的胜地，成为盛极一时的地方。这一时期相对比较安定，居庸关在军事上并不十分重要。但到了明朝，情况则大大改变了。

明朝将元朝灭亡之后，元朝的统治者蒙古贵族逃回旧地，他们依然不断南侵，对明朝的地域进行骚扰。此时，东北的女真族亦相继兴起。

为了防御北方的扰掠，“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初就建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防线。此防线除了布有重兵的九边重镇之外，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帝陵的护卫，又增设了真保镇和昌镇，构成了“九边十一镇”的防御系统。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停止对长城的修筑和加强长城的防务。其工程之大，耗资之巨，在我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居庸关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是继元朝居庸关大规模发展后的第二次辉煌，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洪武三年，明朝在居庸关置守御千户所。洪武四年，明朝为了彻底孤立元朝残余势力，将大量大漠以北的蒙古人迁到长城以内，并认为当时具有战略意义的关城有4个，而居庸关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永乐四年，明在居庸关置卫，下领千户所5处，以作为京师北面固防。到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第四次亲征，11月4日入居庸关。

这时，京师各衙门官员都来迎驾。在居庸关举行了十分盛大的仪式。参加这次欢迎仪式的中外文武群臣和百姓竟达100多万人，由此可了解历史上居庸关的繁华。

明宣德三年。居庸关修筑水关水门。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历史上的“土木之变”。蒙古也先后在1449年分4路攻打明朝，明朝英宗的亲信太监王振既无准备，又不懂军事，更不与大臣们商议，擅自调动50万大军，挟持英宗亲征。

结果很快在土木堡大败，很多大将阵亡，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俘。此后，瓦剌军又向北京进攻，在北京的兵部尚书于谦，扶保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进行了保卫北京城的战役。

瓦剌部撤退后，明朝近一步加紧了对北方的防务。兵部尚书于谦曾言：“居庸京师之门户，乃以佥都御使王熔镇居庸，创建城垣。”这次所修的居庸关城垣，是在徐达、许廓所修关城基础上的又一次扩建。此项工程于景泰六年完工。

至今居庸关南北关门上，还有“居庸关”字石匾，旁边还有小字“泰伍年捌月吉日立”题记。

景泰年间，居庸关城的建制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关城之内设有衙署、书馆、庙宇、粮仓、神机库等各种相关的建筑设施。

居庸关的范围也分为5道防线：北面有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城，南面有南口，加之居庸关关城，合为5道防线。此时，居庸关在军事防御方面也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

明朝中期以后，明朝的军事防御重点转移到山海关一带，居庸关的军事地位开始下降。

清朝时期，尤其是晚清以后，居庸关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逐渐成为一个历史遗迹。

（三）险要地位

居庸关是万里长城最负盛名的雄关之一。这不仅由于它是明长城防御体系中最迫近京师的关隘，而且还因为它虽处军都山最为浅薄的部位，却能扼危襟要塞而使进犯之敌视为畏途。

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地理学者顾祖禹分析居庸关一带的地形时，说这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绝谷垒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

并进而从它与两翼战略关联的角度指明其地理价值：“居庸关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正因为居庸关的如上地位和价值，所以它也是长城诸关隘之中经受战火洗礼最多的一处。

从东汉时起，即有“鲜卑犯塞”“复寇居庸关”的文字记录。元代以前，在这一带发生的重大战守进退活动，达16次之多。然则，因为居庸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历史上从正面进攻居庸关的军队，成功率是很低的，史书称“其得入者十之三”。

比如南宋嘉定二年，“蒙古攻金，金兵保居庸，不得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顿兵拒守，而自以众趋紫荆关、拔涿、易二州，转自南口攻居庸，破之。出北口，与可忒薄察军合。”

也就是说，这次蒙古军队是进行了战投迂回，对居庸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方才得手的。

朱棣靖难之后，北京成了明廷的首都，居庸关方向自然成了安危所系的锁钥。

朱棣说：“居庸关路窄而险，北平之禁喉也。百人守之，万夫莫窥，必据此乃可无北顾。”朱棣御驾亲征，五扫朔漠，都是出居庸关而北上的，可见其对居庸之倚重。当时有人指出：“居庸在京师，如洛阳之有成皋，西川之有剑门。”“居庸一倾，则自关以南，皆战场矣。”

明朝为加大京师的防御纵深。分别以雁门、宁武、偏关为“外三关”，以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以及恒山、管涔山、吕梁山之地利，瞰制了主要的歼敌战场。

这种防御布势，不仅着眼于敌人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方向的进攻，而且考虑了敌人取陕、晋实施战略迂回的可能，筹谋是比较缜密的。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才愈显居庸关地位之举足轻重。

有学者把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作了比较，指出“紫荆、倒马二关，隘口多，守御难偏，内达保定、真定，皆平夷旷衍，无高山大陵为主限，骑兵便于驰突。而居庸重岗复岭，关山严固，三关之守，居庸险而实易。”

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如今居庸关已经不再是畏途险道了。高速公路、京包铁路穿越其间，绝险早已变作通途。但是其作为首都北京北部门户和重要屏障的地位仍不逊当年。即便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居庸关、包括八达岭和整个关沟地区，依然不失为首都防御稳定的重要依托。

（四）金蒙居庸关战争

女真族作为来自北方的民族，建立了金国，先后灭掉了辽国和北宋两个强大的王朝，但它立国近百年后，却同样遭到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的威胁。

1211年2月，成吉思汗誓师伐金，此时金朝皇帝为卫绍王完颜允济。他派完颜承裕率军抵御蒙古的入侵。

这次蒙古军虽然攻破居庸关，但并未攻下中都，随即撤军。

蒙古退军后，金右副元帅府经历官李英看到居庸关对中都的重要性，上书右副元帅术虎高琪：“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有崤、函、蜀之剑门也。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金朝廷随即任命李英为尚书工部外郎，“充宣都提控，居庸等关隘悉隶焉。”

金至宁元年七月，成吉思汗再次向中都发起进攻，击败金完颜纲、术虎高琪。

蒙古军攻下居庸关后，围攻中都久攻不下。第二年三月，成吉思汗乃遣使谕金主说：“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乎？”

金国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人、马3000匹以献蒙古军。这样，居庸关就成为任由蒙古军出入的通道。蒙古退军后，金宣宗惊恐不已，于贞佑二年五月迁都汴京。

成吉思汗得知后，再次发兵围攻中都。贞佑三年五月，中都城破，陷落于蒙古。从此，居庸关又一次更换了主人，成为蒙古皇帝的御用车道。

（五）元明居庸关战争

明洪武元年五月，朱元璋决定出兵北伐，攻取大都，灭亡元朝腐朽统治。在此之前，明军已经攻占山东、河南及潼关，元朝大都事实上已经处于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攻取大都的条件业已成熟。

洪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明太祖朱元璋亲抵前线汴梁，与诸将商讨攻取元都之决策。他采纳征虏大将军徐达提出的直捣元都的主张。

朱元璋据图指示：“北土平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为使这一战略意图能够很好地得以实现，朱元璋还将亲自绘制的《征进阵图》交给徐达。

六月初，徐达令河南各军向河阴集结，各卫粮船由济宁起航，保障后勤供应。七月二十九日，徐达又遵朱元璋之命，令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率益都、徐州、济宁之师集结于东昌，等待与河南诸军会师北进。

闰七月初二日，明军出师汴梁，一路势如破竹，连克卫辉、彰德、磁州、邯郸、广平。十一日至临清，遂令集结于东昌之师来会，且令参政傅友德开通陆路，都督副使顾时开通河道，于十五日水陆两路并进。

师至德州，会征虏副将军常遇春、张兴祖、高显、毛骧、程华等师北进。二十日下长芦、青州，二十三日至直沽，二十五日败元军于河西务，二十八日克通州。

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遂于当日夜三鼓携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

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兵从居庸关攻入，直下大都，至齐化门，令将士填壕登城而入。

至此，明朝建立起了对全国的统治，为了防止北元的侵扰，明朝加大了对居庸关的建设和巩固，居庸关达到了历史的辉煌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