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背景

沙里亚蒂在回忆早年教育时颇为自豪地说：

大约在宪政革命前80年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在家中跟从他的舅父阿拉马·阿马那巴迪研究神学、哲学和教法学，曾经与哈西姆·阿斯拉争论过哲学问题。尽管曾祖父住在偏僻遥远、人迹罕至的乡村，但在德黑兰、马什哈德、伊斯法罕甚至纳贾夫的知识界皆具声望。特别在德黑兰，人们以天才相传，纳赛尔丁国王还亲自把曾祖父请到德黑兰，让他在德黑兰教授哲学。

我父亲破天荒地打破家世的传统 ——从乡下出来完成学业后再也没有返回乡下生活了。他留在城里生活，在这个城市泥淖里，用他的知识、爱和奋斗（Jihad）来维持他的品格……他是为我决定留下的，我是他在贫穷生活中所留下的所有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他所有的希望都落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我在这一可怕的重负下，沉重地生活。

我父亲给我的精神打下根基。他教会我思考和做人的艺术。从母亲给我断奶起，父亲给我了另一种营养：追求自由、高贵、纯真、坚韧、信念、心灵纯洁的志趣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是他第一次引导和培养我对他的朋友 ——书籍的兴趣 ——它们是我幼年和少年时代最好的伙伴。父亲的书房是他的全部生命所寄，我在他的书房里逐渐长大和成熟起来。许多本应在成年时代、长期的生活经验中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才能学到的东西，父亲在那个时候就全教给我了。父亲的书房，我至今还保留着美好的记忆。

父亲书房中的各类藏书，尽管他不能完全读懂，但是，似乎这些书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通向“精神世界”的一扇扇窗。“他经常读书到深夜，有时整个通宵，他的父亲为此非常担心他的健康。通过这样的自学，他掌握课程比同学多100课，比老师多99课，以致他小学六年级波斯文老师认为他的水平超过他的所有老师。”然而，他对学校的规矩和课堂教学的死记硬背非常反感，经常以迟到或课堂上的“自我阅读的快乐来抵消老师的精神折磨”。沙里亚蒂自幼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喜欢自由阅读和思考的习惯，伴随他短暂而沉重的一生。

沙里亚蒂多次说他自己的阅读兴趣多有变化，某一段时期内，总有一些书对他影响很大，能够让他产生很多的联想和思考。从小学进入初中，他的书单也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他回忆他在小学时就读了各种各样的书，从雨果《悲惨世界》的波斯文版到法文作品集《昆虫记》各类书籍。他读过萨法里翻译的《维他命》和《电影史》以及爱哈迈德·阿拉姆翻译的《伟大哲学》。他的好奇心决不狭隘，他回忆他还读过有名的畅销书《喝醉酒的女人》。”

从1947年上高中的初中部开始，沙里亚蒂开始涉足哲学，主要是苏非主义哲学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从这时开始直到1959年前往巴黎留学这13年中，他的阅读书目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哲学类”书籍。第二类是“苏非主义”著作。据他所说，阅读这类书籍是在阅读哲学著作导致一段精神消沉期之后。第三类是“政治类”书籍，时间大约是从1950年国有化运动开始的时期。第四类是他一生所热衷并耗费了大量时间的“文学类”书籍，尤其是现代自由体诗歌。尽管他的阅读兴趣在某段时期内可能有交叉，但是在195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他是投入到政治著作中的。

进初中的第一年，似乎第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比利时象征派作家和诗人梅特林克。沙里亚蒂说，教他学会思考和探索那些“存在于眼前的现实背后真相”的人，正是这个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赞美梅特林克是引导他的目光超越事物外部的表象而达到背后的思想家。据他本人说，当他反思梅特林克的“蜡烛吹灭了，火焰去了哪里？”这句话后，他的热爱思考的神经系统被激活了。梅特林克可以看作是沙里亚蒂的第一位“精神导师”。梅特林克作品的主题是“死”、“精神之爱的升华”、“精神的至高无上”和“灵异论”，沙里亚蒂一生都关注这些问题，或许也可以从此追溯到梅特林克对他早年心理的影响。

1954年，当时还是马什哈德师范学校在读生的沙里亚蒂，开始在当地最有名的《呼罗珊日报》发表随笔文章，其中就有一篇是介绍梅特林克的。他在文章中赞美了梅特林克提出的关于“理性”、“创造”和“生命的目的”等重要问题。他写道：大多数人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追求他们的普通生活，有些人满足于某一种答案，但是，只有像梅特林克这样极少数的人才努力去寻找这些“真相”。沙里亚蒂相信，梅特林克一定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梅特林克也有苏非主义信仰：人类不论死前死后，总是朝向一个方向 ——归附于神。沙里亚蒂在《卡维尔》中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在阅读梅特林克的著作基础上，他才逐渐转向苏非神秘主义哲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激发沙里亚蒂对苏非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的竟然是一位西方文学家。

在一系列关于蜜蜂、白蚁、蚂蚁和蜘蛛的作品中，梅特林克把哲学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显得神秘、诡谲，难以领会其中的奥义，即便是今天的人，也很难说就能看懂梅特林克的作品。沙里亚蒂在回忆中说，他越是看不懂，越是想看懂，最后，差一点发了疯，以至于完全沉浸在梅特林克的神秘世界中。“无论是天才作家的诗歌、象征性还是神秘的风格都令我着迷。我分不清是在动物世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我阅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如《白蚁的故事》、《蜜蜂的故事》、《蜘蛛的故事》等，但其中绝大部分我读不懂。”

沙里亚蒂在回忆中说，阅读梅特林克的作品，使他的精神沮丧到了极点，多次想到要自杀。沙里亚蒂的很多作品确实充满死亡的沉重感和压抑感。1973年被捕之后，也是沙里亚蒂心情最沮丧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歌颂死亡的诗《走向死亡》：

让我去死吧/好让我/在永恒的怀抱中/在灭绝的沙漠中/让我从不敢说出的痛苦中/获得拯救。

从中不难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沉重感。根据沙里亚蒂的回忆文章和沙里亚蒂传记作者所言，除了梅特林克的作品之外，这个时期他还读了哲学家叔本华、小说家卡夫卡以及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等人的作品。法朗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敌意”、对“社会公正”和“信仰自由的坚定信念”，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态度”，都给年轻的沙里亚蒂留下了深刻印象。

“认真严肃的思考而引起的哲学上和认知上的不确定和危机使沙里亚蒂逐渐接触到苏非主义。早在初中读书时，他就阅读和收集过许多大苏非，如哈拉智、巴斯塔米等历史上许多苏非主义者的格言名句。沙里亚蒂本人也曾解释说读苏非作品如何令他满意和满足。一个寒冷的冬夜，他被哲学怀疑论和不确定所深深地吸引，心头闪过马什哈德的一个虚构地方自杀的场景，他已在鲁米的《玛斯纳维》——东方哲学的永恒宝库 ——中找到了精神安慰和生命的意义。”关于沙里亚蒂思想中存在的“神秘主义”，本书后面有专门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正当沙里亚蒂全神贯注地陶醉于神秘主义作品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席卷而来，打破了沙里亚蒂沉湎于“个人内心与世隔绝”的平静。这阵狂风就是摩萨台领导的“国有化运动”政治风暴。因为经常有朋友带着问题来向他请教，沙里亚蒂这才开始找些政治书籍来看。他回忆说，这些人老是问他一个“典型问题”——“下步该怎么样？”为了不让这些人失望并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他把自己所能找到的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饶勒斯等人的书全部找来阅读。

沙里亚蒂从来没有接受正规而系统的宗教教育，一天清真寺学校也没有上过，然而，从他的演讲、文章来看，他对《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绝不亚于一个专业教士的水平。那些有着政治内容和政治含义的伊斯兰宗教类书籍，只要他能得到，都是他必读之书。他读过很多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其他伊玛目生平事迹的书籍，包括《先知言行录》、《伊玛目箴言录》等，还有其他伊斯兰学者的著作。据说《伊玛目阿里箴言录》，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他还经常与父亲讨论《古兰经》上的问题。父亲在讲解的时候，沙里亚蒂用笔认真地记下来。可以想象，沙里亚蒂后来对《古兰经》的一套解释办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另外，沙里亚蒂也阅读过一些引起巨大争议的、被正统教士视为“异端”的伊斯兰人物卡什拉维、桑拉吉等人的著作。要知道，在一个宗教虔诚的社会中，凡是被贴上“异端”标签之人，都是一些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人。阅读“异端”著作，本身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沙里亚蒂敢阅读这些书籍，可见其思想中的“异端”之根很早就种下了。

随着尤师吉领军的现代诗歌浪潮的兴起，沙里亚蒂又找到了另一个兴趣点 ——波斯现代诗。沙里亚蒂曾经给自己的朋友赠送了一本自己喜欢的诗人的作品手抄本。这本诗集除了收录了沙里亚蒂自己创作的新旧体诗歌外，绝大部分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中间夹杂着古代诗人作品。沙里亚蒂对诗歌情有独钟，自己读诗、写诗，一直保持这一习惯。

根据沙里亚蒂的回忆文章《卡维尔》和沙里亚蒂传记中所提到的阅读书目来看，沙里亚蒂真可谓“博览群书”之人。可以想见，广泛的阅读兴趣对他后来成为“革命理论家”和“鼓动家”的事业起到了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马什哈德的讲课（1965～1969年底）以及后来宣教堂（1970～1973年）的讲座和报告，沙里亚蒂总能做到超越时空地旁征博引，其基础就是在巴黎留学之前的13年中打下的。如果说，在到巴黎前，沙里亚蒂所掌握和了解的主要是自己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本土知识”的话，那么，他的“世界知识”，特别是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都是在巴黎留学的5年期间获得的。

1959年5月，他以国家公费留学资格到了法国巴黎后，眼界为之一新。这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期，他的阅读兴趣、范围和视野从此又有了很大变化。

巴黎是个世界性的大都会，是“自由天堂”、“激进思想的摇篮”和“浪漫之都”。沙里亚蒂到达巴黎的时候，巴黎正处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种思潮互相交流、诘难、争论和理论交锋的风口浪尖上。那里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更难得的是，这些一流人物在讨论问题时，不是把大门关上，而是在公开场合、公共场所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巴黎人最主要的“思想交流和碰撞”的公共场所是各种各样的咖啡厅。对那些追求学问和思想的人来说，巴黎实在是一座免费的大学，一个思想启蒙的中心、思想批评的中心和社会觉醒的中心。在这里，不经意间就会在某个咖啡厅碰到一位世界有名的顶尖人物。巴黎也是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之间思想交流的场所。据沙里亚蒂传记作者说，沙里亚蒂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有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刚果等国的社会政治知识”都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与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接触中获得的。在巴黎留学期间，沙里亚蒂接触过许多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有哲学家、学者、艺术家、音乐家、第三世界的自由战士，还有商店老板，甚至他的房东都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

在巴黎留学期间沙里亚蒂结识了很多人，其中，大概有6个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这6个人后来成了他的文章《我的偶像》中所提到的巴黎6个“偶像人物”，其中1人是房东的妹妹。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阿里·拉赫莱玛根据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巴黎期间的6位西方“偶像人物”，除了“房东妹妹”外，对其中5位西方“精神导师”的学术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研究，也详尽地考察了这5位“精神导师”对沙里亚蒂的影响。这5位西方“精神导师”是：马西格农、古尔维奇、柏克、法农和萨特（其实，法农不应该算作沙里亚蒂的真正的“西方导师”）。

沙里亚蒂于1960年到1962年期间曾担任过法国著名的、信仰天主教的东方学家，即伊斯兰专家马西格农的学术助手。那时，马西格农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伊斯兰教的著名人物 ——先知的女儿、伊玛目阿里妻子法提玛的传记。沙里亚蒂的工作是负责收集、通读和翻译有关法提玛生平的波斯文资料。1972年，沙里亚蒂在国内侯赛因宣教堂曾作过充满感情的系列专题讲座，专门介绍法提玛的生平、性格和品德，勾画了穆斯林妇女的典型品格和道德楷模形象。在系列讲座的第一场中，沙里亚蒂非常谦逊地说他要感谢马西格农，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我的讲座中所涉及的内容和新发现都是来自马西格农教授的作品和他的新发现，他比我先看到法提玛身上的美德。

马西格农对沙里亚蒂产生了深刻影响。沙里亚蒂曾为遇到这样的人而感谢主，并设想如果没有见到他而“战栗”，并写道：

倘若不是遇到这样的人，我的精神会是多么贫乏、心灵是多么平庸，而我的洞察力又是多么浅薄。

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变成了沙里亚蒂这位穆斯林的“精神导师”。马西格农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看成“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的分支，拥有同一个精神源泉与基础。这一观点为沙里亚蒂关于三教的看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马西格农认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从起源上来说，只有“同一个起源”，那就是“亚伯拉罕”。三种宗教都尊奉同一个先知为自己的祖先，这说明三种宗教只是同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宗教”的三个支脉，信仰其中任何一种宗教的人对其他两种来说，不过是“兄弟关系”。马西格农主张三教一体，号召三教团结。他的观点曾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界中引起了种种非难和猜忌，有人指责他热爱伊斯兰教而背叛欧洲和欧洲天主教，是一个“宗教叛徒”。有趣的是，沙里亚蒂回国后，他关于三种宗教之间的“亚伯拉罕宗教”的同源观点同样使他成为众矢之的，遭受了与马西格农同样的“诟病与谩骂”，不过与马西格农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马西格农主要遭到宗教界的学术性批判，而对沙里亚蒂的宗教观点进行围攻的大多来自什叶派的“官方卫道士”和“保守教士”。沙里亚蒂在伊朗对伊斯兰的激进解释，曾导致有人把它当作“卡什拉维第二”要追杀他、暗杀他，可是，在法国，马西格农可以在公共场所“公开地”宣扬自己的观点，真是一样的星空别样的天。

不仅在宗教观上深受马西格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沙里亚蒂也同样深受马西格农的影响。马西格农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态度以及“正义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坚定主张，给了沙里亚蒂以“宗教的崇高精神和价值”的鼓舞。沙里亚蒂说，从马西格农身上，我看到了宗教的“大爱之爱”，看到了宗教是拯救人类的力量之源。沙里亚蒂一贯认为，真正信仰一个神的人，他必然有“社会关怀”，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可能“麻木不仁”，不可能只关心自己对“神”的热爱、“与神合一”，“社会和政治关怀”是所有一神教信徒和信仰任何“亚伯拉罕宗教”的信徒应该拥有的一个基本品质。后来，在1972年，他指出：

事实上，伊斯兰教也是亚伯拉罕提出的教理之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伊斯兰学，那么，它也包括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只是同一种宗教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亚伯拉罕打碎偶像的行动是象征性的行动，象征着铲除一切社会不公和歧视。一神教的社会表现形式乃是通过消除社会中的“阶级差别”以构建人类社会的团结和一体性。亚伯拉罕起而反抗的是拥护不公正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剥削社会，以及维护剥削社会现状的宗教权威，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的宗教权威。亚伯拉罕宗教（Abarahamic Religions）与其他任何宗教所不同的是，亚伯拉罕宗教中的众先知从卑微者中挑选而来，他们一旦被神指定为先知，便率领穷人追求他们的事业，开始了反抗富人和压迫者的斗争历史。而其他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创教者都是有地位的先知。

从《我的偶像》一文中可以看出，沙里亚蒂对马西格农的“爱憎分明”的个性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马西格农虽届暮年，但他在“正义社会事业”上有着非常坚定的政治立场，他曾长时间反对国内的“种族歧视”，为争取法国殖民地的政治犯自由而斗争。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事业，并于1960年春参与签名要求法国当局释放一个被非法拘禁的阿尔及利亚人。从多方面来看，沙里亚蒂对这位“精神偶像”是完全出自内心的崇拜。“后来担任伊斯兰革命后第一任总统的巴尼·萨德尔回忆说，1963年11月他刚到巴黎的时候，沙里亚蒂就对他提到过马西格农为法提玛立传的事，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巴尼·萨德尔以前从没有听说过马西格农，于是便四处打听马西格农的消息。当他得知马西格农仅仅是一位东方学家时，便对沙里亚蒂反驳说，（西方的）‘东方学只不过是一堆骗人的东西'。沙里亚蒂则反驳说‘这个人非常不同'，意思是说他的东方学不是一般的骗人的东西。”

古尔维奇是法国著名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辩证社会学派”创始人，当时也是法国索尔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沙里亚蒂始终尊称古尔维奇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从做人的角度来看，沙里亚蒂非常钦佩这位具有斗争意识的俄籍犹太人的勇敢和政治责任感。根据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及沙里亚蒂《我的偶像》一文所言，当古尔维奇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时，就曾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斯大林攫取权力后，他被排挤出苏联政治领导层，随后流亡到欧洲，在欧洲，无论是“法西斯德国”还是“斯大林路线者”都曾悬赏抓捕他。有一天，古尔维奇收到一封来自被取缔的非法组织“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信件，这封信中，该组织发誓要在阿尔及利亚继续“反独立战争”，以死来威胁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沙里亚蒂在文章中说，这位老人在上课时非常“蔑视和反抗地”告诉自己的学生，他将“与那些不愿意让阿尔及利亚国家独立的人斗争到底”。在古尔维奇身上，沙里亚蒂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是反对社会不公的“十字军战士”③。在沙里亚蒂看来，“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两者结合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由此，他认为古尔维奇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沙里亚蒂也把自己一些重要思想的形成归因于古尔维奇教授的影响。在巴黎的5年时间里，他总是认真、准时地听这位社会学家的课。他回忆说，同学们说他是古尔维奇的忠实信徒，或者是“古尔维奇学家”，通过取笑他来嘲弄古尔维奇，因为古尔维奇上课经常跑题，喜欢借题发挥，加上他又有着浓厚的俄罗斯口音，这些都为他的学生们提供了不少笑料。但在沙里亚蒂眼中，古尔维奇则是“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天才社会学家”。

古尔维奇的课堂使沙里亚蒂知道了各类“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的名字和观点。古尔维奇上课时，首先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一些社会学概念，然后，列举出那些非马克思的观点，最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古尔维奇的社会学著作《社会阶级研究》是他去世前的1966年在索尔邦大学的讲义结集而成，其内容表明，沙里亚蒂当时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的课堂上，接受的是详尽的、到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社会学观点和争论。看来，从这位长期拥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原理的法国教授那里，沙里亚蒂不仅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知道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伯恩施坦、考茨基一直到列宁、布哈林和卢卡奇。在古尔维奇的课堂上，或许对沙里亚蒂来说，不仅是平生第一次听说了不同的社会学思潮，而且还是第一次听说了帕累托和马克斯·韦伯等他后来经常引用的著名社会学大师。从古尔维奇那里，沙里亚蒂还学到了表达思想和概念的“学术技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沙里亚蒂从这位法国社会学教授那里获得的最大收获是他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包含许多“无需证明的公理和起码的常识”，并因此是长期有用的。不过，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和“不完美”之处。古尔维奇相信，要想更加全面地定义“社会阶级”，那么，必须考虑到“社会阶级”有更多的其他特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用“经济因素”来定义“社会阶级及其社会表现”，所以马克思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和“文化特异性”在不同国家中对“社会阶级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古尔维奇认为，这样的疏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缺陷。沙里亚蒂在后来的文章、演讲和讲座中，一再批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的反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些观点都与这位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国社会学教授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古尔维奇的反斯大林态度，也强化了沙里亚蒂一以贯之的反苏倾向。远在他来到巴黎之前，沙里亚蒂便反对亲苏的人民党及苏联。在来巴黎之前，他曾与国内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组织“有神论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已经开始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和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作品。留学巴黎期间使他能够接触到各种倾向的社会主义作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蒲鲁东的“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Moralistic Socialism），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前提”和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在这里，他找出了蒲鲁东本人的著作和介绍蒲鲁东的著作，认真地加以研读。回到伊朗后，他经常援引蒲鲁东的观点来批评马克思。1973年沙里亚蒂被捕之后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伊斯兰》长文，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系统的批判，其中，把“极端集权的苏维埃国家”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对人性的压制”，都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缺少应有的重视所致。沙里亚蒂说：“我们无法建造一个天堂而违背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来造上一座人间天堂的，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样的事恰恰就出现在要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苏联国家。这是马克思对宗教和精神作用的忽视，给东、西方世界带来的最糟糕结果之一。”在其他演讲和文章中，沙里亚蒂也一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不完美”进行批判。作为一个穆斯林，阿里·沙里亚蒂从自身信仰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倾向一直持反对态度。

根据沙里亚蒂的回忆文章《我的偶像》和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所言，他在法国留学期间，还有一位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东方学家就是著名的伊斯兰研究专家雅克斯·柏克。在1963～1964年学年期间，沙里亚蒂甚至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还旁听了柏克的伊斯兰社会学课程。

1964年初，沙里亚蒂的几个政治朋友找到他，想争取柏克参加伊朗人当时正在筹建的海外政治组织“伊朗政治犯保护委员会”。巴尼·萨德尔（革命后任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回忆说，那时，沙里亚蒂与柏克的关系相当好，结果沙里亚蒂安排了萨德尔与柏克在法兰西学院见面。柏克非常亲切地欢迎他们两人的到访，并且建议说，如果能得到萨特担任在法国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那是非常有用的。后来，按照柏克的建议，他们找到萨特，萨特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沙里亚蒂在《我的偶像》一文中说，柏克“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宗教，以及到底应该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这一非常重要的教诲，是我最大的收获，我在伊朗所学到的数以千百计的无用的事实转变成有用的、重要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字的意义是变化的”。沙里亚蒂回国后在马什哈德大学文学系开设的“伊斯兰学”专业课以及以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的《伊斯兰学》一书经常提到柏克的社会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沙里亚蒂又在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开设了“伊斯兰学”系列讲座，在讲座第一讲中，开门见山就说要感谢这位法国社会学教授对他的“启发和帮助”。那么，这位法国的伊斯兰研究专家在哪些方面给了他“启发和帮助”呢？

柏克曾经提出了文字意义有“隐性”和“显性”之分的“意义等级”理论，认为在宗教经典和文学作品中，即便文字具有唯一永恒的“显性”意义，但这些文字背后的“隐性”意图还是应该随着不同环境和不同时代而相应改变。换句话说，一本古老的“死书”，只要能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重新解释，把“隐性”挖掘出来，就可以变成对社会和生活有用的“活书”。实际上，这种理论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深理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这是现代解释学的常识。可是，这一理论对沙里亚蒂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只要我们对文字从一个新角度来把“隐性”意义挖掘出来，便可以把“消极的闲谈资料和蒙蔽民智的工具”变成一种推动和造就“社会政治变革的工具”。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的重新解释，可以说从柏克这一“意义等级”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柏克的“意义等级”理论激发了沙里亚蒂的“概念嫁接”天赋，使他可以把穆斯林生活中常用的文字和语汇加以重新解释，加以发挥，“从轻柔的催眠曲变成强大的电流冲击波”。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历史记忆中久存的“顺从”、“随遇而安”、“宿命论”和“消极”的文字和概念，经过这种“意义等级”方法的改造，便可以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沙里亚蒂回国后，从马什哈德大学讲授“伊斯兰学”的第一天，就开始把这一“理论”用于自己的“伊斯兰文艺复兴”事业。通过重新对传统伊斯兰概念深刻而激进的解释，沙里亚蒂成功地激活了什叶派教义。当“一神教”、“多神教”、“宗教”、“创制”、“真主独一”、“渴望”、“祷告”、“正义”、“隐遁”等这些宗教概念一旦被赋予了现代的、有变革倾向的社会政治内涵时，便可以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有意义并且有用的概念”。当这些消极和被动的“意义”从传统的伊斯兰教中被消除后，这些概念自然会变成革命的电流和火花。沙里亚蒂对传统宗教概念的激进解释，并赋予其现代内容，从方法论上来讲，柏克对他的启发是很大的。

在法国，沙里亚蒂还接触了一位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反殖民主义战士、著名新闻记者法农。还在马什哈德师范学校读书时，沙里亚蒂就曾从父亲那里听到法农这个名字。法农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是整个“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典名著之一，1961年第一次出版时，由萨特亲自为之作序。法农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批判”，给沙里亚蒂以极大启发，也深深感动过沙里亚蒂。法农公开号召第三世界人民决不能模仿欧洲，绝不能消极被动地被欧洲人同化，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民族文化，挖掘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来激发和凝聚自己民族，再造一个连欧洲也创造不出的“新人”。法农的一系列主张深深影响了沙里亚蒂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和批判，这一点，后文有专门介绍。法农也强化了沙里亚蒂的信念，那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必须依靠自己，深入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寻找适当的、内在的元素和物质，然后在“新思想”和“新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完美人”。在巴黎期间，沙里亚蒂和他的朋友们对法农的这本著作非常欣赏，彼此划分任务，共同合作把这本书翻译成波斯文。后来，这部集体成果在伊朗国内以沙里亚蒂的个人名义出版，轰动一时。据说，沙里亚蒂在法国期间曾独立翻译法农的另一本书《阿尔及利亚战争五年》，之后，他请法农为该书写前言，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实现。当然，沙里亚蒂与法农之间也有过书信往来，曾就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反殖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交流过看法。根据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研究，他在巴黎期间，与法农之间共有三封书信往来，在其中一封信中，法农曾对宗教在反殖民战争中所起到的“分裂性”作用感到遗憾。沙里亚蒂不同意法农认为宗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起消极作用的观点，并说法农的无神论倾向影响了法农对宗教的看法。

至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沙里亚蒂的影响，那决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叙述清楚的。萨特对沙里亚蒂的影响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人生态度和性情上的。可以说，自由世界的萨特，在当时的伊朗思想界中，恐怕只有沙里亚蒂才算是得到了他的“真传”。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沙里亚蒂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直接影响了沙里亚蒂对很多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突出和强调，对“个人自由选择”难题、选择带来的“责任和义务”、“个体独一无二的选择的普遍性”以及“个体的天生反抗权力”等一系列观点和思想，都是沙里亚蒂的思想和言论中经常出现的命题。在巴黎的时候，沙里亚蒂就感受到萨特思想对全世界青年有着强有力的诱惑力，也非常欣赏萨特思想中蕴含的非凡冲击力和推动变革的精神力量。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以调和，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政治观点和立场，这对沙里亚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沙里亚蒂的所有作品普遍渗透着“存在主义”精神，而且他本人还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专门介绍“存在主义”。沙里亚蒂对传统宗教概念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忽视“人对历史的反作用”的批评以及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等问题的论述，处处渗透着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印痕。沙里亚蒂在侯赛因宣教堂1973年11月被当局查封之前的最后一讲就是专门对“存在主义”进行全面评述，他说：“当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穆斯林所呼吸的思想空气和文化空气中，有着社会主义、存在主义和伊斯兰教三足鼎立的思想成分。”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沙里亚蒂思想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本书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