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沙里亚蒂的生平、教育及社会政治活动

第一节 家庭出身

1933年11月24日，沙里亚蒂出生在离呼罗珊省省府马什哈德大约70公里一个名叫马兹南的小村庄，一个宗教和文化色彩浓厚、有家学渊源的家庭中。

阿里·沙里亚蒂出生的村庄远景 阿里·佐尔吉/摄

阿里·沙里亚蒂故居 阿里·佐尔吉/摄

他的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阿訇，曾在当时的著名宗教圣地布哈拉、纳贾夫和马什哈德等地的宗教学校接受传统教育。沙里亚蒂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家族之所以能在马兹南这个地方留下来，完全是因为曾祖父的“学问高深”以及“令人仰慕的”品德。在曾祖父来到马兹南小村子之前，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文盲，没有任何教育和对外联系。当地人为了沙里亚蒂的曾祖父能留下来，特地给了他一栋房子让他居住。但是曾祖父并未感到快乐，而是为自己没有什么用处“感到惭愧和不自在”。在祖父的强烈要求下，当地人又为曾祖父专门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学校，并把孩子都送到这所学校读书。不仅孩子们跟着曾祖父读书，当地的大人也跟着曾祖父认字和学习《古兰经》。“一旦他能走上讲台给一大群老老少少的学生讲课，他的生命便就有了意义。”这位大阿訇的长子、沙里亚蒂的祖父也继承了上一辈的教书衣钵，继续在这所学校里当一名“教师兼教士”。这个家族在本地以“宗教上的虔诚”、“社会上的责任感”和“生活上的节俭”而深孚众望。但是，真正对沙里亚蒂产生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塔齐·沙里亚蒂。

父亲上面有两个哥哥，少年时代都离开了家乡到外面求学和谋生。于是，父亲也踏上了哥哥的路子。1928年，礼萨国王的“统一服装法”颁行之后，父亲也到了宗教圣城马什哈德，与两个哥哥一起进入马什哈德最著名的清真寺苟哈沙德清真寺的宗教学校学习传统宗教和文化课程。当时，这个宗教学校的学术声望仅次于纳贾夫和库姆城，而且这里也是什叶派第八伊玛目里萨的陵墓所在地，所以，直到今天，马什哈德仍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和学术中心。1933年，由于儿子沙里亚蒂的出生，他不得不在继续求学的同时，也在本地的世俗国民小学代课，挣点钱补贴家用。1936年，马什哈德的苟哈沙德清真寺被礼萨国王亲自率领的部队袭击之后，沙里亚蒂的父亲彻底结束了宗教课程学习，到当地一所国民初级中学做专职教师，开始了教书生涯。沙里亚蒂在《卡维尔》一文中回忆说，他的父亲完全可以跟那些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教育的同龄人一样，进入国家司法部系统谋个差事，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做个教师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沙里亚蒂后来也走上了父亲的道路，一辈子从事教书职业。这样算来，到沙里亚蒂，这个家族至少四代人都是从事教书这个职业的。

沙里亚蒂在回忆中称，从父亲开始打破了这个家族两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第一，完成学业后，既没有像两个哥哥一样回到乡下工作，也不再重复他的上辈那样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第二，尽管父亲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专业教士的程度，但他还是选择了“穿西装、戴新式帽”，而不是那种“长袍”和“头巾”之类的传统着装。父亲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而行为外形上，却能跟上时代。由于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已经铺天盖地地席卷社会各个领域，全国的宗教教育也迅速走向萎缩，父亲不得已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国民中学教书，但他从来没有接受国家的“正式聘用”，而是在国民中学承担临时的品德（宗教）课程教学。沙里亚蒂说，父亲体现了“新旧交替时代”“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混合”，也就是说，在父亲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痕迹，也有新时代的新气息。不管怎样，父亲还是把教书这一祖业继承了下来。在当时，很多人都进了政府部门，享受国家提供的稳定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可是父亲仍然保持清高的姿态，不愿随波逐流，而以教传统的宗教课程来谋生。父亲的这一做法在沙里亚蒂的眼中，被理解为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才使父亲这么做的。沙里亚蒂还解释说，正是因为父亲有使命感，他才主动放弃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并且为了与青年更好地交流，“他需要研究青年人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学会用青年人惯用的语言和用语，当然也要像青年人一样穿上富于时代感的西装”。因此，沙里亚蒂接着说，教书对父亲来说，不再仅仅意味着生活上的“职业选择”和“谋生手段”，更意味着体现“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变革”、关注“社会进步”的一种志向。

1941年是伊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时期。这一年8月，盟军为了牵制“纳粹”德国在中东寻找战略同盟，防止对苏联和英国在印度利益产生威胁，最重要的是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苏、英、美分别从北部和南部实行“分区占领”，亲德而强硬的国王礼萨汗被盟军废黜，流亡海外。盟军对伊朗军事占领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波，立刻造成了伊朗历史上出现了专制权力的真空，国家好像一下子进入了民主时代，各种政治势力纷纷抬头，文化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出现。政治环境的急遽改变迫使每个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以及先前自我设定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意义。在这一新形势的驱动下，沙里亚蒂的父亲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他重新确立的志向是：不仅捍卫伊斯兰，而且还要重新定义一个“复兴的”伊斯兰，一个与现代社会进步相融合的伊斯兰，一个让所有具有社会意识的青年人感兴趣的伊斯兰。“他的任务是艰难的，因为他所理解的伊斯兰不同于教士们所拥护的伊斯兰。他对卡什拉维关于什叶派教义的批判表示同情，对人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也持同情态度。他与卡什拉维同样认为，什叶派中有些仪式和做法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与‘真正的什叶派'无关，都是后来在萨法维时代逐渐兴起的。他赞成人民党所提出的，在反对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同时，追求正义和平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社会主张，认为这些主张都是符合伊斯兰基本精神的。尽管沙里亚蒂的父亲有着非正统思想，但他的行为反而得到当时最著名的、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布罗吉尔迪（也是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的老师，霍梅尼之前库姆神学院的最高精神领袖 --引者加）的基本赞许。”

阿里·沙里亚蒂生前的书房 阿里·佐尔吉/摄

父亲不仅是生活严谨、勤奋好学的人，而且还是一位《古兰经》注释学家，曾出版过《古兰经》注释方面的专著。更重要的是，父亲对《古兰经》的一套解释不是按照正统乌里玛的那一套，而是在解释《古兰经》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加以发挥。有材料说，沙里亚蒂的父亲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印度穆斯林诗人、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艾克巴尔的第一本波斯文版翻译作品《自我的秘密》在伊朗出版就是在沙里亚蒂的父亲亲自推动下完成的。父亲不仅思想上有现代意识，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活动，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伊朗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伊斯兰真理宣传中心”（1947年成立）也是在他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成立的。后来他还参与组建了伊朗最有规模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性质政党“有神论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在1953年“8·19”政变前后，坚定地站在摩萨台一边，并担任摩萨台领导的“民族阵线”和摩萨台支持者成立的“非法”组织“民族抵抗运动”马什哈德支部的主要领导人。父亲一生中两次被巴列维王朝批捕，比儿子沙里亚蒂仅少一次。他也是伊朗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只不过儿子过于耀眼的光环遮挡了父亲。

父亲书房中的藏书曾经给沙里亚蒂留下了许多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沙里亚蒂是家中的独子，父亲自然对他寄予厚望，平时对儿子也是启蒙、督导，管教严格。父亲严谨的生活、才情、学术、社会交往和政治倾向无不对儿子沙里亚蒂幼小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沙里亚蒂在回忆中称父亲是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