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给体育战线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安排下，中国竞技体育发挥独特的作用。

1971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1971年到1973年，我国在外交战线上硕果累累，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等一个个划时代的事件。

70年代初，我国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数掌握较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称霸全球的态势为苏攻美守；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急需解压；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成员壮大，使美国操纵联合国的能力衰减，迫使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比较主动。1971年3月28日～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市隆重举行。周恩来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关头，时机难逢，稍纵即逝。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在4月7日凌晨毅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所有具体事宜，包括代表团在华活动消息的发布、旅游、比赛、看戏等活动的日程安排，以及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都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与关注。为接待美国客人，在周恩来指示下，因“文化大革命”而关闭数年的故宫也于4月14日开放参观。美国代表团在华访问期间实际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许多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从而使这一活动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国际舆论誉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的实施，加快了中美两国关系由敌视走向正常化的进程。”【6】尼克松总统后来回忆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7】

邓小平也高度重视竞技体育工作。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就兼管全国体育工作，使竞技体育的训练工作在1973年、1974年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1973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大力抓好业余训练工作。首先是加强青少年、儿童业余训练工作的领导，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要求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迎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要求刷新大部分全国纪录，部分项目达到国际水平；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国际体育活动，配合我国外交路线，增进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上这些提法，在“四人帮”猖狂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是需要勇气的。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整个体育界与其他行业相比，抵制极“左”思潮的力度要大一些，竞技体育在后来实行对各行各业的整顿时先走了一步。尤其是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1973年8月24日在北京举办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第七届亚运会选拔和参加1975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等，为稳定台海局势，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在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和国内赛事中，部分运动项目的成绩开始有所回升。特别是1975年9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有1个队4人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世界纪录；49个队83人197次破62项全国纪录。这次全运会是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的形势下召开的，但又处于“文革”后期，很有时代特色。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竞技体育不仅很好地履行了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而且为后来的崛起保存和积蓄了力量。

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但是，“补偿”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认真总结、吸取教训、警示后人的基础上。对于“文化大革命”这种巨大的历史灾难给中国竞技体育带来的损失也只有通过冷静深入的思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拨乱反正，避免悲剧重演。中国竞技体育之所以在建国后前十七年得到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关键是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制度安排上保证竞技体育的有序发展，尤其是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起到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而“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能够猖獗一时，最主要的首先是破坏了十余年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鼓动下全面夺取保持整个社会有序运转的组织权力，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9】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之后，我们必须得到这样一个启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法律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任何领导人不得随意修改宪法和法律，切实保证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