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古希腊时期身体运动人文观念的萌芽
西方古代体育的人文价值观念
在西方体育观念史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果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拥有智力，会思考，那么体育就是发展智力和体力的过程，形成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这就形成了人文主义体育传统。如果将人视为生物性的物质实体，所有的体育就是一种生理活动和体力训练，体育就是编制训练方式以便使人的身体正确运动，这导致了科学主义体育传统的形成。这些不同的身体运动价值观，在古代西方文明中已经孕育，一直延续至今，深刻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发展和变化。
“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看作在一种精神的媒介中的运动······一种精神能量的散发······它从希腊原有的灵感源泉中喷涌而出，并以同心圆的方式从希腊向四面八方扩散它的影响。”【1】古希腊文明奠定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西方人文价值观的基调。古希腊《荷马史诗》（公元前9世纪）中著名的贵族理想就是“永远争取第一，争取超过别人”，这也是西方身体竞技的核心，西方体育人文价值观由此喷涌而出。
古希腊人关心人类的存在形式，热衷于寻问人类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人文观念的奠基，促使人们进行开拓，探索未知，发展人的智力和身体能力。希腊人首先视诸神为理想化的人，在辉煌的艺术作品中，生动地反映出“人神同形同性论”【2】（Anthropomorphism）的观点。从美学的视角来看，古希腊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的雕像及其在艺术表现形式中，均以具有阳刚或阴柔之美的形象出现，对人体“健与美”的追求成为古希腊美的标志，神的人格化成为古希腊宗教的显著特点【3】。古希腊人最早拥有了关于体育和竞技的观念，承认体育的社会自我调节作用。在流传至今的许许多多神话、古奥运会遗址、运动员雕塑等中，反映出古希腊时期广泛的身体竞技活动，古希腊人处处显示自己的身体优势，并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
一、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身体运动观
西方的人文观念研究，一般要追溯到古希腊智者派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500年）。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或“人是万事万物之权衡（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这一著名命题标志着古希腊哲学转向以人为中心，普氏也成为人文主义之祖。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提出“逻各斯”（Logos），与神话相对，这一范畴的哲学含义是世界和人的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即后来西方的理性。人文主义一开始就肯定主观的自然个人的存在，并以知识、智慧为人存在的工具，这使得现实生活中人的问题第一次成为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的《历史》则成为西方人文观念的始发点，柯林伍德评价：“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说乃是人文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相同。”【4】古希腊人文与神话、自然交织在一起出现。
从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约500年）开始，把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形成二元论。他认为，灵魂是与神、宇宙相通的神圣的、永恒的。灵魂投入人体是一种惩罚，灵魂根据报应进行轮回；肉体实际上是对灵魂的禁锢，感观和欲望使灵魂有许多限制和痛苦。人们复归神的怀抱，就需要净化灵魂，摆脱肉体的困扰，从而敌视肉体【5】。古希腊另外一个学派斯多葛学派也认为要消除物欲，灵魂要摆脱肉体的束缚。毕达哥拉斯后期学派改变了这种净化观念，提出灵魂是一种和谐的观点，肉体的和谐可以促进居于其中的灵魂的和谐，不仅肉体和灵魂分别达到和谐，而且他们也要和谐，并且认为：“数学、音乐和天文可以净化灵魂，身体的活动也可以净化肉体。”【6】毕达哥拉斯伦理学就认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但人们不可以自杀而逃避，因为没有上帝的命令就没有权利逃避。”【7】古希腊早期人文观念在哲学家对灵魂和肉体的讨论中显现，影响了后来西方人对身体运动的看法。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370年）提出身体运动的和谐观念，认为身体和灵魂应该是一致的，“人是小宇宙”【8】。人与动物的身体运动不同，人的身体美应该与智慧结合，这区别于动物。他认为智慧高于肉体，“人们比留意身体更多留意他们的灵魂，是适宜的，因为完善的灵魂可以改善坏的身体，至于身强力壮而不伴随着理性，则丝毫不能改善灵魂”【9】。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400年）首倡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灵魂，提出“认识你自己”，把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变为对内心世界的认识。他说：“人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灵魂和肉体的善，都表现为和谐、有秩序，但只有通过知识的训练才能够达到，认为有思考力的人应该有勇敢、节制、刚毅等美德，美德由教育而来。他把勇敢排到了美德要素中的第一位，勇敢的形成可以通过古代竞技和体育来实现。他说：“不能表现身体的力量和美是一种耻辱。”“每一个市民绝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该具有最坚实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出征，尽自己保卫国家的义务。”【10】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在苏格拉底二元论的基础上，认为人体是肉体和灵魂的两种存在形式，强调陶冶灵魂比发展身体更重要。在著名的《理想国》（公元前386年）中，柏拉图认为精神和灵魂比肉体更重要，他对身体的满足感呲之以鼻，认为灵魂的快乐足以压倒身体的满足，甚至不把健康作为头等大事，除非健康有助于精神的和谐调整。他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灵魂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11】他深受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影响，认为教育为国家培养卫国者：“女孩子和妇女也要知道这一切。做女孩子的，她们应该练习各种跳舞和作战，做妇女的要练习排队和装御武器的方法。她们所以要知道这些知识，是因为一旦全体公民男子抛弃城市开赴前线去杀敌，她们就能担任看护儿童和城市的工作。”【12】“而且，国家一旦很好地行动起来，就会像轮子转动一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前进。因为，良好的培养和教育造成良好的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再接受良好的教育，产生出比前代更好的体质，这除了有利于别的目的外，也有利于人种的进步，像其他动物一样。”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灵魂的拯救只能通过对肉体的禁抑”，灵魂包括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激情领导欲望。他说：“似乎有两种技术——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部分——爱智和激情部分，这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虽然顺便也为了心灵和身体），而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13】他认为“幸福中最高的要算：第一为健康；第二为美；第三为体格的强壮与活泼。”【14】
柏拉图同时强调对儿童身心施加影响：“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因为，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以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儿童从7岁到17、18岁进入体操学校等，“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体操教育有游戏、体操、骑马、射箭、投掷等项目。柏拉图的身体教育是斯巴达的身体训练模式，认为心灵是身体的主宰：“因为我觉得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够造就好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朴质的音乐文化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健康的身体。”【15】“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被迫地进行任何学习的，因此，身体上的被迫劳累对身体无害，但被迫进行的学习，却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因此，我的朋友，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游戏的方法，你可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天性。”【16】
柏拉图对灵魂和肉体的看法，在不同场合有所不同，他的观念对西方体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例如，20世纪前后西方体育关于两种不同的体育教育思想（Physical Education），即通过身体发展人的教育和对身体的教育的长期争论，其思想渊源也要追溯到柏拉图对灵肉的看法上。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认为人必须脱离原始的存在状态，然后才能为其提供智力生活来教化他，人的最高美德是智力成就和追求安宁平和。他认为健康的心态取决于健康的身体，所以理性的灵魂要受到教育。身体运动能使年轻人身强体壮，以便在战时能保卫雅典，和平时期服务于雅典。“由于灵魂和身体是不同的两个部分，他们有两种相应的状态，即‘情欲’和‘理智’，正如身体的降生先于灵魂，非理性以同样方式先于理智。从下列事实便可以知道：孩童们与生俱来地具有愤怒、愿望，而只有当他们长大后才逐渐具备推理和理解能力。因此，应当首先关心孩童们的身体，而后才是其灵魂方面，再是关心他们的情欲，当然关心情欲是为了理智，关心身体是为了灵魂。”【17】
亚里斯多德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不可分离的”【18】，既是两个东西，又是和谐统一的，提出和谐发展的身体运动观。他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依据儿童身心发展顺序划分教育年龄阶段，后来被夸美纽斯进一步发挥，形成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他把灵魂分为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3个部分，每高一级就先天包含低一级灵魂。在灵魂构成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人类教育的4个基本范畴，即德、智、体和美教育。“习惯上教育大致可以分为4种，即读写、体育、音乐和有些人加上的绘画······体育锻炼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19】，体育是植物的灵魂净化的主要手段，但各部分是和谐的。从和谐教育的渊源看，这也秉承雅典和谐教育传统。所不同的是，他强调音乐，而不是雅典传统和谐教育中重视体操、身体的训练。在他的教育4个分类中，把体育分为一类。他认为：“阅读、书写和绘画是视为在各种生活中有多种用途的，而体育锻炼则被认为是可以鼓舞勇气的。”【20】他坚信，健康的灵魂要有健康的身体为条件。因此，体操对保障身心健康很有必要。他说：“既然在教育方面习惯先于理性，身体先于思想，由此，显然预先应把儿童交给体育教师和角力教师，这就能分别造就儿童的体质和教给他们身体锻炼的本领。”【21】
虽然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人是身体（肉体）和心灵（灵魂）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所构成，但他与柏拉图也有不同，这就是他不是把肉体看作灵魂的监狱，而是看作灵魂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们处于非常和谐之中，它们都要求发展，只有通过自由教育才能使之充分发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身体运动在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他认为，体育不仅促进人的身体发展，而且也促进人的心智、道德的全面提高，引导人接近最高境界，接近善本身。他所说的身体运动的理性价值就是深入人的内在灵魂的美，这对西方体育发展影响深远。如果说柏拉图在西方教育史上提倡了社会本位的观点，那么，亚里斯多德提倡了个人本位的教育观念，提倡自由教育。他反对斯巴达发展兽性的身体训练，提倡“多方面训练”的身体运动，更多地闪烁出体育人文价值的光芒。
古希腊后期伟大的哲学家们也对身体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338年），他把身体运动看成哲学一样重要的教育手段，与哲学互补，一个训练心智，一个操练身体，试图寻找一条“身和心的发展”道路，自由教育的理念也始于他【22】。色诺芬（公元前430-354年）则是一位身体运动实践家。昆体良（约35-95年）反对体罚，提倡身体竞赛等。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对身体运动的深刻认识，为西方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身体运动观是零散和含糊的，但其人文观却是超越和罕见的，他们所确定的身体运动基调，成为人类体育发展的思想源泉。
二、古奥运会与雅典、斯巴达的身体运动实践
在对体育的起源研究中，有一种学说称为“战斗说”。按照某些体育史学家（如德国体育史学家费特）的观点，体育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时期部落间的战斗。原始的军事训练早已与体育的萌芽融为一体，在中外体育发展史上，都曾留下军事的强大推力所刻下的印记。古代各国在为应付战争而进行的军事训练中，创造出许多流传至今的丰富的体育内容，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
古代军事身体训练与古希腊体育的萌芽混合在一起，成为古希腊身体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述的身体竞技场面，无不与战争有关。许多关于古代竞技运动的记录、文献和画面，大部分围绕着战争主题，身体竞技就是战争的准备。荷马时代是一个英雄时代，如同在战争中获胜一样，竞技优胜者得到最高的荣誉。古希腊时期身体运动首先是从战争和军事的角度来认识，并形成了军事体育的传统。
汤因比说：“斯巴达人之执著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最令人生畏的军人。”【23】为维护统治，斯巴达全民皆兵，从儿童开始，一切活动以军事为主。严酷的军事训练，只是培养能征善战的士兵。斯巴达的军事训练，形成了一种军事身体运动的传统，为战斗服务，不重视文化教育。这种身体运动观在泛希腊化时期更加鲜明，对罗马人来说，锻炼身体是为了战斗，追求的是强壮的身体和军人的素质。在古罗马后期，逐渐形成了军人的职业化，并且出现了角斗士学校。身体运动发展为残忍的竞技格斗，供贵族消遣娱乐。古希腊时期身体运动观的军事特点十分明显，以斯巴达为源头，一直影响着欧洲的身体运动的实践活动。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继承了斯巴达军事体育的传统，以德、意为主，形成了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潮，直接影响到日本，散布到亚洲。体育活动受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是滥觞于斯巴达。
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斯巴达人，一方面要经常对付人数众多的希洛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掠夺新奴隶，所以只有频繁发动战争，以维持其生存状态。斯巴达妇女结婚前要和男子——未来的父亲一起接受严格的身体训练，准备做体格健壮的母亲，怀孕后还要加大运动量；生下的孩儿用酒擦洗，只有生命力顽强的婴孩才能免于一死。男孩长到7岁，进入少年团队接受极为严酷的集体军事训练，白天穿单衣，赤脚，学习投枪、掷铁饼、跳跃、角力、赛跑、游泳、骑马、狩猎、行军、游戏等，晚上睡草席，并常挨鞭笞，年满20岁，进入军营，直到60岁方可免于征战。
在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雅典，较先进的教育制度使公民们既是战士，又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男孩经系统的体育训练后，18岁入伍，2年后如无战争，则可离开军队。不少人终身从事锻炼，追求健美而匀称的体形。与全民皆兵、严酷进行军事化训练的斯巴达相对，雅典的身体运动观显示出人文之光。
古希腊战争频繁，各城邦与波斯人在米提亚战争中的胜利，使他们看到战胜强大的波斯人是依靠士兵的勇气和神的支持，为了纪念胜利和酬谢诸神，修复了全希腊运动会遗址奥林匹克神庙。在每次古奥运会即将来临的时候，各城邦纷纷按约定的协定休战，并让已经集训了10个月的竞技选手们前往宙斯的祭坛前。当奥林匹克的圣火熊熊燃起之时，战争的乌云被驱散，使人们有修身养息的间隙。公元前776年古奥运会，它是古希腊文化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希腊形成统一的民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4年1次也是希腊城邦共同采用的纪元标准之一。身体竞技活动在希腊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铸造了希腊的民族精神。
三、古希腊身体运动人文观的萌芽
古希腊时期，有200多个城邦，其中雅典和斯巴达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但为了战争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男女青年都进行的身体训练就是创造一个个无敌的战士，他们生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最终，在整个希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没有成为主要角色。雅典人自己评价自己：“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以断言，我们每一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出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24】雅典人认为身体竞技能够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这也是雅典成为欧洲古代思想文化中心的一个突出方面。
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身体运动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身体运动观，一种认为，身体运动和智育应该相结合，使人能够均衡发展；另一种则认为，身体运动只能为智力发展服务。两种身体运动观在作为文化之都的雅典和军事之城的斯巴达得到了实践。雅典的身体运动是进行人的培养和教育，它的公民可以获得取得公民资格所需要的重要美德，忠诚与勇气，追求身心和谐发展。斯巴达人的身体运动观（不是身体运动的教育）是严格的身体训练，为了达到军事目的而锻炼身体。这两种身体运动思潮此起彼伏，共同勾画出西方体育发展的历史轮廓。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古希腊文明一样如此重视身体竞赛和智力发展。古希腊人似乎把智慧、技艺和力量当作独立于人的客观的东西，加以追求和弘扬，人们的幸福是与这些东西密切联系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希腊人极具吸引力，希腊人无比崇尚和热爱健美的人体。
身体竞技是古希腊的一个传统，希腊人非常崇拜人体的健美和敏捷。希腊的年轻人除了学习文学和音乐外，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竞技训练。因为正是通过不断完善自己的躯体，人们才更象诸神一样。所以，对身体的发展既是一种宗教活动又是一种身体运动，大量的竞技场为这种身体的展示提供了条件。古希腊城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调个性的价值。“个性和竞争”是古希腊身体对抗中留给世界最宝贵的人文财富。珍视个人在社会中竞争的权力，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竞争即是规范，各种竞技比赛场所为这种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条件，技能、智慧、体力、健康是古希腊人们提倡推崇的东西。此外，古希腊的乐观主义、自由、追求完美、骄傲等，成为这个时代文化与人文价值的内容【25】，这些内容也直观生动地反映在身体竞技活动之中。可以说，整个古希腊主流文化就是一种身体文化，精神的高贵和身体的健美相统一，重视力与美，匀称和谐的审美理想，是古希腊文化无穷魅力的重要方面。
竞争精神是古希腊显明的一种人文精神。“在希腊人看来，对抗具有重要作用，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激励”【26】，这体现在他们的体育场、辩论、议会对话以及战场上，包括社会生活的其它竞赛上。古希腊人认为竞争就是一种激励，这成为西方文化特有的一种气质，深刻影响了西方竞技运动的发展。古希腊罗马建有大量的竞技场，如公元前4世纪修建的马克西姆斯竞技场，可以容纳35万人。公元前5世纪的泛雅典娜节，身体竞技与朗颂等在一起进行，反映出英雄时代重视竞技已经向注重文化和精神转移。古希腊身体与精神的和谐为人类历史所仅见，其身体的理解多是个体生命机能的激发，对超验之在的追求，世界二分，确立人存在的根据，出现了古希腊人体雕塑的绝妙佳作。健康、俊美的血肉之躯本身就包含着高贵的精神品性，从古希腊人对人体的态度可以看出，身体的锻炼与心性的修习是相辅相成的，灵性的美好需要通过躯体的美丽来反映。希腊人独立、自由，在一切生活领域内追求最好成绩，古希腊在美的概念中，首先就是表示不可战胜的男人的力量。
古希腊人文观念浓厚，也体现在教育促使人的多方面发展上，身体运动受到了重视，普遍认为身体运动是塑造人的手段。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身体运动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体育观念的发展。但是，古希腊所谓的多面发展只是局限在极少数自由民中，是在大多数人的不发展下提出，只是把人和动物加以区分，建立在“理性动物”基础上关于个别人的发展，譬如柏拉图认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古希腊有关体育人文价值观处于萌芽阶段，与体育的自然价值观、军事、社会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并没有显示其独立而清晰的脉络。
到了公元4世纪，古希腊身体运动培养全面发展人的理想，即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运动员和战士的理想已经逐渐消失了，思想观念逐渐被神学统治。之后，西方身体运动的观念围绕着“灵与肉”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