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
咆哮的沙沟
在以往的苦难年月里，固原县的西吉、鹞子川、沙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支歌谣：“地里的麦子上场了，地主老爷的大骡子来了，交过了租子，挨饿的日子到了，柜里的粮食早完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穷人们没活的路了。”还有一支歌谣，是说国民党抓兵、要枪、敲诈勒索，农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抓兵的官儿下乡了，保甲长张牙舞爪地跟着来了，哥儿们心里慌了，有钱的拿钱来赎了，没钱的连夜逃了，抓了去就没有命了！”
1938年农历11月，天气终日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越聚越多，是要下雪的时候了。收割后裸露的田野更加显得的空旷、荒凉。沙沟村庄子外面的村道上，10来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低着头一步挨一步地走着，他们的手都被反绑着 ——好几人系在一条麻绳上。一个敌政府的常备队员横拿着枪，押解着他们，他朝一个汉子身上踢了一脚，喝道：“走！快点！”一些妇女跟在他们的后面，凄惨地号哭着。
“又是贾县长那些狗日的干的好事！”土墙转角处，有人注视着这群人的背影，咬着牙，愤怒地低声说。
这年头，做一个农民日子真不好过。驻在地方上的国民党部队、常备队、保安团、民团、联保主任、保甲长和恶霸地主们，成天敲诈勒索，拉壮丁，苛捐杂税，要粮要枪，从没个完结的时候。国民党向地方派一次捐，经过联保主任、保长的手就增加了好几倍。国民党抓兵、要枪，有钱人可以拿钱来抵，没钱的只好逃，逃不了的就给抓去送死。国民党军队奸淫妇女是家常便饭。那些狐假虎威的保甲长、地主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借给贫苦农民的钱，每元月息是三角，借粮一石，过一月就要还一石三。“这种日子叫人咋过？”穷人摇头叹息。
马国瑞站在人丛里对大家说：“这简直要官逼民反了！”“对。拼了也好！”鹞子川马福图的二娃子马秃娃子大嚷道，“把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些石头掀下来，砸它一个粉碎！”
马国瑞是教主马震武的侄子，他在北京念过书，为人也正直，在回民中很有威信，大家都叫他“小师傅”。这时，有很多人对马国瑞说：“小师傅，你见识多，你来带头，咱们照你的意思行事吧！”立刻，鹞子川、沙沟一带的农民，马英贵阿訇和我父亲马喜春等都行动起来。农历11月25日早晨，天刚麻麻亮，上千的农民从家中拿出旧枪，有的把铡刀一改为二，装上木柄当作武器；有的拿着长矛、大斧；有的拿着铁锨、棍棒，一齐奔向红套，一下子就攻下了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
我记得起义开始以后，马国瑞就张贴出布告：“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救国救民，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汉回，无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此布！”
事情发生不多几天，敌政府就派团长袁福品带着军队在唐家庄逮捕了马国瑞，把他押解到兰州去了。当时，马国瑞的弟弟马国璘，也读过书，和国民党斗争也很积极，大家就拥护他当了海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阿訇马英贵在群众中也相当有威信，就担任了固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
沙沟附近的李俊堡驻扎着一个保安分队，队长叫穆玉清，他父亲叫穆生春，是个联保主任，又是地主兼恶霸，平日无恶不作，农民非常恨他。“咱们把李俊堡拿下来！”马国璘号召我们说。“对！”几千个农民应了一声，就像暴风雨一般向李俊堡卷了去。那些反动家伙知道我们在沙沟一带起义了，早把寨门紧闭，在堡子上架好了枪。我们一到，还没站稳，子弹就噼噼啪啪地飞到头上来了。我们也立刻还击，战斗越来越激烈，我们弄来柴草准备烧堡子的大门，同时喊道：“寨上民团快投降吧，要不你们就完蛋啦！”“我们是规矩的良民，会投降你们这些土匪呀？过去你们的上一辈造反，现在你们又造反，大概你们也不想要脑袋了吧！”穆生春在堡子上蹦呀跳地骂着。“好呀，你们穆家过去杀咱们先人，现在还想杀咱们啦，别做梦了，今天非宰了你们不行！”我们中间有人喊道。
这时，马国璘亲自指挥，把我们的几十支枪集中目标，对准堡子上，当穆生春又跳起，伸出头来咒骂时，咱们的枪一齐射击，只见一顶瓜皮帽儿，“噗”的一声从堡子上直飞上天。接着，堡子里面就传出惊慌的哭声：“老太爷给打死了！”我们听见了一齐欢呼，并喊道：“缴枪的不杀！”堡子上的保安队纷纷把长枪扔下来，投降了。
这样，参加起义的农民一天天多起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国璘和马英贵互相闹不团结，彼此争夺势力，开始发生了分裂现象，再加上敌人对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说什么“不要误入歧途，回头是岸”“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等等。起义农民中，有些人的斗志动摇了，再不能和国民党军队坚持斗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司令部各自行动，兵分两路。马国璘带领5000多人攻打隆德城，马英贵带领3000多人攻打固原城。由于力量分散，没有攻下城池，敌人反而乘胜追击下来。马国璘的部队撤退到套马庄山梁上，回过头来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退了他们疯狂的进攻。在这个时候，马国璘的腿上挂了彩，不能指挥，部队就撤退了。撤到偏城的时候，没有攻下固原城的马英贵的部队，也七零八落地撤退到偏城来了。
当时，偏城附近高崖上有一个海老四的堡子，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由于两个司令部汇合以后力量增强，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堡子攻下了。
敌人对起义农民的政治攻势越来越紧了。甘肃省参议员郭南浦还公然写《告民众书》，要起义部队投降。这时，马英贵在敌人派来的固原三营小学教员白受采的劝降影响下，写信给朱绍良、郭南浦和海原县长张桃，要求在释放马国瑞和严办贾县长以后，愿意和马国璘一起前去投降。郭南浦要两个司令部派代表去到祁家堡子谈判。这天，马国璘因腿伤不能行动，推马英贵带领六十几个战友骑马前去。祁家堡子大门里站着几个人，恭敬地笑着说：“马司令来啦，欢迎！欢迎！”马英贵点点头，跨下马，和几个同行的人一起走进了堡子。突然，两扇寨门闭了拢来，“不好，上了敌人的当了！”还在后面的50多人一看情况不对，发一声喊，都勒马往回跑。
敌人的阴谋更明显了。而我们的起义队伍，由于马英贵被捕和马国璘受伤不能指挥，加上敌人的政治攻势和队伍里的一些动摇分子主张投降，有一部分人把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枪支，整捆整捆地交给了敌人。
“我们宁可死，不投降！我们要给起义死难的农民报仇，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誓不罢休！”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咬着牙，流着泪，下了这样的决心。
接着，敌人日日夜夜地搜捕我们起义的领导者和一些坚决不投降的人。我们在群众支持下，都巧妙地隐蔽起来。我们和反动派结下的血海深仇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像给火烧过的野草，一等春风吹来，就要遍地返青！
野火烧不尽
193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才不过4月初，田野已是花红草绿，鸟儿枝上鸣，溪水涧中流，到处充满着生气。可是，我们沙沟一带的农民却还过着悲惨的日子，春天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头一次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压迫的更厉害、更残酷了。
一天，被国民党扣押在兰州的马国瑞悄悄地溜回西吉来了。他一到艾蒿湾，就派人到处找寻上次参加起义的人员。当时，我和父亲连夜找到了他。马国瑞一看见我们就说：“我早就听说，咱们起义失败后，敌人对我们回民的压迫更凶了。”我爸也把上次失败以后，人民受难情况向他大体汇报了一下。我爸说：“小师傅，现在你一回来，咱们就有了头了。”我在一旁插嘴说：“要活命，非再起来干不可！”马国瑞点点头，想了一想说：“好，我们马上分头发动吧！”
在艾蒿湾附近驻扎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八十一军马奠邦的部队，王家新庄有一个连，小坡南湾有一个大营，小坡北面有两个连，八只窑有两个连，小口有一个骑兵营。还有不少保安队、民团。
为了摸清敌人的实际情况，我们头天就找了些妇女，带着面呀、饼呀、蛋呀，借口走娘家，到敌人驻扎的庄子探听虚实。曾经受过国民党军队蹂躏毒害的农民，知道我们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白天黑夜悄悄地跑来，把有关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小坡庄的农民陈志福来反映说：“在我们庄子上，那些狗日的国民党连长一天到晚吵着打麻将！”我们就告诉他：“那你正好凑个热闹，奉承奉承他们，凑上个八圈。我们发动的日子，还请你圈住他们，让这些婊子养的不能够指挥战斗。”
我们商量了一下，确定在4月11日晚上月亮担山畔的时候，以一声枪响作为暗号，各路人马同时下手进攻敌人。马国瑞拟好了命令，侧着头想了一想说：“我们还差一个全军行动的口令。”我插嘴说道：“你看用‘得胜’好不好？”马国瑞双手一拍，高兴地说：“旗开得胜，好彩头！现在马上传令！”不知哪个在大公鸡身上抓下一把毛，我把鸡毛分插在信上，立即发出。
各个庄子的农民一接到鸡毛信，就分头悄悄地行动起来，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许多庄子都自发组织，编成了排、连、营、团。马正川老汉卷起袖子嚷道：“报仇的时候到了，和他们拼了这条老命吧！”有的人在喊：“杀他们一个够本，多杀一个就是利钱！”青年人激动的更加厉害，准备夜里大干一场。
太阳下山了。大家都焦急地瞧着天上，月亮缓缓地爬向绵延起伏的山畔。这时，早有些人行动起来了，他们悄悄地埋伏在敌人的驻地前，架好枪，举起刀，有的竖起耳朵谛听动静，有的专心凝视着天上。
叭 ——！寂静的原野上，这一声枪响，显得特别清晰，立刻四下里就响起了一阵雷鸣：“杀呀！杀……”枪声全响开了。有些地方，我们的人一下子就冲进了敌人的窑洞。敌人根本就没有料到我们会突然袭击，都吓得稀里糊涂，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加上又是半夜三更，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没来得及穿衣，就给我们俘虏了不少。有些敌人光着身子，拿起枪，钻到隐蔽的地方进行还击。小坡庄的几个连长正在陈志福家里打麻将，听见外面枪响，把牌一推，起身要走，陈志福拔出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一个连长举起双手，但另一个却乘机开枪打伤了陈志福，我们早已埋伏好的人一齐拥上，把两个家伙抓住。这时，外面的战斗也已经结束，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缴下了小坡庄敌人两个连的枪。
这一晚，我们把敌人打的鬼哭狼嚎、屁滚尿流，侥幸溜了的，也躲在窑洞里连头都不敢抬。可惜，下了一阵大雨，雨夹着风，大家身上全湿透了，又没个避雨的地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攻击。天明前，各路起义农民汇集到艾蒿湾，作了新的部署。
为了把敌人吸引到外地进行歼灭，也为了避免被众多的敌人包围，马国瑞和大家研究了情况以后，决定离开海固地区，到海原县去。4月13日晚上10点左右出发，第三天早上，就和驻在和尚铺的国民党九十四师一个团打了起来。我那时担任司令部特务连的排长，在六七次反复冲杀中，全排52人只剩下20人。在攻击敌人一个碉堡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左大腿。
这场战斗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反复冲杀到天黑，还没能突围，敌人九十七师整个师全部上来了。天明时分，我们且战且退，才到白面河附近。又上来敌人九十八师、九十九师和从隆德、固原出来的追击部队，他们把白面河围的铁桶似的，四面八方密不通风。经过6天的反复冲杀，双方尸体摆满了阵地前沿。我乘敌人两个营给冲垮了的时候，忍着伤口的疼痛，指挥战士们撤退下来。
就在这时候，从白面河的南山上传来了马国瑞、马正川和我父亲等不幸牺牲的消息。一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往后撤退和奔跑着。我因为受伤走不动，亏得我的两个弟弟思贞、思荣轮流把我背着，和大家一起赶到了老龙潭口。老龙潭口山上还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当时，我对大家说：“要是不打退敌人，我们会全部死在这里。要活命，就得杀出去！”这时，我们还有两三千人，虽然我们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但是我们仍然英勇地和敌人肉搏着，敌人不敢靠近我们，只把枪炮朝我们乱放。
天黑了，大家在山上宿营，几个团长和营长开了一个会。咸成法团长丧气地把手撑着腮帮，低声说：“咱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个样子怎能打下去呢？”一个姓秦的团长摇摇头说：“看来我们呆在这地方，敌人会把我们全部消灭掉！”还有一个人说：“咱们杀出重围找红军去吧！”当马国瑞还没有牺牲，和我们一起被围在和尚铺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开药铺兼做大夫的姓马的人，到边区去和红军接头，想不到他一去音信全无，就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候着他，贻误了军机。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投红军，有的营、团长却不同意，有的甚至主张投靠国民党。可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农民站了起来，他反对说：“你们忘了国民党反动派咋对付我们的？”有一个青年农民对着主张投降国民党的人大喊道：“你们这些……”他愤怒地拿起枪，一个人朝山下走去。我也说：“我们现在虽然受了创伤，可像跌倒在地上的人一样，养一养神，还会爬起来的呵！”
大家讨论了一夜，没有结果，天不明就各自分散了。马思贞、马思荣护送着我撤退到米缸山附近。在敌人追击下，我掉了队，和大伙失去联系，拖着伤势很重的身子，在深山里、在密林中、在荒滩上歇宿，饿了吃树上的野果，在没水的地方就喝自己的尿，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我常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我回答自己说，我要活下去，终有一天要对国民党反动派算清这笔血债！
马独山上的曙光
1941年2月的一个下午，沙沟的老百姓站在庄子前，迎接下乡来收款的国民党委员。走在头里的是12个背枪的常备队员，接着，两位委员也骑着毛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他们戴着礼帽和黑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拿着文明棍，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欢迎委员大人！”我们一齐弯腰并高声喊道。“嗯。”一位委员用鼻子哼了一下，就一板一眼地问道，“你们谁是保长？”“报告大人，保长不在家。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岂有此理，本委员到了，他都不来迎接，好大的胆子呀！”
正当委员大发脾气的时候，保长马建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他站在委员面前连赔不是，脸上直冒汗珠，平日欺压老百姓的那股威风不知都上哪儿去了。我在旁边看着不禁暗笑起来。不一会，我的两个堂叔马文秀、马逢春也来了。我连忙建议他们陪同两位委员上保长家去，要保长杀鸡宰羊招待委员。
半夜了，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突然，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我跳起来小声喊道：“成功啦！”原来那是信号。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化装国民党委员杀马建功、马文秀和马逢春的计划成功了。
这年4月8日，国民党九十七师的刘团长带领一团人，到上白崖区一带搜捕我们。敌人一路上见物就抢，见人就杀。在郭家湾山梁上，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邻近各庄接到我们鸡毛信的老乡们，拿着斧头、镰刀、矛子……从四面八方赶来助战，喊杀声如同雷鸣海啸一样，被国民党残酷镇压下去的回民起义，像燎原的星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不久，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总共编成24个营，大家选我当团长。以后，马国璘从西吉滩赶来了，他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但是一切重大事情我都和他商量。
我们的队伍从海原出发，经固原、隆德、静宁、庄浪等县，沿途都有战斗。
4月20日，我们在张棉驿和胡宗南的一个师相遇。这个师的黄团长夸口说：“我们的美式装备还打不垮只有斧头、镰刀的农民！”这天，他们以迫击炮等重武器，居高临下向我军轰击，我们看见地形不利，就决定连夜撤退。
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清水县的大麻子山。这座山前面是一层层的梯田，背后矗立着无数高山峻岭。我们在山腰的田埂后面埋伏了7000多人。在后面纵深地带是第二梯队，有1万多人。还有数千骑兵，把守在通往张棉驿和马鹿镇的两条要道上，以防敌人援军的袭击。我们两万多人，只有六七十支步枪，要想凭枪炮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想了个土办法，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叫大家听指挥，我打三枪，大家就冲锋。我不打枪，大家不许动，也不准开枪；第二，每人就地在身边碾碎一堆土，冲锋以前乘风把土对敌人扬起，作为烟幕弹。
这是一个风和日暖的艳阳天，正午敌人赶来了，开始向我们进攻，五六十挺轻重机枪和几门迫击炮一齐发射，顿时满山是枪炮声，烟尘遮天蔽日。
突然，射击停止了，阵地前面像死一样的寂静，敌人如同潮水一样向山上涌来了。他们爬过一层层的田埂，离我们越来越近，50米、20米、5米……已经到了面前的最后一道田埂下面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主力。我打了3枪，7000多个战士从田埂后面同时跃起，把土朝敌人扬去，敌人的眼睛被蒙住了，他们一阵混乱。就在这一瞬间，杀啊！杀啊！我们跳下田埂，向敌人扑去。战士们举起斧头和大刀朝敌人砍去，他们一排排地在我们面前倒下。
敌人溃逃了，我们的战士跟在后面追赶。世代的血海深仇，已使他们的心变得残酷，连投降的敌人也没有逃过他们的刀斧，等我和一些指挥员赶来喝住，已只剩下3个活的。我们发现俘虏的腰间，都缠着又粗又长的绳子。我问道：“这是干啥用的？”他们战战兢兢地回答道：“我们以为你们一打就垮，这是准备捆你们的。”战士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这一仗我们杀了900多个敌人，夺获了敌人的全部机枪和800多支步枪。我们牺牲了30多个兄弟，在掩埋了他们的尸体以后，又继续前进。
在张家川，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敌人兵力雄厚，后援部队很多，于我军作战不利，因此决定北上。我们经华亭、泾源、隆德，于5月4日到海原县烂泥河一带。在板石窑的森林里，我们找到了许多起义者家属的尸体，这是我们来到以前3天被敌人屠杀的。有一个孩子还爬在他母亲的尸体上吃奶，当我们把他抱起来时，许多老乡看着都哭起来了。
我们一路且走且战，国民党的好几个师在后面追赶着。撤退到西吉，郭南浦从兰州派了个姓马的来找我。他对我说：“团长，你看咋样？国民党希望你过去。你要地盘，可以给你们几个县。”我说：“我要陇东17县，你看怎样？”姓马的说：“我汇报了上级再说吧！”呸，我在姓马的背后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心里说：你当我们是傻瓜，我们会忘记第一、第二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你们又想来玩弄阴谋诡计了！
姓马的家伙一走，我知道，我们和敌人的最后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自从起义以来，我们的队伍每天打仗，从未得到休整，早已经是人困马乏，粮草又很缺乏，现在后面还有强大的追兵。难道我们真的去投降敌人吗？不，我们决不走这条道路！怎么办呢？我的心上像吊着一扇磨盘一样沉重。突然，我想起：一些在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吉时亲眼见过他们的人曾经说过，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第二次起义时马国瑞也曾经几次说，我们应当去投红军。
在陈家坪土窝子，我和部分指挥人员开会讨论，决定走边区去投红军。当然，那时在我们中间不是没有分歧和犹豫的，因为我们大家对于红军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我们队伍的情况也很复杂，有不少人恋念乡土，不愿去边区。在队伍中有很大势力和影响的宗教上层分子则害怕共产党，不敢去边区。还有一些被迫参加或来投机的地主和土匪等，则根本就不想去边区。当时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我没有把会上的决定公开告诉大家。
5月12日，我们两万多人马由土窠子出发，朝边区的方向前进。在泉儿湾，敌人的6个师，加上保安团和自卫队，总共7万多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反复冲杀20多次，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斧头和土疙瘩打退敌人。敌人死了几千人，我们也牺牲了1000多人。
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我们撤退了。队伍到红羊房的小龙王坝，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这儿有一条小溪，饥渴的人马一齐拥到溪边喝水，顷刻间就把它喝干了。
第二天向海原县前进。一路上，我们只靠吃野草充饥，身上穿的衣服早就变成了破布片。到石县子，这是一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庄子。我站在土墩上，把在土窠子作的决定告诉了大家：“兄弟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决定到边区投红军。我们参加队伍都是自愿的，愿意去边区的就跟我走吧，不愿去的，各讨方便。”听完我的话，许多人都失声痛哭，我也流下了眼泪。
我们怎能不悲痛呢？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剥削与压迫，从第三次起义以来，将近40天，我们共患难，同甘苦，牺牲了多少兄弟的生命，流出了多少鲜血。现在眼看起义又失败了，难道我们永远只有做奴隶的命运？难道我们对敌人的仇恨还不够深？难道我们和敌人的搏斗还不够勇敢？那么，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三次举起刀斧，却总是失败呢？
这天下午，几千个心里有怀疑的和不愿去边区的人走散了。5月18日，到沙沟还剩下400多人。我们决定连夜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进边区。这时马国璘也不愿走了。他对我说：“你先走吧，如果那边好，再派人来找我。”
深夜里，在马独山跟前，土匪出身的团副带着100多人悄悄地走了，我们只剩下200余骑。
我骑着马，站在山头上，望着黑沉沉的远方。我在想：明天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样，就是死，也宁愿去边区死在红军手里，不愿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我回过头，用力把手一扬，对大家说：“走吧！”我们200多人就一起策马前进，奔向边区。
沐浴在阳光中
我们一行200余骑进入边区，国民党地区荒凉、贫瘠的村落被抛在后面了，出现在山路两旁的是茂盛、茁壮的庄稼，高粱已长到八九尺高了，正在开镰收割麦子。田野里飘来悠扬、欢乐的山歌。越往延安的方向走，欢乐、自由生活的景象就越加显明了。
在庆阳县，我们和边区司令员萧劲光、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接上了关系，就住了下来。党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派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鞋子，还宰了许多羊招待我们。辛苦了40多天的战士们，一躺到草铺上就呼呼睡去。
“你要不要去延安，去见见毛主席？”萧司令和王旅长问我。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够见着毛主席，如果能去见一见他老人家，那太好了。
到了延安，我和4个同伴住在交际处。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参观了民族学院、抗大、鲁艺、医院等。在民族学院，我还作了一次讲演，说到了我们受压迫的民族与我们三次革命失败的经过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吃饭，杨静仁同志喜冲冲地走进屋子里来，说道：“思义，边区政府打来电话，毛主席在那里要见你哩！”我跑过去，紧握着静仁同志的手，心跳得很厉害，简直说不出话来。
边区政府在新市场上面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了院子，静仁同志引我进入正面的上房。房子不大，里面坐着两个人，我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看见了我，连忙站起来，老远便伸出双手，像慈母一样微笑着。我急忙过去握着他老人家的手，不由自主地、高兴地喊了一声：“毛主席！”
“你好！”毛主席亲切地说，并笑着让我坐下。他自己背着手，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后来，在我面前站住，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瞧着我，对我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这三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
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又说：“你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临别，毛主席又对我说：“你回去，代我向那200多位战士问好。”
过了几天，党中央批准我们成立了“回民骑兵团”，我担任了团长，杨静仁同志担任政治教员，马克同志担任文化教员。
由于我们回民骑兵团的成员成分不纯，思想复杂，加上有些人思家心切，到11月又离开了边区。可是，一到家乡，残酷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我的全家11口人已给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敌人一知道我们回到家乡，就四面八方调集军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连夜突出重围，经过14天的战斗，辗转跋涉，怀着悲痛、惭愧的心情又回到了边区，回到了党的怀抱。
1942年春天，我和几个回民骑兵团的干部进了民族学院。半年以后，我又转到抗大学习。
在革命大家庭中，我们一方面受政治、军事训练，一方面学习文化。经过了整风运动，同时还大搞生产，大家都学会了纺织、木工、种田。虽然我们只有不多几个回民，学校还是特别为我们设了回民灶。
转眼就是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撕破了双十停战协定。由于当时形势需要，我在抗大提前毕业了。
在结业典礼上，何长工副校长给我们讲了话。接着，学员分别各就革命工作岗位，有的同志返还到原来的单位，有的留在延安，有的分配到各地工作。党要我回到骑兵团。
我和炊事员王弼正经过延安往合水的路上走着。一路上，我怀着愉快、激动的心情，奔进固城小庄子，急于想看看一别3年的回民骑兵团的同志们。头一个就撞着我弟弟马思贞。这时，他正拿了镰刀和绳子出来。我叫了一声，他看见我就站住了，亲热地说：“哥，你回来了。咱们今天要割完最后一点糜子呢！”我问：“怎么，你们不在练兵？”马思贞说：“我们一面练兵，一面搞生产哩！”
我随了思贞朝庄外走去，过了一道小溪，远远就听见山坡那面传来歌声和笑声。思贞伸手一指说：“这一带是近两年开出来的荒地，你看，庄稼长的多好！我们每人差不多都开了20亩地呢。”他又告诉我：“这3年里，回民骑兵团变化可大了！哥，你不记得？过去我们看见八路军种田，还说咱们军队管打仗不管种田。如今，我们在党的教育下，都懂得为什么要生产了，我们要生产自给，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呀！你看，我们刚来时，马草都要三八五旅发给，现在啥都自给啦！”
“团长你回来了啦！”年轻的战士马智俭正肩扛着割下的庄稼，从田里走出来。他光着胳膊，脊背晒得通黑，脚上穿着草鞋，他比刚进边区时更结实了。他打量着我，问道：“团长，我听说咱们现在要和国民党那些坏蛋打仗了！”我问他：“听谁说的？”马智俭说：“我们这里有《解放日报》《人民战士》，都说国民党在各处加紧对我们封锁，准备进攻呢！”我又问他：“如果打起来，那你打算怎样？”马智俭抹着脖子上的汗，忸怩地笑着说：“我们再不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了，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命令。”
在战士们中间，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面孔瘦瘦的青年向我挤过来，伸出他粗糙的手。我喊道：“马克同志，你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劳动。”那时，静仁同志已经调走，马克担任连指导员。马克没有回答我的话，瞧瞧站在我背后的马思贞，笑问道：“你把部队的情况向团长介绍了吗？”我说：“不需要介绍了，我都看见了，这是你教导得好的缘故。”马克笑笑说：“不，这是我们伟大的党和英明的毛主席对回民骑兵团的帮助、关怀、教育的结果，我们不过是执行了党的指示呵！”
晚上，我和战士们躺在铺着干草的炕上。劳动了一天的战士们一躺下就发出鼾声。可是我却兴奋地睡不着，因为我在想：我们这支初步具有人民部队素质的回民骑兵团，在以后的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将怎样以更出色的行动来报答党。
子午岭上红旗飘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向我们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这时，我们回民骑兵团是在陇东分区驻防。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时，陇东的主力部队调去保卫延安了，整个陇东只剩下我们回民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连分区地委干部在内，总共才一千四五百人，而敌人的兵力却有5万多人。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能打硬仗和敌人死拼，争一城一镇得失，而应当在本地区内坚持游击战和持久战，诱敌深入，然后伺机反攻。自从这年敌人开始向陇东进攻以来，我们退出了环县、曲子、庆阳，接着又退出了华池和合水。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现在他们又妄想越过子午岭向老边区纵深进攻。“报告！”突然有人在我的背后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司令员的通讯员。“马团长，徐副司令员请你马上去开会。”
徐国珍副司令员在会上报告了最近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根据田家洼子和红土崾岘一带的老乡送来的情报和我们自己的侦察，已经了解清楚，在惠安城里驻扎着国民党2000多个骑兵，这些家伙非常野蛮剽悍，因为他们戴着钢盔，所以老乡们都叫他们‘铁帽军’。最近，他们每天派出二三百人到红土崾岘一带进行武装侦察，看样子，是想占领红土崾岘前面的高山，然后进攻二家川。”
副司令员点了一支香烟，又接着说：“同志们，虽然目前在整个陇东战场上，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大好几十倍，但是战线延长了几百里，他们的兵力很分散，这就为我们反击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是我们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党委决定要在最近打一仗，以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你们看打这个仗有把握吗？”
我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副司令员的分析和意见，我们骑兵团愿意担负这次出击任务！”“那好呀！”徐副司令员笑着问道：“不过这个仗你们准备怎么打呢？”“报告副司令员，我们对红土崾岘的地形非常熟悉，那里很适合打伏击战。等敌人的武装侦察部队来了，趁他们立脚未稳，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惠安城里敌人的骑兵虽然很多，但离红土崾岘有一二十里，如果我们能迅速解决战斗，胜利一定有把握！”经过研究讨论，副司令员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由我们打主攻，并由两个步兵团配合。
第二天晚上，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大家衔枚疾走，拂晓4点钟到达红土崾岘，立刻进入隐蔽区。
红土崾岘下面有一块洼地，是来往必经之路。洼地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林后是起伏的高山。我带第一连埋伏在洼地正面的密林中，其余的骑兵和两个步兵团分别埋伏在两边的树林中和高山上。上午10点钟左右，敌人的将近300名骑兵由惠安城出发了，走15里，来到红土崾岘的西山脚下。他们派出40多名尖兵，下了马，搜索前进，目的是想熟悉地形，并侦察我军的虚实动静。其余的200多名骑兵登上西山掩护，随时准备出击。
这天的天气特别晴朗，我们远远地就看见穿黄军服的敌人尖兵，扛着两挺机枪，排成两路纵队，由几个“黑狗子”带路，沿着山沟向洼地走来，正好11点钟，他们到达洼地中央，离我们埋伏的地点只有300米了。我举枪打响，发出冲锋命令。顷刻间，我们一连的骑兵从密林中冲出，像闪电一样朝敌人奔去。这时，由邻近庄子里的老乡组织的担架队也在四周山上呐喊助威，喊杀声震天动地。
在西山上打掩护的敌人，一听到枪声和喊杀声，知道情况不妙，就想奔下山来接应。他们刚一出动，我们集中在东山上的二十几挺轻重机枪齐发射，把跑在前面的十几个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其余的连忙退回山上。原来，我们的步兵团占领的东山头是红土崾岘的最高点，他们居高临下，不久控制了整个洼地，连最远的西山头也在我们的火力网内。敌人的骑兵第二次想冲下来，又被压了下去。
这时，我们一连早已冲到洼地中央敌人尖兵的跟前，他们还想抵抗。战士们收起长枪，从背上取下镶着六七尺长木柄的斧头和大刀，狠狠地朝敌人砍去。
这时，全团有名的猛将、排长杨生华一连斩杀、俘虏了好几个敌人。他杀的兴起，把上身的衣服都脱光了。当他看见有些敌人朝树林里跑去，就把手里的短枪一挥，带着一部分战士跟着追去。敌人钻进一片黑刺林，他也跟着往里钻，身上被刺破了好些处，流着血，他也不管，嘴里还不住地喊道：“抓活的，别让这些家伙跑啦！”
在一座密林深处，有个大个儿的战士追上了3个敌人。他举枪射击，没有打响，他的心里一愣，但是他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就蹿到敌人跟前，用枪口指着他们大喊道：“缴枪不杀！”3个失魂落魄的敌人乖乖地扔下了武器。正好，另外几个战士赶到，他们拾起敌人武器，一起押着往回走。那个大个儿的战士走在后面，他扳开枪拴一看，自个儿笑着说：“好悬啊，枪膛里连一颗子弹也没啦！”
当惠安城里敌人的大队骑兵赶到，和西山上的敌人会合，战斗早已结束。他们害怕我们后面有大部队，未敢还击，就夹起尾巴逃回去了。
这一仗仅仅打了15分钟，我们夺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除两名敌人逃跑以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杀死或俘虏。我们无一伤亡。
这次战斗为陇东反攻打响了第一炮。当我们打扫了战场，把队伍在山上集合起来时，我听见，从我们的队伍里，从周围的山头上，爆发了如雷的欢呼声，它们此起彼落：“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士们举起的红旗，像天空升起的太阳一样灿烂，在子午岭的上空高高飘扬。
摘自《宁夏日报》1959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