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义旗进边区
1939年春至1941年春，宁夏西吉县石山一带（当时为海原县）的回民群众，为反抗国民党的剥削和压迫，曾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第一、二次暴动都被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下去。第三次暴动后，一部分部队转移到陕甘宁边区，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回民的剥削压迫已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派粮、征款、抓丁日益加重，广大回民群众怨声载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海原县政府害怕回民聚众反抗，企图把石山地区的群众以部落形式进行合并，强迫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世代生存的家园。加之国民党海原县县长贾从城一贯歧视少数民族，把回民的“回”字写成“”，使广大回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引起回民第一次暴动。
第一次暴动是在马国瑞亲自宣传组织下，后由其弟马国璘直接领导的。马国瑞在当地很有声望。他在1937年前，曾用3年时间以传教为名，到云南、东北等地进行了考察，对日本入侵我国十分愤恨，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十分不满。由此，他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37年春，正当马国瑞在回民群众中宣传组织暴动的关键时刻，因有人告密，被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派人诱骗逮捕，软禁于兰州。马遂指示由其弟马国璘发动暴动。沙沟大阿訇马英贵等人也参与领导。这次暴动的口号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丁免款”“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在这些口号的鼓动下，回民群众纷纷参加，当时号称万人，实际有六七千人，组成了3个师。
当时，沙沟一带住着马鸿宾的三十五师。暴动的当晚，消灭了该师某团一部和马鸣山民团。天亮后攻打固原，固原城没打下来。南下打隆德，不料马国璘腿部负伤，部队伤亡较大。鉴于这种情况，连夜把马国璘送回沙沟，部队也撤回。
为了便于马国璘养伤治腿和部队休整，暴动队伍领导决定采取缓兵之计，答应国民党“宣抚团”的提议，派马英贵去海原大寨乡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谈判未成，马英贵被抓，后押回固原枪杀。赴刑场途中，马厉声大骂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对回民的压迫和残害，沿途群众赞叹不绝。在这次暴动中，马思义任排长。在谈判前，所谓“宣抚团”的拜伟等人，派了一个胡医官给马国璘治伤，暗中下毒，把腿治残。
1939年5月，马国瑞从兰州逃回来，立即亲自着手组织第二次暴动。这次暴动是以泉沟垴为中心，马国瑞就住在这里，白天不多出门，每天在石山一带（沙沟大寨、上下白崖子、黄家庄等地）进行串联。石山在西吉县城以东，我家在县城以西40多里的芦子滩，马国瑞很少来。一天，鲜维峻对我们说：“小师傅（群众称呼马国瑞）回来了，又要搞暴动，我们都去。”随后，我们100多人，以做短工活为掩护，向石山集中。因我们去晚了，没有跟上主力，以后听说暴动失败，又返回来。
马国瑞领导的暴动队伍，四五个人1支枪，其他都手执斧头、梭镖等。队伍出发后，南下攻打泾源县城。攻下县城后，被国民党军队4个师包围。马国瑞、马喜春等领导人在作战中英勇牺牲，部队自行解散，大部分人员返回石山一带隐蔽起来。对这次暴动，朱绍良是有所防备的。自马国瑞逃出后，他们就估计到马回去后一定还要组织暴动，所以赶紧从西安调集重兵准备镇压。这次参加暴动的约两万人，石山一带1万，张家川还有1万，由韩万德领导。韩是汉民，支持暴动。原计划攻下泾源后，就去张家川会合，后因时间紧迫，没有如愿。暴动失败后，国民党派到西吉一带的便衣特务特别多，到处抓捕、枪杀暴动人员及其家属。
这次暴动历经1个月就失败了，但宣传组织工作是比较深入的。针对当时的形势，马国瑞提出了新的口号：“让开一条路，东进去抗日。”还派人去边区与红军联系，但没有联系上。
第三次暴动还在石山一带，主要领导人是马国璘和马思义，参加暴动的约1万人。为了缩小目标，迷惑敌人，对外只称1个团，马思义任团长，下编12个营，其中有骑兵约1000人。我编入骑兵，任三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
暴动后，队伍即南下打隆德，途中又来了马国璠和马继贤，也参与了领导。我哥哥冶巨全在这次暴动中于石山梁牺牲了。暴动队伍经张家川到大麻子山，遇到了国民党一个团，团长姓黄，人称“尕黄团”。因暴动队伍刚打下隆德，士气旺盛，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敌人经我骑兵、步兵的猛烈冲杀，一举全歼，团长当场被击毙。部队在大麻子山休整了近10天，又转向石山、杨家河一带。胡宗南部九十一师赶来，打了两天一夜，我团武器弹药缺乏，撤出战斗，转移到海原县的月亮山一带。
暴动领导人在石砚子开会，分析了敌我形势，觉得硬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但究竟去哪里，意见不一致。马思义提出投奔边区，经过讨论，统一了去边区的思想。会后，马思义对部队进行了东进动员。第二天上午，在东进途中，马国璘改变了主意，带走了一部分人，我们也没理他。当日晚上，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突然遇到了敌人，马思义和我带领部队在前头，经过一阵混战冲了出去，后续部队有一部分被打散，一部分退了回去。天亮后，部队一收拢，仅留下二三百人，在马思义带领下，继续东进。部队行至月亮山至石砚子中间时，又遇到了一股敌人，被我们打散，缴获百余支枪。
我们在东营山的一个小山村吃饭时，有个回民老汉主动提出给我们带路，他说：“要去边区，我给你们带路，保证碰不上国民党部队。我曾给‘公军’（即红军）带过好几次路，都很安全。”我们因有这个回民老汉带路，经毛居井子到了庙儿掌。庙儿掌是红白两区交界处，我们没有进村，住在山上，派周尚义（原国民党的一个连长）、马智宽、杨德海3人，带着起义领导人的信，到白家窊找八路军驻军领导，和一个姓王的大队长（王世保）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下午来人说，叫我们驻在边区的北家洼子村。后来王大队长也来过我们驻地，五六天后又请我们按回民习俗吃了饭，并通知说，上级要我们进驻合水。
这时我们全部是骑兵，有二三百人，编为3个连，由我、王登林和一个姓王的分别任一、二、三连连长。经过庆阳时，在三八五旅驻地休息了两天，部队领导请我们看戏、看打篮球，统战部门的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讲统战政策、红军的纪律，说我们是在国民党的刺刀下冲杀出来的，赞扬我们很英勇。当时，我们看到红军不打人、不骂人，而且很热情，感到非常新鲜。
在合水我们住了3个月，由于好多人生病，就返回庆阳北的三十里铺村，上级给我们骑兵团发了军装和一些生活用品。在这里住了两三个月，听说石山一带又有一部分人闹暴动，并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我们要去迎接，上级领导劝说我们不要出边区，出去以后肯定要挨打，但我们还是去了。走时，庆阳地委组织欢送我们，一些领导在讲话时，一再说明组织对我们这次出走的态度，明确表示：你们走我们不阻拦，再要回来，我们同样欢迎。我们离开边区到了沙沟、白崖，国民党闻讯，立即调兵，企图围歼我们。
在西进途中，我们得知那部分暴动人员已被敌人打散，部队到了臭水河一带，还想把马国璘接去。多次打听，但没有打听到。以后听说马被国民党抓住杀害了。目的没有达到，只好带兵东归。
东归部队行进到固原小口子以西的二道梁时，就遇到了国民党杨德亮部，他们派来一个姓解的连长，自称是杨的内弟、副官，也是个回民，提出要和我们谈判，其条件是：一、要我们不要打了，和他们谈判；二、要我们表示谈判的诚意，交出一把斧头、一支枪；三、第二天上午在上店子谈判，连以上干部参加，叫我们的部队驻臭水河。我们不同意第二条，认为八字没见一撇，先叫我们交枪，不能干。他们同意了。当晚，我们担心再次上当受骗，即策马东进，天亮后到达李俊堡川上的大山上，甩掉了敌人。又到了庙儿掌，上级安排我们驻合水县，进行学习休整。
国民党反动派没把这支回民暴动队伍最后消灭，十分恼火。回民骑兵团返回边区后，国民党便向暴动成员的家属和失散人员进行报复性的血腥镇压。马思义全家三代十几口人，被敌人残杀；我的继父被捕押到兰州，经百般拷打折磨后杀害；母亲被抓起来，腿打断，头打破，终生致残；我的两个弟弟闻讯出逃，幸免灾难。敌人的暴行，更激起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坚定我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心。
第一次到合水县后不久，马思义去了延安。一个月后回到部队，他说在延安见到了毛主席。马思义回来时，杨静仁、马克同志也随同来到部队。他们当时的公开身份：杨静仁是政治教员，马克是文化教员，实际上是做党的工作的。
1941年农历10月，杨静仁同志要回延安汇报工作，我要求同往。到延安后，我就到民族学院学习去了。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1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