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亨利·米勒·施里夫(3)

在1812年战争期间，范德比尔特因在斯塔藤岛和曼哈顿下游的巴特里之间管理渡船运营，而被授予“海军准将”的荣誉称号。如果穿越英军封锁线都让他无所畏惧的话，那么纽约法庭的一纸庭谕更不过是小事一桩。他和吉本斯坚持驾船航行而纽约的官员们对于查封“司战女神”号来禁止他们继续航行的做法也犹豫不决，担心由此引起新泽西州的官员查封纽约船只。吉本斯在纽约管辖范围之外的新泽西家乡依然很安全，因此纽约官员只好追捕范德比尔特。官员们花费了数月时间，设法在他停靠“司战女神”号时逮捕他。罗伯特·阿尔比恩（Robert Albion）写道：“仗着厚颜无耻和足智多谋，范德比尔特设法让船上的乘客在沿着纽约河边的一个又一个地方上岸，县治安官员和参与协助抓捕的人费尽了全力也难以抓到他。”范德比尔特在轮船上建造了一个能够藏身的密室，来对付可能决定上船检查的纽约官员们。一个星期天，当他在纽约一个码头闲逛时，官员们猛扑向范德比尔特并将他抓获。但押到法院后，他们又被迫放人，因为范德比尔特制造了那天没有驾驶“司战女神”号的假象。

双方的对抗在逐步升级。范德比尔特绑架了一名纽约的代理人，并威胁把他送到新泽西。与此同时，吉本斯说服新泽西州批准逮捕任何来自纽约的人，因为纽约方面以妨碍其垄断地位为由逮捕了新泽西州的一个公民。接下来，他说服新泽西的议员们，对在哈得孙河下游的旅行进行管制。1824年，在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对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官是如何对等解决纠纷感到兴奋和迷惑之前，美国最高法院结束了对上述事件的法律诉讼程序。吉本斯的美国联邦许可证能够凌驾于纽约州的许可证之上吗？奥格登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他与垄断组织之间的契约？最高法院采取哪种恰当的方式才能断定纽约和新泽西拥有各自独立的权力？在美国，最强烈的法律要求是解决无序竞争带来的纠纷。吉本斯雇用了时年42岁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前美国首席检察官、52岁的威廉·沃特（William Wirt）为其辩护。奥格登由另两名著名律师代理，纽约州首席辩护律师托马斯·奥克利（Thomas J.Oakley），以及身材魁梧、能言善辩的爱尔兰人托马斯·埃米特，而后者就是被富尔顿从水中救起的那位律师。

马歇尔是个与美国神话不相称的人物，他来自一个有着15个孩子的大家庭，出生在蓝山山脉丘陵地带一个小木屋里。他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战士，因表现突出成为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国务卿。在托马斯·杰斐逊之前，亚当斯任命马歇尔为首席法官。但由于憎恨联邦制度，杰斐逊对马歇尔的聪明才智表示怀疑。“同马歇尔谈话的时候，我从不对任何事情表态，”杰斐逊在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这样写道，“他非常善于诡辩，你一定不要给他肯定的答复，否则你就会被迫承认他的结论。因此即使他要问我现在是否是白天，我也会回答“先生，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马歇尔的同龄人威廉·沃特这样描述这位首席法官——高个子、清瘦、文弱、自由散漫、衣着随意，对事物的看法充满幽默和快乐，“当他黑色的眼睛发亮的时候，会露出一副俨然登上了王位的威严神情”。在担任首席法官的23年里，马歇尔在牺牲各州利益来扩大联邦权力的工作中领导了一个团结的法院，不过法院也可以宣布导致无序竞争的法律无效，而且法院的成员也认为合同神圣不可侵犯。

2月4日，在拥挤的法庭前，开始了对案件的辩论，问题集中在《宪法》第八章第一条，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业条款，它赋予国会“在各州之间……控制商业行为……”的权利。对是否赋予国会特权，这项权力是否无视税收制度、进口税和各州边境征税的其他措施的存在等方面，则与1824年的决定大相径庭。为了支持奥格登的观点，埃米特承认国会的特权会“破坏州政府立法”。他注意到，各州总是行使权力对商业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并且引用了几个例子，包括奴隶贸易、检疫法、检验法以及同印第安人的贸易规则。因各州拥有控制那些联邦政府无法掌管的事务的权力，所以埃米特声称，纽约的垄断是完全有效的。

约翰·马歇尔，善于创新的首席法官：他制定的蒸汽船航运管理条例成为联邦政府获取在诸多领域掌握主动权的根本，从铁路管理到最低工资保障，以及非法种族隔离。

韦伯斯特始终坚持一个基本方向：国会，只有国会才有权力管理州与州之间的贸易问题。他宣称：“从今以后，各州的商业活动应当融为一体”，这样的商业活动方式“将被描绘在飘扬着“万众一心”字样的旗帜上”。韦伯斯特反复重申这一观点：“所有有效的规定都不由限制权利性条款组成；那些国会考虑适当放宽的政策应成为国会管理范围的一部分，与受约束的部分同等重要。”换言之，国会没有提及并不表示它不会对那些问题进行控制。韦伯斯特赞成奥格登的律师采用的凌驾于共同权力之上的所谓特权理论。吉本斯的案件由沃特来做总结，在阿伦·伯尔（Aaron Burr）的叛国罪审判中，沃特作为起诉人首次成名。他的主要攻击点是，吉本斯持有的沿岸贸易许可证让他有权利在美国的各个地方航行，包括内陆水域。虽然只有很少几条法令可以用来支持这一解释，但它已打动了旁观者。首席法官约翰·克里滕登（John J.Crittenden）写道：“我从沃特那里听到了自审判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案件之后的最伟大的陈词。”

争论结束后的10天里，马歇尔一直在约翰·马歇尔，善于创新的首席法官：他制定的蒸汽船航运管理条例成为联邦政府获取在诸多领域掌握主动权的根本，从铁路管理到最低工资保障，以及非法种族隔离。他的公寓里对案情进行反思，1824年2月19日，他在黑暗中穿过地窖门时滑倒在冰上。他“丧失知觉达15分钟”，被摔成脑震荡，肩部脱臼。当时他已经69岁了，在3月5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时候，他的手臂上还吊着绷带。他花了45分钟宣读得到一致通过的裁决书，声音十分低沉微弱，法庭里的人不得不伸长脖子才能听见他所说的话，但是这个声音回响在大地上，经久不绝。马歇尔的判决结果建立在详细阐述的基础上。他判定，案件的结果不是要废止享有共同权力的主张，而是要承认沃特对吉本斯沿岸贸易许可证广义解释的合法性。不管怎样，这是马歇尔典型的精心培植橡子的裁决风格，他希望橡子长成大橡树。判决结果可以被解释为，没有一个州被授予权利，负责对任何商业行为征税，并且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一结果不仅仅对吉本斯来说是一种胜利，而且对美国商业的解放，对美国人民融合成为单一民族和单一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强有力因素。这一判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间各家蒸汽船主们都开放了自己经营的航道，而这些航道都是美国贸易的主动脉。同3月的8艘船相比，到11月，已经有46艘蒸汽船来往于纽约的水域。

奥格登发现他的许可证毫无用处，竞争逐渐激烈。他的家庭也破裂了，而他自己也在1830年因债务问题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吉本斯到死的时候也很富有，但无依无靠。当然，范德比尔特赢得了下半个世纪蒸汽船和铁路的黄金发展时期，他独自面对竞争激烈的创新事业，在19世纪70年代，他比美国联合企业中的其他任何企业主都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