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2)

第二股右派势力，则带来一种所谓“组织化国家统制”（organic statism，编注：“组织化”是指“以机构为参政基本单位的”）的出现（Linz，1975，pp.277，306～313）。这一类保守政权，重点不在于如何捍卫传统秩序。它别有用心，刻意建立一种新政策，以抗拒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和工人第一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意识形态，缅怀的是想象中的中古世纪或封建社会的古风，虽然有阶级、有贫富，可是人人各安其所，没有阶级斗争，众人接受自己在阶级制度中的地位。组织化的社会，包括了每一个社会群体或“特权阶层”，而这些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却合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存在。这股思潮造成各种名目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理论的兴起。统合主义主张，以各种经济团体的代表权，取代个人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种以团体为单位的制度，有时被称为“组织化”参与或“组织化”民主，赞同者认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为佳。然而事实上，理想归理想，在实行上，组织化民主往往难逃权威统治的罗网。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命令的发布执行由上而下，权力多半操纵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这类政权中选举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套用匈牙利首相贝特棱伯爵（Bethlen）的说法，所谓“民主，乃是依据统合集体意志的矫正手段”］（Ranki，1971）。这类统合主义国家之中最彻底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某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其中尤以大独裁者萨拉查（Oliveira 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为最。葡萄牙的右派保守政权，是全欧反自由主义统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1927～1974）。除了葡萄牙外，统合派政权也曾在奥地利出现，时间在民主政治崩溃之后一直到希特勒侵入该国为止（1934～1938）。而佛朗哥将军统治的西班牙，多少也带有一点统合国家的味道。

这一类的反动政权，论起源及动机，都比后起的法西斯长，两者之间虽有着相当的差异，可是却缺乏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的目标也许并不一致，却拥有共同的敌人。早在1870年举办的首届议决教皇无错的梵蒂冈公教会议（Vatican Council）上，罗马天主教会就已表明坚决反动的立场。但是天主教当然不是法西斯。事实上，教廷对主张极权的世俗政权深恶痛绝，对法西斯也反对到底。可是，天主教国家展示的“统合国家”形式（corporate state），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圈子，却更为发扬光大。意大利有着天主教的传统，这自然是被统合思想吸引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实行统合主义的天主教国家，有时根本就被直呼为“神职派法西斯”（clerical fascist）。法西斯派之所以得势于天主教国家，可能直接源自整合派天主教义（integrist Catholicism），如比利时自由党领袖德格雷尔（Leon Degrelle）领导的雷克斯特运动（Rexist）。当年天主教会对希特勒推动的种族主义态度暧昧不明，这一点常为人所注意。但天主教会还有另外一些举动却较少为人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中人有时甚至包括身居要位的高级神职人员曾给予纳粹亡命余孽及各类法西斯党徒相当的资助，其中不乏被控犯有血腥罪行的战犯。教会之所以和反动派甚至法西斯拉关系，是因为它们都共同憎恶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教会眼里由此衍生的一切祸害：民主、自由，当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恶极的“目中无神的共产主义”。

而在事实上，法西斯的年代，的确也成为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在国际上，右派最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天主教会却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右派认同，不免为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制造出相当的道德困扰。到法西斯全面溃退时，原本就不甚积极反对法西斯的神职阶层，此刻遭受的政治问题更不在话下。相反地，反对法西斯的立场，或为爱国而加入抵御外敌的行动，却破天荒地为民主派的天主教派（基督教民主政治）在教会中建立了合法的地位。至于在天主教徒居于少数的国家，基于实际需要，也开始出现党派拉罗马天主教徒选民的选票，这主要是维护教会利益以防世俗势力的侵蚀，德国、荷兰即为两例。至于在正式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里，教会也极力拒绝向民主自由的政治低头。而教会另外一大烦恼，则来自主张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对社会主义头痛之极。教会在1891年提出一项社会政策，这对天主教来说不啻前所未有的新举措，这项政策强调在维护家庭及私有财产的神圣之余，社会也有必要的义务照顾工人阶级，不过，资本主义的“神圣性”却不在教会认可之列。[24]各界受新思潮影响的天主教徒，不论是主张社会主义，还是倾向自由思想，或其他打算组织天主教徒工人工会之人，都经由罗马教廷的这项政策获取了第一个立足点。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曾短暂地允许过意大利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主教）人民党（Popular Party）成立，一直到法西斯兴起之后，该党才垮掉。但除了意大利，其他各国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天主教徒，均属政治上的少数。到30年代法西斯势力崛起，具有新思想的旧教教徒，方才正式公开露面。他们人数依然稀少，比如公开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天主教教徒，就是数量极少而修养极好的一群人。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一面倒地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守反动势力。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下抵抗运动，倾向民主及社会主义的教徒，方才能以爱国之名而非意识主张，名正言顺地崭露头角，获取最后胜利。不过总而言之，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欧洲的胜利不在当时，直到日后才逐渐出现，而且更要迟至数十年后，才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得势。在这段自由主义普遍呈现颓势的年代，除了极少的例外，教会对这个现象还真感快慰呢。

三股右派力量已论其二，现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运动又可分为几支，其一便是赋予法西斯现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会主义倒戈者新闻记者墨索里尼的杰作。墨氏的名字贝尼托（Benito），是为纪念矢志反对神职势力的墨西哥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rez）而取，十足象征墨索里尼的老家罗马涅（Romagna）地区反教廷的传统。连希特勒都毫不隐瞒，自己那一套，原师法“墨”家道统，对墨氏本人自是无限尊敬。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暴露出其无能的弱点之后，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终不减。为了回报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响应了前者的反犹运动，但这是之后很久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领导的运动，则根本不见反犹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国统一以来，也从来不曾有过反犹的举动。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军队断然拒绝将其占领区内的犹太人——主要在法国东南部及巴尔干部分地区——送交德国人或任何人予以处决。看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国人实在值得我们的尊敬。但是在意大利本地，虽然政府显然也同样缺乏消灭犹太人的干劲，当地为数不多的犹太族群却有半数尽遭灭绝。不过，意大利境内某些犹太人之所以遭难，是因为他们的武装反法西斯的身份，而非种族主义下无辜受害的牺牲者。（Steinberg，1990；Hughes，1983）不过，意大利确也曾鼓励并资助过其他地方类似法西斯精神的运动，并在最意想不到之处，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犹太人锡安复国“修正主义”（Zionist Revisionism）的创始人杰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张影响。这一支走犹太复国运动的路线之人，日后于70年代在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不过单靠意大利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夺取德国政权，法西斯主义绝不可能变成大趋势。事实上，意大利地区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运动，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党派（Arrow Cross）为最，该党曾在匈牙利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不记名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选票。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的铁卫队团体（Iron Guard），该派获得的实际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财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区的活动。如帕韦利奇（Ante Pavelich）领导的克罗地亚族恐怖团体乌斯达莎（Ustashi，编注：原文Ustasa，暴动者之意，主张克罗地亚独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转向德国寻求精神和金钱资助之后，这些团体才开始大展宏图，并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拢。总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国夺权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领导之下成为左翼大军一般，一举举起右翼大旗，并以柏林为总部，演变成一种普遍的运动潮流。但是，尽管后有希特勒予以发扬光大，法西斯主义毕竟不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运动，最多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鼓动那些与德国狼狈为奸之人罢了。至于各国传统的极右派，尤其是法国，不论其如何野蛮反动，却一律拒绝跟随法西斯的乐声起舞：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个立场，除了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运动。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对欧洲造成较大冲击，全是因为当时德国国际霸权地位不断提高之故。否则，各国原本与法西斯无缘的反动统治阶层，又何必自找麻烦，装模作样频向法西斯分子暗送秋波呢？正是在德国声势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萨拉查，才于1940年宣称他与希特勒两人交好，英雄“所见略同，而携手同盟”（Delzell，1970，p.348）。

1933年后，各股法西斯势力，一致意识到德国霸权的势力，然而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彼此之间却难寻出相似之处。像这样一类理性不足，全靠直觉意志当家的运动，理论基础往往甚为薄弱。虽然在保守知识分子活跃的国家里，如德国即是一例，反动理论家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吸引，可是吸引他们的成分，往往是法西斯表面粉饰性的层面，而非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核心思想。墨索里尼虽然有宫廷理论家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为其御用，希特勒也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一旁大敲边鼓。可是墨索里尼大可请理论走开，于法西斯的存在也无妨碍。而希特勒本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在乎海德格尔是否支持。此外，法西斯也不主张如“统合国家”等特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希特勒很快便对这类做法失去兴趣了。更何况一国之内，企业组合群立的现象，从根本上就和以个人为参政基本单位的平民社会观念（Volksgemeinschaft，or People‘s Community）相冲突。甚至连占法西斯思想中心地位的种族主义，一开始也不见于原版的意大利式法西斯。相反地，法西斯主义却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如国家主义、反共立场，以及反自由主义等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质的法国反动团体当中，更为接近：双方都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以达成本身的政治要求。

至于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采用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传统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叹民主的出现，对全民政治感到极端厌恶。而鼓吹“组织性国家”的旗手，则恨不得越过民主阶段，直接进入统合主义。法西斯主义，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气氛之中，借着动员群众，发光发热，并利用盛大的公众场面，维系其象征意义——如德国的纽伦堡（Nuremberg）群众大会；意大利民众齐集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遥瞻墨索里尼的身影在阳台上招手致意——不论法西斯还是共产党，得权之后，也都一再使用种种运用群众力量的象征举措，始终不曾放弃这个法宝。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者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希特勒一手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借用（略事修改）左派红旗为自己的党旗，并在1933年立即响应，以红色革命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德国的法定假日。党名、党旗、法定节日，纳粹袭用社会革命运动手法的意图，明显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