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如何推进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战略思考(2)
学习型组织的指导思想或者像奥布莱恩所说的“管理理念”必须从愿景、价值和志向目标着手:这个组织代表什么,其成员力图创造什么。所有的组织都是按照一些明确的原则来治理的,不管这些原则是有意还是无意创造出来的。它们并不一定是积极的。也许,在过去的30~50年里,对西方商业管理带来致命危险的指导思想就是:企业的志向目标就是尽可能增加股东的投资收益。如果人们真的对此信以为真,那么,根据组织目标的定义,不管宣扬的是什么思想和理念,都必须以赢利为目的。在这样的组织中,人们不会尽心尽责,而会觉得工作乏味无聊,对组织缺乏忠诚——这难道奇怪吗?
与此相反,管理学作家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描写了日本人的观点:“公司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公司和个人一样,也有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和根本的志向目标。这就是组织的自我认知(self knowledge),即一种分享的认识:公司代表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并且,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的世界。”
然而,许多组织在阐述指导思想时,都只是在描述一些平淡无奇、鸡毛蒜皮之类的使命或愿景宣言。那么,什么才是强有力的指导思想呢?第一个特点就是哲学深度。在美国开国元勋一致通过《独立宣言》之前,他们花了数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对话。他们研究了西方民主思潮的演变、美国印第安人的民主管理体系的发展历史、共济会所体现的解释哲学等等。富兰克林曾担任殖民政府驻伊洛克(Iroquois)部落的公使。在30年的时间里,他编写了许多有关伊洛克政府管理方面的著作。正是经过了5年乃至10年耐心的对话,他们才能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才能共同起草可以为之奉献“生命、财富及尊严”的宣言。看看前人的努力,再看看如今的管理团队:他们只不过用了3天的时间就试图制定组织的使命和愿景宣言。
比尔·奥布莱恩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好几个层次。传统组织就是用来满足前三个层次——食物、住所和归属感的。[2]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中,由于这些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因此组织无法提供特殊的东西来要求人们对组织尽职尽责。只有当组织开始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自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今天的管理混乱局面才会得到解决。”
在这段话中,奥布莱恩提出以更广的视角来考虑组织的使命、愿景和价值。他认为世界的改变为组织创造了实现更高愿望的新机遇。不管你同意与否,他的观点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其中蕴涵的充满激情的信念,正是大多数使命宣言中所不具备的。奥布莱恩和汉诺瓦保险公司的同事们在20年中始终坚持发展组织的“指导哲学”,这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耐心和毅力。
从第一个特点也就引出了指导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即: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指导思想并非静止不动。它们的含义和表达方式会随着人们的反思、探讨和运用而不断改变。当然,这也是共同愿景修炼的核心原则,即不断地一起讨论如何创建未来的共同愿景。
学习型组织的三个关键指导思想
在建立学习型组织中是否有通用的一般性指导思想呢?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研究中心为成员公司设置为期5天的前期课程,给了我们一点提示。这个课程的中心内容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它们成为系统观点的核心哲学理念。这三个思想对西方的传统文化提出质疑。时间可以证明,这三个思想作为管理哲学的指导思想是行之有效的,它们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整体优先(primacy of the whole)的思想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重于单个事物,整体重于局部。我们没有必要去创造相关性,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相互关联的。
但是西方人往往不这么考虑,他们往往认为局部更重要,认为局部可以脱离整体独立存在。实际上,我们对“局部”的定义相当主观,它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和意愿。没有一种内在的分类方法可以定义事物的基本元素。以一种简单的机械系统为例,比如飞机,它是由机身、机翼、机尾和驾驶舱组成,还是由金属零件和塑料零件组成,或者由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组成?有很多种分解飞机的方式,我们采取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我们是设计师、零件供应商,还是乘客。但光凭局部无法给飞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潜艇也有艇身和艇尾,钢厂里的大型起重机也有座舱,小型飞船甚至三者皆有。我们只有通过整体的功能和设计,才能辨别什么是飞机。飞机的局部零件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独立在外”的。当我们作为观察者看到被观察的现象并与之相互作用时,飞机的各个部分才会显现。
在生命系统中,整体优先的思想更为重要。将牛分成两半,不会得到两头小牛。可以说人是由头、躯干、四肢组成,也可以说是由骨骼、肌肉、皮肤和血液组成,或者由头、肺、心、肝、胃组成,或者由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组成,甚至也可以说由许多细胞构成。不管选择何种方式分类,我们都无法光凭局部就能判断什么是人。
许多管理者和领导者都习惯于把组织看成是事物,而不是互动的形态模式。我们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像这都是一些外在的问题,而我们也不需要面对和“解决”原本引起问题的自我的内在状态。最后我们肯定会陷入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之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我们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将整体优先的思想作为组织的指导思想将有助于人们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自我的社群本质(community nature of the self)的思想促使我们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就像我们通常认为局部重于整体一样,我们也往往认为个人重于个人所在的社群。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说:“人性不可能脱离文化。”
如果有人要我们谈谈自己,我们往往会谈到家庭、工作等自己关心的话题,或者谈到自己的休闲娱乐。但在这些谈话中,“自我”(self)摆在何处?根本就没有自我,因为自我不是一种事物。正如我的同事弗雷德·考夫曼(Fred Kofman)所说,自我是“一种将经验之河汇集成连贯叙述的观点——这种叙述又试图和其他的叙述连贯协调”。此外,叙述的材料主要来自我们的文化。为了去解释自己的经验、行动和思想,我们需要构造和叙述故事,这些正是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曾经学过如何去做的。
如果我们忘记自我的社群本质,那就会将自我和私我(ego)等同,从而认为私我(局部)是主要的,社群(整体)是次要的,将社群看成是必须按合同规定进行象征性肤浅交流和经济交换的网络,而和别人的交往也就变成了增加或减少私我的交易。
忘记自我的社群本质,其后果不堪设想——孤独、寂寞,感觉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也将丧失自我意识,而其他的文化都有清楚的自我意识。例如,在许多土著文化中,人的本质就是和别人产生联系(像本书第3页所描绘的乌班图文化)。我们深信不疑的分立隔离的观念,在这样的文化中并不那么“真实”。乌班图人打招呼时说“我看到你了”,他们叫某人的名字时就代表这个人的存在。这样的文化在我们看来也许很“不可思议”,但却和生命的系统观十分一致,因为这种观点认为自身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永远处在不断的转变过程中。
作为学习型组织的指导思想之一,自我的社群本质将有力地改变我们的深层价值观。如果我们不是利用他人,而是把他人看做可以一起学习和变革的伙伴,那么我们更有可能使自我更完美。
语言的生成性作用(generative power of language)表明当我们和“现实”相互作用时,总会出现一种微妙的相互依赖性,同时还暗示,我们看待变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27年,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宣称我们在测量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世界。这一论断震惊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界。他的“测不准原理”为哲学家们在过去100年里逐渐明白的一个道理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人类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真实”的东西。我们对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哲学家用“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来形容坚持局部优先和孤立的自我本质思想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现实是一个脱离感知的外在既定实体,而语言则是用来描绘“外在”现实的工具。但是正如海森堡所说,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是“在外独立”的东西。每当我们表达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时,我们的语言和直接经验将发生互动,我们所说的“现实”正是出自于这种互动作用。
“朴素实在论”的替代观点,是承认社群传统价值观的生成作用,而且这些传统正是我们能够拥有的一切。当我们面对有关“真实世界”的各种诠释时,不应当试图去决定哪种说法“正确”,而应当承认的确可以有多种诠释,并针对某个特定目的从中寻找最实用的一种。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绝对“正确”的说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语言是在描述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而应当承认语言可以让我们全新地诠释世界,从而让我们有能力创造新的现实。
如果我们忘记了语言的生成力量,很快就会迷失方向。如果我们总是抱着确信无疑的态度,就会失去好奇心,也看不到新的诠释方法和新的行动机会;以此为基础的信仰体系最终会变得顽固不化和极端的自我保护。如果我们忘记,其实对事物的理解本身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信念和观点就要决定“我们是谁”。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信念时,我们会奋起反驳,就像是反驳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的确如此。
理论、方法和工具
这样的思想代表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或许令人望而生畏。提出这些思想观念不是为了要求人们从理念上掌握它,也不是要求人们仓促接受它,而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运用这些思想去做有意义的事。这些思想能够挑战我们,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也许就已经足够了。但要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必须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过去常说:要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方式。
发展学习型组织有很多方法和工具。本书主要详细阐述《第五项修炼》中所介绍的方法和工具,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工具。所有这些方法和工具都有助于我们提高一些能力,是学习型组织特有的能力:强烈的愿望、反思、对话沟通和概念理解力。
有很多方法和工具可以帮助个人、团队或组织朝着他们真正关心的方向(强烈的愿望)前进,例如制定个人愿景时所运用的反思练习(见第99页的“描绘个人愿景”)、建立共同愿景时所运用的互动练习(见第324页的“建设共同愿景:如何开始?”)。反思交流的方法和工具包括“左手栏”(见第382页)、“投影仪和屏幕”之类的对话练习,或者眼罩练习(见第175页)。在复杂相关性问题的概念理解方面,可以采用“应用系统基本模式”(见第474页)和以普通管理结构(例如新产品开发、服务质量)为基础的“自创管理飞行模拟器”(见第591页)。
借助理论、方法和工具来思考“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修炼”,可以产生新的理解。这些修炼的主体是“可以付诸行动的知识”(actionable knowledge),这些修炼表示的可操作的知识实体,又是由理论基础及其衍生的实际工具和方法组成的。
在人类的任何知识领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理论、方法和工具的综合效应。在音乐领域,奏鸣曲理论不仅产生了许多有助于学生了解和创作奏鸣曲的指导性技巧,还产生了发展奏鸣曲结构的方法。在医学领域,心脏功能理论(健康心脏如何运行,心脏病发作时有何异常)产生了一套检测心脏的方法,不仅可以跟踪检测老患者正在加重的心脏病,而且可以防止新患者病情加重。此方法随着电子心脏监测仪的开发利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电子心脏监测仪这个工具的帮助下,医生可以更加准确、全面地进行监测。
反过来,通过发展实际工具和方法,理论也将受到实践的检验,从而得到改进。从创造理论到发展并运用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方法和工具,再到改进理论,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正是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
理论、方法与工具
在这里,我所说的“理论”是指一套关于世界如何运动的基本观点。它们经过反复检验,因而我们对之充满信心。英语单词“theory”(理论)源自希腊语词根“theo-rós”,意思是观众。它和“theater”(剧院)的词根相同。人类发明理论和发明剧院一样,都是为了在公众场合展示一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