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

半个多世纪前老北大的“文学课程”与“文学讲义”，我们可以言之凿凿，因不难找到相关资料；至于当初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则很难准确把握，因其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关于早年北大的“文学课堂”，有很多逸事广为流传。“逸事”虽有趣，但必须与其他史料相勾连、相对照，并做专业性解读，才可能凸显其意义。那些因课程设置而登上讲台的教授们，如何借助事先准备好的“讲义”，对着或多或少的北大学生，传授各种专门知识，这个过程着实让人着迷。半个世纪后，张中行曾以生花妙笔，如此描述：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张中行：《课程》，《话说老北大》43页，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8年。如此“统而言之”，北大课堂的精彩难以呈现。再说，叫座的不一定深刻，有趣的不一定真实。若想真的进入当年北大的文学课堂，必须落实到每个具体而微的教授及其讲授的科目；而且追问到底是谁在回忆、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有没有特殊的写作目的（毫无疑问，“小品”与“碑传”的语调不同）？因为，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记忆的立场与评述的姿态。

作为大学教授，“学问”十分重要，但“教学”同样举足轻重。“课堂”无法完全复原，但借助各种史料，我们还是能够悬想当初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与黄节、吴梅与刘毓盘、周作人与鲁迅，是如何站在讲台上的。为何如此两两并举，是考虑到各自学问或课堂的关联性。至于资料的排列，取其代表性，不做过多阐发，只是对于提供“证词”的学生，稍为交代其年级和科系，以便呈现其观察角度。

同事眼中的刘师培，病情严重，讲课不会太精彩：“君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蔡元培：《刘申叔事略》，《蔡元培全集》第七卷114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知堂回想录》545页。。更准确的描述，显然只能来自当年听课的学生，比如1915级哲学门学生冯友兰，日后在《三松堂自序》说：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917级国文门学生杨亮功，对刘教授的讲课也有很好的评价：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源源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15—1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更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当初格外崇拜刘师培，利用自家特长，“在讲堂把他的‘口义’用速记记录，回家又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文言”罗常培：《自传》，北京市语言学会编《罗常培纪念论文集》4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刘师培在北大国文门开设的课程，除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还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南京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左盦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上），《国文月刊》1卷9期，1941年7月；《左盦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下），《国文月刊》1卷10期，1941年9月；《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国文月刊》36期，1945年6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副题署“仪征刘申叔先生遗说”，表明与个人著述有别，是后人记录整理的。笔录者罗常培1941年撰于昆明的《弁言》称：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董理；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罗常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弁言》，见“仪征刘申叔先生遗说、罗常培述”《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左盦文论之四》，《文史杂志》1卷8期，1941年8月15日。之所以没有及时发布，除了确实需要修订，更重要的，还是笔录者“兴趣别属”。日后在《自传》中，罗常培反省自己当年沉湎中古文学，为此讲义“真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工夫”罗常培：《自传》，北京市语言学会编《罗常培纪念论文集》411页。。

刘师培学问大，讲课时又实实在在，很得学生敬仰，这点没有异议。黄侃就不一样了，各方评价天差地别。学问好，脾气大，课堂上喜欢骂人，这似乎是共识。周作人的说法是：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课堂上的骂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知堂回想录》546—548页。周作人加了按语，说自己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亲临其课堂。亲自聆听的杨亮功，证明周作人所言属实：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但是黄先生除了骂人外，讲起课来却深具吸引力。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20页。课堂上肆意骂人，以及要求学生磕头才肯讲出真学问参见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16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这可不是好习惯；看在教授学问大的分上，不计较，但也不值得张扬。时过境迁，世人争相传诵，忘记了作为教授的责任。拿讲台作为发泄私愤的地方，首先对不起的是学生。同样喜欢在课堂上骂人的林损，日后被北大解聘，不完全是政治立场或人事纠葛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二》中描摹林损之狂傲以及在课堂上如何谩骂胡适等；在《红楼点滴三》中，称林损自视甚高，而实际上并不怎么高明，仅有薄薄一本《政理古微》，极少被人提及，其被解聘，主要不是新旧文学之争。参见《负暄琐话》86、89—90页。。学术上的兼容并包与课堂上的自由表达，前提都是对学生负责。黄侃的骂人太有名了，以致世人忽略其学问，津津乐道其“文人习气”，这未免有点可惜。

幸亏有两个哲学门的学生，正面描写了黄侃颇具特色的课堂教学，我们方才对黄侃刮目相看。1915—1918年就读北大哲学门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提及：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黄调”。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7页。另，刘《师门忆语》称：“其读悉准《广韵》，不差厘黍。门人咸效其声，闻者谓之黄腔。”见《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114页。而先读北大预科、后进北大哲学系的田炯锦，在《北大六年琐记》记录了这么一件无伤大雅的趣事：有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塌了，言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出，致将许多玻璃挤碎。”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如此趣事，确实可说明“其行动常令人感觉奇怪骇俗”；但此举不会伤害同事，也没有耽误学生课业，有点调皮捣蛋的味道，让人感受黄侃的“真性情”。

朱希祖是北大老人，可是不太会讲课，在国文系学生心目中，留下来的背影相当模糊。周作人曾提及朱希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北方学生很老实，听不懂也不抗议，“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知堂回想录》403—404页。。可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六》，周作人说到1930年代在北平再也见不到朱大胡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关系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六》，《知堂回想录》563页。。如此轻描淡写的叙述，不知是年久遗忘了，还是刻意为同门隐瞒。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北大史学系，对于朱希祖来说，是个很大的创痛。1930年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再次鼓起风潮。朱一面反驳，一面辞职。1931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史学系全体学生”以及朱希祖的公开信，学生道歉，称“吾校过去文史不分，赖有先生力尽辛勤，得除此弊，使本系独立发展，以有今日”，抚今思昔，对“不幸发生此次事件”深表遗憾；老师也表示谅解，且教训史学系学生：“盖无论作何事，不知本身历史，其改革必愈趋纠纷。”参见《史学系全体学生致朱逖先先生书》及《朱逖先先生复史学系全体学生书》，1931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表面上双方和解，实际上已无可挽回。朱偰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民国二十年”则，最后一句是：“公辞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之职。”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卷4236页。似乎水过无痕，实则深受伤害。第二年秋天，朱希祖改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大张旗鼓，由北京而南京而上海而香港而广州，一路上兴致勃勃参见《郦亭粤行日记》，《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卷3829—3850页。。到了广州的第二天，朱还专门剃掉了“颇具美观”的连鬓大胡子，除了因“广州湿热，留鬓甚难过”，还有就是“入广州境，未见有留鬓者，乃知此地更贱老重壮”。朱希祖希望借中大之行，奋发图强，一雪前耻。可没想到，因开学已久，一切课程等规划不可无人主持，中大已聘朱谦之为主任。在日记中，朱希祖虽颇有怨言，但也表示理解校方的决定，改为专任教授兼纂修通志馆委员同上书，3851—3854页。。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基本上没有黄节教授的声音。因他虽反对白话文，但不像黄侃那样破口大骂，故思想史家或文学史家，都不会格外关注他。不过，当年他可是北大的名教授：“当时中国文学之教授，有刘申叔师教文；黄晦闻师教诗；瞿庵夫子教词曲”任中敏：《回忆瞿庵夫子》，原载《文教资料简报》1984年1期，见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10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当然，追忆者只字未提新派人物，自有其立场。1948年，周作人在狱中读《子曰丛刊》第二辑上谢兴尧的《红楼一角》，大为感慨，撰写一组《红楼内外》。其中提及“中国新文化与学术之没有成绩与进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事于此的太不专心是其一”；而黄节“尽心于教育，也是可以令人佩服的”王寿遐（周作人）：《红楼内外》，《子曰丛刊》第五辑，1948年12月；又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410—411页。。对于黄节课堂的描述，最好的文字，还属先预科、后德文系，在北大念了整整六年（1921—1927）的著名诗人冯至(1905—1993)，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中，提及听黄节讲汉魏乐府和六朝诗的感受：我喜欢诗，常去听讲诗的课。……我也听过黄晦闻讲汉魏乐府和六朝诗。黄晦闻是反对新文学的，但他治学严谨，为人耿介，他在他的《阮步兵咏怀诗注》的“自叙”里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一天上课，讲到鲍照的《代放歌行》，这诗为首的两句“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我不记得他是怎样讲解的了，我那时却很受感动。尽管有的注释家说蓼虫指的是小人，不理解旷士的“甜味”，我则宁愿为了自己所要做的工作，像渺小的蓼虫那样，不品尝人间的“葵堇”，去过清苦的生活。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精神的魅力》2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讲诗”能让学生“很受感动”，这比什么都重要。推广开去，“文学课堂”之所以不可替代，不就是因为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很受感动”吗？

1917年进入北大国文系、日后成为著名词曲学家的任中敏（1897—1991），就读北大期间，最欣赏的课程是吴梅的戏曲史，理由是：文与诗之体用相同，其事功所在，不离文献、书卷、著作、校勘诸范围；若词曲则大不然，其事功为立体的，由辞而入艺（指乐、歌、舞、戏），由艺而涉器（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当时同学选修词曲者，对词与曲，或兼攻并重，或分治求专。……一时同学乐受熏陶者，相率而拍曲、唱曲、擪笛击节，初不以事同优伶为忤；风气之开，自此始矣。任中敏：《回忆瞿庵夫子》，《吴梅和他的世界》102页。这一点，另一位词学大家唐圭璋（1901—1990），在《回忆吴瞿安先生》中，对于词曲教学的特殊性，有专门的说明：一九一七年，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讲词曲。那时一般学生都重经史而轻视词曲，以为词曲小道，研究它是不识时务，因此，有的学生在笑他，有的学生在议论他。先生运用直观教具进行教学，公然携笛到课堂上说明曲律，说明今传的十七宫调分隶于笛色的七调之中。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唐圭璋：《回忆吴瞿安先生》，原载《雨花》1957年5月，见《吴梅和他的世界》85—86页。1922年夏，唐圭璋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恰好吴梅应邀从北京大学转到东南大学执教，唐因此得以从吴学习词曲。文中提及的《曲学通论》，前身即北大印行的《词馀讲义》，分为“曲原”、“宫调”、“调名”等十二章，与《顾曲麈谈》多有重叠，但二书互补，深有价值。

追忆吴梅的文章很多，谈及刘毓盘的，可就不太好找了。著名戏曲史家钱南扬（1899—1987)1919年考入北大国文系，因原先的师长刘毓盘是吴梅的世交，耳濡目染，日后竟得以拜师学艺：一九一九年，我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国学门，而此时刘子庚先生也来到北大任教。二年预科结束后，四年正科是选科制，我便选定了治曲的方向。先后选修了许守白（之衡）先生的戏曲史及其他与戏曲有关的课程，如刘子庚先生的词史，钱玄同先生的声韵学，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等。钱南扬：《回忆吴梅先生》，原载《戏曲论丛》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又见《吴梅和他的世界》114页。钱文主要追忆吴梅，顺带谈及刘毓盘的“词史”课。至于同事黄节，也只是在《鲍参军诗补注自序》中提到，其补注鲍照诗得到“江山刘丈子庚”的赞许与帮助黄节：《鲍参军诗补注自序》，见黄节注，叶菊生校订《鲍参军诗注》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至于校订《词史》的弟子查猛济、曹聚仁，是刘毓盘任教浙江一师时的学生，不熟悉其师日后在北大的表现。

谈论作为北大教授的刘毓盘，还须旁敲侧击，从一本诗史和一则逸事说起。刘毓盘在北大讲授“词史”并撰有讲稿，本希望再写一部“诗史”，可惜身体欠佳，力不从心，转而建议学生李维来做。1926年冬，李维“避难归乡”，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诗史》。刘毓盘原本答应作序，可不幸于1928年7月去世。李维只好自序，详述写作缘起李维：《诗史·自序》，《诗史》，北平：石棱精舍，1928年。。对于这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诗歌通史，学界颇有好评。可时隔多年，专家遍寻故老，居然难觅踪迹，“迄今我所知道的李维，只是个北大学生，曾师从刘毓盘而已”参见蒋寅《现代学术背景下的中国诗史尝试——重读李维〈诗史〉札记》，载《学术的年轮》85—89页，北京：中囯文联出版社，2000年。。

1924—1928年就读北京大学英语系，与废名、梁遇春交往甚密的诗人、翻译家石民（1901—1941）参见眉睫《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初刊2006年7月24日《藏书报》，载眉睫《现代文学史料探微》54—6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40年代初在《宇宙风乙刊》发表《应征的自述》（征文题目是《我是大学毕业生》），正好忆及刘毓盘讲授《词史》的情况：刘先生是有名的词学专家，也许正为是专家的缘故罢，他讲解词，好比毛公说诗，无非美刺，王注楚辞，尽属寄托似的，实在迂拘得可以。然而他的考试办法却一点也不迂拘，只要你填一首词就是，既不限定题目，也不限定词调，更不限定时间，你可以预先作好，按照考试时间表上的规定钟点到堂上去，用发下的试卷誊正呈交。（黄晦闻先生的“汉魏六朝诗”和刘叔雅先生的“汉魏六朝文”，也都是用这样的考试法，不过是规定了题目的，前者仿佛是“仿谢康乐斋中读书”，后者是“陆士衡文赋书后”。）石民：《应征的自述》，《宇宙风乙刊》43期，1941年4月。刘毓盘的讲授词学是否“实在迂拘得可以”，不在此论；我关心的是，他与黄节说诗、刘文典论文一样，更多关注技巧层面，这才可能兼及欣赏与创作。晚清以降，讲授中国古代诗文，到底以知识传授为主，还是兼及趣味与技能，是个难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

1920年代的北大，专任教授周作人和兼任讲师鲁迅，都是名人，只不过二人性格天差地别，一个木讷寡言，一个谈笑风生。落实在课堂上，自是风格迥异。

1927—1931年就读北大史学系的谢兴尧（1906—2006），晚年撰《回忆知堂》，称周作人讲课上座率很高：第一教室在楼下，是一个大教室，可容纳一二百人，我们去第一教室看周作人讲课，黑压压地挤满一屋子人。我们都大吃一惊，这种声势，这样气派，在北大是少见的。……周作人当时讲课的情况，若按票房价值，这卖座率是可观的。谢兴尧：《回忆知堂》，孙郁、黄乔生主编《知堂先生》16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此说有点失真。同样长寿的柳存仁（1917—2009），1935年进入北大，就读国文系，九十岁高龄接受采访时称：“有些老师很著名，可是讲课的本领并不很高。周作人的学生很少，顶多二十多人，因为他讲话声音比较淡。”李怀宇：《柳存仁：做人与做学问，都是中国的味道》，2007年6月13日《南方都市报》。不过，谢文还是提及有一回听日本学者讲考古学，周作人当翻译，“周作人声音很低，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两三次后即由钱稻荪来担任翻译，声音清楚明亮，大家很满意”谢兴尧：《回忆知堂》，孙郁、黄乔生主编《知堂先生》161页。。

显然，周作人更适合书斋谈天，而不是公众演讲，这点，凡读过他散文的，大都会有此感觉。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的严薇青（1911—1997)，曾追忆系主任马裕藻请周作人作一专题演讲：他讲的题目和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只记得他走上讲台后似乎有点手足无措。最后站在那里把两手分插到棉袍的两个衣兜里才慢慢讲下去。严薇青：《北大忆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485页。严薇青的《北大忆旧》撰于1990年代，谈论周作人已经没有任何忌讳了，不存在刻意丑化的问题。

上世纪40年代初，柳存仁在《宇宙风乙刊》上连载七则总题为《北大和北大人》的随笔，其中的《记北京大学的教授》表彰胡适、钱穆特别会演讲，而《不是万花筒》则谈及鲁迅去世时，正讲授《颜氏家训》的周作人，其课堂上的表现如何沉静、肃穆，“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参阅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记北京大学的教授》、《北大和北大人·不是万花筒》，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95、321页。。半个世纪后，柳存仁撰《知堂纪念》，重新提及周作人在北大讲授“六朝散文”一课：岂明先生的面影，是在杂志上早已熟悉的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人物，开口只是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人数少，不是大班上课，听的人也比较受益。柳存仁：《知堂纪念》，孙郁、黄乔生主编《知堂先生》148—149页。或许，这才是真实的周作人的“国文课堂”。这与1915—1923年间就读清华学校的名作家梁实秋(1903—1987)，晚年追忆1923年3月3日邀请周作人到清华文学社演讲《日本的小诗》的描述非常相近：“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看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梁实秋：《忆岂明先生》，《梁实秋怀人丛录》20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另外，关于章炳麟、梁启超、周作人、胡适等四位演讲者的风采，参见陈平原《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现代中国》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

与周作人之不擅长讲课相反，鲁迅的教学效果极佳关于鲁迅的演讲风格，参见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3期。。关于鲁迅北大讲课之精彩，有过许多追忆与赞叹，这里选几则有代表性的，以见一斑。

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英语系学习的董秋芳（1898—1977），当年与许钦文等组织得到鲁迅、郁达夫、周作人指导的“春光社”，1936年撰写《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称：“鲁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国小说史’，讲授间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使听者忘倦，座无隙地。我也常常抽空去听，我一看到他的神态，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董秋芳：《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原载《多样文艺》1卷6期，1936年11月，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1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1920年代初曾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小说家鲁彦（1901—1944），其《活在人类的心里》对于鲁迅课堂的描述更为精细：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既不赞誉，也不贬损。

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原载《中流》1卷5期，1936年11月5日，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21页。另一个旁听生、因乡谊而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的小说家许钦文（1897—1984)，1923年4、5月间，曾邀请鲁迅到“春光社”演讲：“往常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的课上，也常常附带地讲些文学批评和新小说的作法，这次讲的范围更加广，也谈到果戈理和契诃夫等的作品，对于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参见许钦文《忆春光社》，《学习鲁迅先生》13—1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著名历史学家尚钺（1902—1982）1921年进入北大预科﹐后就读北大英文系，同时追随鲁迅学习写作。在撰于1939年的《怀念鲁迅先生》中，尚钺描述了鲁迅的课堂是如何吸引无数青年学生的：“我一直这样听了先生三年的讲授。这中间，从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苦闷的象征》（虽然未经详细地记录和研读）中，我却获得了此后求学和作人的宝贵教育。”尚钺：《怀念鲁迅先生》，原载《抗战文艺》1939年11月，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34页。至于日后成为文物学家的王冶秋（1907—1987），当年在北平读书时结识鲁迅先生，并参加未名社的活动，1940年撰《怀想鲁迅先生》，这样介绍鲁迅的课堂：钟一响，他就踏着钟的尾声，“挤”进了课室。记得只是带着个小布包，打开，取出来《小说史略》的讲稿：翻开便讲，有时讲得把人都要笑死了，他还是讲，一点也不停止，一点也没有笑容。他本心并没有想“插科打诨”故意逗人笑的含意，只是认真的讲，往深处钻，往皮骨里拧，把一切的什么“膏丹丸散，三坟五典”的破玩意撕得净尽。你只看他眯缝着眼认真的在那撕，一点也不苟且的在那里剥皮抽筋，挖心取胆……假若笑是表示畅快，那你又怎能不笑？而他又何必要笑？冶秋：《怀想鲁迅先生》，原载《文学月报》2卷3期，1940年10月15日，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71页。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1901—1980)1919年考入北大预科、1925年从北大国文系毕业，在1956年刊于《文艺报》的《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中，特别表彰鲁迅的教学“是最典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说来就是，讲课时“多半就了讲义上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原载《文艺报》1956年19号，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258页。。至于日后成为著名诗人及德国文学专家的冯至，晚年撰《鲁迅与沉钟社》时提及鲁迅时说：“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利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时间，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讲义。”“我们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是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始的。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冯至：《鲁迅与沉钟社》，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604—60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什么叫“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引一段1922年入北大念书的孙席珍（1906—1984）的回忆文字，可见一斑：那天讲唐宋传奇，讲了些霍小玉、崔莺莺等才子佳人的故事后，故意把话题引到“精神分析学”上来，说道：“近来常听人说，解决性的饥渴，比解决食的饥渴要困难得多。我虽心知其非，但并不欲与之争辩。此辈显系受弗洛伊德派学说的影响，或为真信，或仅趋时，争之何益，徒费唇舌而已。……”那天先生的讲话，记得大概到此为止；中间几度引起全体同学大笑，但先生的面部表情，始终是冷静的、严肃的。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原载《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365—366页。中间删去的一千字，作者是加了引号的，表示乃鲁迅原话。这不太可信，因铺陈过甚，近乎“小说家言”。但鲁迅讲才子佳人小说时，故意引入弗洛伊德学说，然后加以辨析与发挥，这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期鲁迅所撰杂文与小说可做印证。

如此古今对话的课堂，当然很热闹；但会不会因此离题万里，遗失原有的教学目标？北大法文系学生、听了四年鲁迅“中国小说史”课并帮助校对讲义的常惠（1894—1985），晚年撰《回忆鲁迅先生》，提及：“鲁迅先生讲课，是先把讲义念一遍，如有错字告诉学生改正，然后再逐段讲解。先生讲课详细认真，讲义字句不多，先生讲起来援引其他书中有关故事，比喻解释，要让学生对讲的课了解明白。”常惠：《回忆鲁迅先生》，原载《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422—423页。1978年冯至接受采访时，也提及鲁迅讲课的方式是：“念了一遍讲义后，再抽出几个问题讲一讲。”参见《冯至同志访问记》，载顾明远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50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先念讲义，传授基本知识，扫清阅读障碍，而后才是见功力且见性情的“借题发挥”。这样的课堂，有所本而又能超越，确实很难得。

以上九位追忆者，属于北大国文系学生的只有魏建功一人；其余的，或外系，或外校。并非其他北大国文系学生不修这门课，而是这门课上，旁听者太多；而且，这些旁听生日后多有精彩的追忆。学生喜爱这门课，一遍不够，再听一遍，这对讲课者是很大的压力——你必须不断变出新花样，方能符合听众的期待。1924年后，《中国小说史略》已由北大新潮社正式刊行，鲁迅讲课时，更是不可能限于讲义。引入正在翻译的《苦闷的象征》，是个好主意。厨川白村此书，其实是文学论：“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说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鲁迅全集》第十卷235页。这无疑更适合于演讲者的引申发挥。单看这么些追忆文字，你就能明白，擅长冷幽默的鲁迅先生，站在北大讲台上，讲述的是“小说史”，可穿插“小说作法”与“文化批判”，还“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难怪教室里会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258页。，一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