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相辅相成的“课程”与“教员”

阅读“老北大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不是“大楼”如何巍峨，而是“大师”们的文采风流。其中最多逸事、最具戏剧性的，当属国文系教授。之所以文学院教授独领风骚，是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代序），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举个例子，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柳存仁，1940年发表一组总题为“北大和北大人”的随笔，其中有一则《记北京大学的教授》：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的生活，也不庄严，也不枯燥，只是一种合理的修养和不断的增加学问的总成绩。近年以来，虽然刘半农、黄节、钱玄同先生都相继逝世了，可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唐兰先生的甲骨金石，罗常培、魏建功先生的语音声韵，余嘉锡、赵万里先生的目录版本，胡适、郑奠、罗庸先生的文学史，孙楷第先生的小说史，顾随先生的戏曲，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单是指的中国文学系。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记北京大学的教授》，《宇宙风乙刊》27、29、30期，1940年8、9、10月；引文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306页。熟悉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一看这名单，确有“惊艳”的感觉。这名单很显赫，可是否有偷天换日的嫌疑？柳存仁1935年进入北大国文系念书，抗战后转上海光华大学借读，两年后取得北京大学文凭。那么，查阅1935年度北京大学的《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除了上列名教授，我们还可以举出周作人、朱光潜、傅斯年、闻一多、冯文炳、陈垣（本年暂停）等参见《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1163—1165页。。当然，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同样站在北大课堂上，有专任与兼任之分。罗常培乃北大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聘，这没问题；周作人、朱光潜主要属于日文系和英文系，因都在北大，也还说得过去；至于余嘉锡、陈垣、闻一多等，明显是“外来的和尚”。对于学生来说，只问课讲得好不好，不管你是专任还是兼任；而对于学校及院系的长期发展来说，专任教授则起更大作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35年度的北大国文系课程（及教员），还是很让人振奋的。而这，跟此前一年文学院长胡适之大力整顿有直接关系。胡适的改革措施，最主要的不外两招：一改革课程，二延揽人才。前者可参见其1931年12月30日在北大国文系的演讲：“近四十年来，在事实上，中国的文学，多半偏于考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我觉得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甚要紧，而鉴赏与批判也是不可偏废的。”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初刊1932年1月5日天津《大公报》，见《胡适全集》第十二卷2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至于后者，胡适撰于1935年1月2日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有这么一段：这一年北大方面的改革有一点足记：我兼领中国文学系主任，又兼代外国语文系主任（名义上是梦麟先生），把这学年的文学院预算每月节省了近三千元。外国语文系减去四个教授，添了梁实秋先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减去三个教授，添的是我、傅斯年（半年）和罗常培，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第六卷428—42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文学系被裁的教授，其实只有二位，胡适的记忆有误。查胡适1934年5月30日日记，那天商定北大文学院旧人中，不续聘的是：梁宗岱、Hewvi 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等六位《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第六卷388页。。被解聘的国文系教授，有人激烈抗争（林损），也有人默默离开（许之衡）；因胡适对于抗议文章不作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三》，《知堂回想录》552页。半个多世纪后，不了解内情的老学生们谈及此事，想当然地站在弱者一边，指责胡适此举乃“公报私仇”。如严薇青《北大忆旧》（一）称：“据闻许是由于私生活问题，但不知详情，只好置而不论；林之被解聘，可能是和他在课堂上公开辱骂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有关。”（1992年8月15日《济南日报》）张中行的《胡博士》说得更直接：“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负暄琐话》3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经过一番努力，北大国文系总算大有起色。换句话说，当你评说北大的“文学教育”是否成功时，最好加个限制：我说的是哪一年的北大。作为学生，柳存仁的回忆没错。可要是据此认定，北大国文系的教学始终都很出色，则言过其实。

从初创的1898年，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这四十年间，北大的文学教育，可以191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的工作重点，是从注重个人品味及写作技能的“文章源流”，走向边界明晰、知识系统的“文学史”；后二十年，则是在“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互动中，展开诸多各具特色的选修课，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此过程牵涉校园内外的政治、经济与学术等，可谓波澜壮阔。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制度设计：从1919年起，北大为发展个性，因材施教，在蔡元培校长的积极推动下蔡元培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191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中称：“此后新教育，必将渐改年级制而为选科制”；而在《对于师范生的希望》（1921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中，则强调此种选科制，“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且“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正式实行选科制。所谓学生习满若干单位即可毕业，不必拘定年限，这不太好操作；但本科学习八十单位（每周一课时为一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这种模仿美国大学的课程设计参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98—10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既给学生带来自由选择的绝好机会，也对教员的开课造成很大压力。

不妨就从1917年秋《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说起（括号中表示周学时）。第一学年：中国文学，黄季刚（3）、刘申叔（3）；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朱逖先（3）；欧洲文学史，周作人（3）。第二学年：中国文学，黄季刚（4）、刘申叔（3）；中国古代文学史，朱逖先（3）；19世纪欧洲文学史，周作人（3）。第三年：中国文学，黄季刚、吴瞿安（两人合共九）；中国近代文学史（唐宋迄今），吴瞿安（五）；欧洲文学史，周作人（3）《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中国文学门》，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本科三年，总共才九门文学方面的课程，未免显得单调。《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收录的1917年“文本科课程”，与此略有差异（如第三年没有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则不分“古代”与“近代”）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9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照现存教材，“日刊”的说法更为可靠。不过，“纪念册”所录《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那时的“文学门”，实际上含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所谓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梵文学及巴利语学、希腊文学、拉丁文学、阿拉伯文学等专科，都只是虚拟。第二，自由选课的前提是，教员能开出众多适合学生口味的专题课；而这，即便学术实力最强的国文门，也都做不到。因而，也就有了第三，“特别讲演”的设计：（一）以一时期为范围者，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宋以后小说（外国文学从略，下同）；（二）以一派别为范围者，如楚词、长庆体、江西派、唐宋八家文；（三）以一人之著作为范围者，如屈原赋、陶渊明集、杜诗、韩昌黎全集；（四）以一书为范围者，如诗经、庄子、史记、文选。《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114—115页。毫无疑问，这些也都是纸上的月亮。不过，如此“临时延聘名师讲演，各科学生自由听讲”，日后逐渐正规化，演变成了异彩纷呈的选修课程。

所有北大课程的设计（公文或自述），都只是体现当事人的意图。谁都明白，古今中外，“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查核当年北大国文系课程设计方案，我体会到教授们为提供丰富多彩的选修科目，如何殚精竭虑。就以1917年底发布的《文科改订课程会议议决案修正》为例。中国文学门的必修科（7科，21单位）包括：文学概论（1）、周秦文学（3）、汉魏六朝文学（3）、唐宋文学（2）、元明清文学（3）、文学史大纲（3）、文字学（6）。至于选修课程，语言总共开列八门，文学则是多多益善——左传文（1）、史记文（1）、汉书文（1）、庄子文（1）、韩愈文（0.5）、柳宗元文（0.5）、诗经（1）、楚辞（1）、汉魏乐府、建安七子诗、阮嗣宗诗（0.5）、陶渊明诗（0.5）、谢康乐诗（0.5）、李太白诗（1）、杜子美诗（3）、唐五代词（1）、北宋人词（2）、南宋人词（1）、名曲（12）、宋以后小说（1）、文选派诗（1）、江西派诗（1）、古代文学史（3）、中古文学史（3）、近代文学史（3）……《文科改订课程会议议决案修正》，1917年12月9日及11日《北京大学日刊》。怎么可能一门“名曲”的讲授时间，等于“文学概论”、“诗经”、“楚辞”以及韩柳文等十多门？应该是手民误殖。大概当初也只是提出动议，尚未仔细推敲，没来得及上下左右平衡。单看有关议案的“会议纪事”及修正案，就能明白这一点——此前有刊于1917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第二次第三次会议议决案），此后又有刊于191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陈独秀提议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可见校方之郑重其事，以及教授们之用心良苦。

即便只是“纸上谈兵”，有计划总比没计划好。当然，此“议决案”的落实，无法一蹴而就。翻阅1918年初的《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课程，变化并不大，只是将二年级刘申叔、黄季刚共同负责的“中国文学”，分拆成古代文学（刘申叔）、汉魏六朝文学（黄季刚）、中古文学史（刘申叔），将三年级黄季刚、吴瞿安合讲的“中国文学”分拆成汉魏六朝文学（黄季刚）、唐宋文学（黄季刚）、词曲（吴瞿安）《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1918年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即便1919—1920年度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已经实行选科制了，可中国文学系开出的课程，并不比原先的多（照样主打刘师培、黄侃、吴梅、周作人）。唯一的变化是，提醒诸位同学，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其他相关各系科目——比如英文系学生可选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和《中国诗文名著选》，以及周作人的《十九世纪文学史》；国文系学生则可选胡适的《英美近代诗选》以及宋春舫的《欧洲戏剧发达史》《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1085—1086页。。

选科制是落实了，可谁来开课呢？总不能各系之间互相推诿。经过一番努力，1921年10月制订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必修科目很少，只有朱希祖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说明中国文学之流别及其利弊”的“文学史概要”，以及吴虞、刘毓盘的“选授历代诗文之名著，藉以知文学之梗概”的“诗文名著选”。至于二三年级，全都是选修科目：史传之文（张尔田）、诸子之文（吴虞）、诗（乙）（黄节）、词（刘毓盘）、戏曲（乙）（吴梅）、杂文（吴虞）、外国文学书之选读（周作人）、戏曲史（吴梅）、词史（刘毓盘）、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普通音理及和声学初步（萧友梅）、中国古声律（吴梅）。另有二、三年级生补修之科目：文学史概要（甲）（朱希祖）、诗（甲）（黄节）、戏曲（甲）（吴梅）、小说史（甲）（周树人）。《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1921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这还不算计划中随时准备增设的科目，如文学概论、小说、诗史、小说史（乙）、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等。这里的“甲”和“乙”，应该是同一门课，分上下两学期讲授的意思。如此选修科目，已经是有模有样；可最为完善的，还推1925年9月改订的《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摘要》，其附属的“本年度课程指导书”，让我们了解到那时北大国文系教学的专业化程度。

“本系学生所修科目，除外国语另有规定外，本系功课至少须修满四十四单位，他系功课得选修二十单位，合计须满六十四单位。”不过，这章程是刚刚通过的，此前入学者“不受必修之拘束”。更重要的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分A、B、C三类，A类语言文字，C类整理国故之方法，B类则“关于文学者属之”这与目前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古文献的三分天下，有类似的地方；但当初之“整理国故”，包含日后独立成科的考古学。。如此设计，是为了让学生“修课有一定之系统”，尽早确定专业方向《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摘要》及《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1925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

那么，1925年秋季入学的北大国文系学生，假如对文学（而不是语言文字或整理国故）感兴趣，其共同必修科目为：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沈兼士、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附作文，洪允祥）、中国文名著选（附作文，郑奠）、中国文学史概要（朱希祖）、文学概论（张凤举）。至于选修科目（括号中为教员名字），那可就精彩了：毛诗（黄节）、阮嗣宗诗（黄节）、陶渊明诗（沈尹默）、词选（刘毓盘）、词家专集（刘毓盘）、戏曲（许之衡）、小说（俞平伯）、晚周诸子（林损）、秦汉诸子（刘文典）、汉魏六朝文（刘文典）、唐宋以降文（林损）、词史（刘毓盘）、戏曲史（许之衡）、小说史（周树人）、英散文选读（周作人、张凤举）、中国修辞学研究（郑奠）、普通乐学/普通和声学（萧友梅）、应用和声学及作曲法初步（萧友梅）、中国曲律（许之衡）。另外，因周作人改讲“英散文选读”，课程指导书不忘提醒：“欧洲文学史一科，本学年仍暂阙，诸生欲习英、法、德、俄及东方之国别的文学史者，可分向各该文学系选修。”《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1925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

以1925—1926年度的课程为标杆，看看此前此后的状况。必修科目差不多，有变化的是选修科目。1924—1925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上，沈尹默讲“唐诗”，吴虞讲“宋诗”、“晚周诸子”和“汉魏六朝文”，周作人讲“欧洲文学史”，洪允祥讲“史传文”《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三年至十四年度），1924年10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至于1926—1927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值得注意的是：A类课程请陈寅恪讲授“佛典译文研究”，并有长篇说明文字；C类课程请陈垣讲“校勘学实习”。至于文学类的选修课呢？黄节的“毛诗”及“阮嗣宗诗”不开了，改回原先的“汉魏六朝诗”；周作人不讲“英散文选读”，改开“日本散文选读”。取消的课程则有陶渊明诗（沈尹默）、小说（俞平伯）、小说史（周树人）、中国修辞学研究（郑奠）《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五年至十六年度），1926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其中最为遗憾的是，鲁迅南下厦门，北大国文系从此再没有这么叫座的“中国小说史”。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发布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京城学界风声鹤唳，第二年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捕杀李大钊等革命志士，政治情势进一步恶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1927年秋天起，找不到北大国文系课程表，因那时的北大，正惨遭肢解，面临关门改制的困境。一直到1929年秋天，方才恢复原校名，续出《北京大学日刊》。1929—1930年度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值得关注的是：范文澜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赵万里讲“词史”、俞平伯讲“词家专集”和“小说”、黎锦熙讲“文法研究”、余嘉锡讲“目录学”和“古籍校读法”、吴承仕讲“三礼名物”、陈垣讲“校勘实习”。至于郁达夫答应讲授“小说论”和“文艺批评论”两门课《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1929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最后因病未能实行。1931—1932年度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共同必修课科目没变，变的只是教员，“中国文学史概要”一课改由冯淑兰（沅君）讲授。比较有趣的变化是：周作人开“近代散文”，傅斯年讲“中国文籍文辞史”，还有两门重要的课程“小说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暂停。至于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担任计划组织的“文学讲演”，计划每周或两周一次，不计学分《文学院各学系课程大纲·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六月），1931年9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

1930年代的北大，还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如1929年底北大学生集会，驱赶“把持校务，黑幕重重”的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国文系主任马裕藻经陈大齐代校长、蔡元培校长再三挽留，朱、马二教授继续留任。参见《史学系主任致院长函》和《院长复史学系主任函》，1929年8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1929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和《蔡校长致朱逖先先生函》，1929年9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以及1934年胡适以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断然解聘林损和许之衡等针对校方解聘林损、许之衡两位教授并免去马裕藻国文系主任的决议，国文系学生及系友会分别组团谒见校长蒋梦麟，表达挽留的意愿。蒋的答复是：“为发展北大国文系计，为同学学业计，不得已而出此”（《北大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1934年4月27日《北平晨报》）。关于此事的诸多报道，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1712—1715页，以及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2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都曾引起很大的风波。但就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而言，大局已定，此后只是小修小补。

谈论“文学教育”，单说“课程”还不够，必须兼及“教员”，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相得益彰。比如，早在1920年，北大国文系就将“文学概论”列为主要课程，先后由周作人、张凤举、严锲和徐祖正等人讲授。但讲这门课吃力不讨好，因随着文学观念的普及，以及大学国文系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论一般文学之内容及形式”《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度至十五年度），1925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会被认为没有学问；因而，这一时期“大部分正式高校都不设置文学概论这种讲授文学基础概念和知识的课程”“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中文系以研究学问为首要职能，而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问题不被认为是学问。”参见程正民、程凯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当然是一种偏见，“文学概论”照样也能讲得“很学术”。读《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录《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发现“通科”课程的“文学概论”后有一说明性质的括号：“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114—115页。。这才恍然大悟：当初刘师培、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实就是“文学概论”。难怪当年国文门学生杨亮功日后撰写回忆录，直截了当地称：“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20页。1919年秋，黄侃转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文心雕龙》时，“所印讲章全据北大原本”《念田后记》，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3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而1923年在武昌作题为《讲文心雕龙大旨》的演讲时，依旧保留当年北大的授课思路：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略举其目有如下方：文学界限，文章起源，文之根柢及本质，书籍制度，成书与单篇，文章与文字，文章与声韵，文章与言语，文法古今之异，文章与学术，文章与时利风尚，外国言语学术及文章之利病，公家文，日用文，俳俗文，文家之因创，文章派别，与政治人心风俗，历代论文者旨趣不同，文体废兴，文体变迁之故，摹拟之伪托述作，文质，雅俗，繁简，流传与泯灭。凡此诸文，愚所解释，大抵因缘舍人旧义，加以推衍，其刘所未言，方下己意，会于《文心雕龙》，义所易了，即亦随文陈说，必有奥赜，当别具札记以授诸生。黄侃：《讲文心雕龙大旨》，《文心雕龙札记》4页。另，黄侃在1922年9月29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黄侃日记》211—2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探讨“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这不就是“文学概论”吗？至于“大抵因缘舍人旧义，加以推衍，其刘所未言，方下己意”，说明作者并不满足于钩稽与笺释，而是根据自家的文学理想，多有引申发挥。实际上也是如此。即便限于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刊印的二十篇，《文心雕龙札记》之大段引录阮元《文言说》、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还有《乐府诗集》十二类叙说源流之辞等，明显不是笺证体例。这一点，对照1914级国文门学生范文澜日后所撰《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称：“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见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337—338页。，很容易明白。倒是这种借名篇选读，来讲授“文学概论”的思路，日后在另一个弟子程千帆的《文论要诠》中，得到精彩重现——讲的是“文学理论”，但并非搭个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证；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在笺证中阐释。比如，通过笺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来“论文学之界义”，通过笺证章学诚的《诗教上》来“论文学与时代”，通过笺证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来“论文学与地域”，通过笺证陆机的《文赋》来“论制作与体式”等抗战中，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文学发凡”，其讲义包括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起初选文太多，一年讲不完，于是只好重编。讲义没编定，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顺理成章的，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1948年，叶圣陶为其易名《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又改成了《文论十笺》。。

同一门课，不同教员讲授，可能“黯然死去”，也可能“魂兮归来”。比如，鲁迅离京，小说史先后请马廉、孙楷第担任；吴梅南下，曾追随前后的许之衡接棒唐圭璋《回忆吴瞿安先生》（《雨花》1957年5月）称：“先生在北京大学时，许之衡也从先生研究曲学。许先生每将平日读曲疑问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到先生寓所，请先生一一解答。如此日久，许先生就写成曲学讲稿，后来就继吴先生后教曲于北京大学。”1925年3月21日至5月底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代售书籍广告：“吴瞿安先生订、许守白先生著《曲律易知》：研究曲学，一目了然，空前奇著，特价一元。”，很明显，这两门当初很叫座的课程，风光不再。能否请到合适的教授，对于大学来说，至关重要。谈论1917—1927年间北大的文学教育，有八位教授值得特别关注。按照进入北大时间先后，排列如下：1913—1931年任教北大的朱希祖（有间断）朱希祖（1878—1944）字逷先，一作逖先，浙江海盐人，早年曾考取官费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学，同时师从章太炎。1913年被聘为北大预科教授，担任过国文系教授、史学系主任（1920—1931）等。朱乃北大史学系的主要创办者，贡献良多，1931年底因派系矛盾等，再次被学生驱赶，于是愤而辞职，黯然离开北大。

1914—1919年任教北大的黄侃黄侃（1886—1935）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1905年留学日本，同时师事章太炎，受小学与经学。1914年进入北大，讲授文学史及文学概论等，1919年秋，因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往武昌高师任教。

1917—1919年任教北大的刘师培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幼承家学，1903年在上海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心“攘除清廷，光复汉室”，遂改名光汉。1907年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从排满复汉转向无政府主义；同年底，向端方告密，充当清廷密探。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1917—1919）因蔡元培校长延请，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课程。

1917—1922年任教北大的吴梅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人，1917年9月应北京大学聘，讲授文学史及词曲；1922年秋，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迁。

1917—1937年任教北大的周作人（不算伪北大时期）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自号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浙江绍兴人，1917年春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表《人的文学》等重要文章，并从事散文及新诗写作，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后曾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1917—1935年任教北大的黄节(有间断)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广东顺德人，清末参与创办《国粹学报》，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专授中国诗学。后曾担任过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于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教书（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直至去世。

1919—1927年任教北大的刘毓盘刘毓盘(1867—1927)字子庚，号掓禽，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授云阳知县。早年词作《濯绛宦词》，有木刻本刊行（光绪二十七年）。1919年秋起任教北大文学院，主讲词史及词曲学等。

1920—1926年在北大兼课的鲁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始以“鲁迅”为笔名。著作以小说、散文、杂文为主，学术著作以《中国小说史略》最为著名。1920年（8月接受聘书，12月正式开课）至1926年8月，作为教育部官员，在北大兼职，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前七位是北大专任教授，最后一位则是兼课的讲师。鲁迅作为教育部官员，除在北大教“中国小说史”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另外七所大学及中学兼课鲁迅兼课时间最长的是北京大学（1920年12月至1926年6月），其次北京师范大学（1921年1月至1925年6月），再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绘制的《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时间统计表》（1920—1926），以及北大等各校给鲁迅的聘书，载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10—21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这八位教员中，任教北大时间最短的是刘师培，不到三年；其次，黄侃和吴梅各五年，鲁迅六年，刘毓盘七年，至于黄节和朱希祖、周作人，则可称北大文学教育的“元老”了。只是后两位所讲课程，并不限于国文系。还有同样任教北大国文系、且有专门著作传世的，这里并没有纳入讨论，为何？或因其著述远离文学（萧友梅著《乐理教科书》、《钢琴教科书》；许之衡刊行《饮流斋说瓷》、《中国音乐小史》），或因主要业绩在其他方面（刘文典以《淮南鸿烈集解》名世，郑奠以“中国修辞学”研究著称，更接近今人所说的“古文献”或“语言研究”）。

就像“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既有良好的互动，又有尴尬的分裂一样，北大国文系的课程改革与八位教员的人生经历之间，既交相辉映，又各自独立（我们无法将黄侃、吴梅的学术业绩，仅仅限制在北大范围内）。1934年1月18日，正积极谋划北大国文系改革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感慨遥深的大白话：改订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及哲学系课程。此事颇不易。有很好的课程表而无相当的人去施教，也是枉然。《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第六卷295页。描述1917年深秋北大国文门的课堂上，刘师培、黄侃、周作人、吴梅、朱希祖等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或者悬想1926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朱希祖、黄节、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又是怎样在沙滩红楼讲授诗词小说戏曲，都是个迷人的话题。只是这么一来，我们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尽可能寻找当年的老讲义，以及借助老学生们的追忆，努力“复原”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