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五言诗的产生 (1)
五言诗的重要——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苏李的时代——更不会产生在枚乘的时代——最早的五言诗——民歌与民谣——《古诗十九首》等——两篇伟大的五言叙事诗：《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蔡邕、郦炎、孔融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汉铙歌》
五言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诗经》中的诗歌，大体是四言的。《楚辞》及楚歌，则为不规则的词句。楚歌往往陷于粗率。而四言为句，又过于短促，也未能尽韵律的抑扬。又其末流乃成了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等的道德训言。五言诗乘了这个时机，脱颖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诗，代替了楚歌，而成为诗坛上的正宗歌体。自屈原、宋玉之后，大诗人久不产生。五言诗体一出现，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诸大时代。曹操、曹植、陶潜诸大诗人便也陆续地产生了。诗思消歇的“汉赋时代”遂告终止。
五言诗产生在什么时候呢？钟嵘《诗品》托始于李陵。萧统的《文选》也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几篇为李陵之作。徐陵选《玉台新咏》则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诸作为枚乘之诗。如果枚乘、李陵之时，五言诗的体格已经是那么完美了，则他们的起源自当更远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诗是当与汉初的《楚辞》及楚歌同时并存的。然而，在汉初，我们却只见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诸吕用事兮刘氏微”、“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即在武帝之时，也只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东方朔歌），“凤兮凤兮归故乡”（司马相如歌），“秋风起兮白云飞”（武帝《秋风辞》）；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那么，枚乘、李陵的“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的至完至美的五言诗，难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似的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的吗？像这样的奇迹，是文学史上所不许有的。
我们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有提出什么重要证据来没有。
钟嵘、萧统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然钟嵘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词：“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选》，先录《古诗十九首》，题曰古诗，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钟嵘尝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诗十九首》中。钟氏既疑其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萧统却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见这两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这些古作的时代与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满肚子抱了疑问的。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此语最可注意。《汉书·艺文志》选录歌诗，最为详尽，自高祖歌诗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无不毕录。
假如李陵有如许的佳作，《艺文志》的编者是决不会不记录下来的。又《汉书》传记中，所录诗赋散文，至为繁富。李陵传中，亦自有其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是苏武还汉时，李陵置酒贺武，与武诀别之诗。所谓李陵别苏武诗，盖即此诗而已。别无所谓“良时不再至”诸作也。这诗乃是当时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当时的情绪与气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这三首“别诗”，诚极缠绵悱恻之至，然岂是李陵别苏武之诗！又岂是“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艺文类聚》中，又有李陵的《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烁烁三星列”等，则更为不足信了。
苏武亦传有“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诸诗，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诗之上。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诚是一篇悲婉至极的名作，却奈不能和苏武这一个人名联合在一处何！又有武《答李陵诗》一道，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诗》一首，见《初学记》。则更为显然的伪托。
为什么钟、萧诸人定要将这些绝妙好词抬高了三个多世纪而与李陵、苏武发生了关系呢？可能的解释是：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沦没，衣冠之冢不东迁则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苏、李的境况，常是他们所亲历的。所以他们对于苏、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于这样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无意之中，为苏、李制造了，附加了许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便是这样动机伪作出来的。将许多无主名的古诗黏上了苏、李的名字，其动机当也是这样的。
至于五言诗始于枚乘之说，则连钟嵘、萧统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一说，较之始于苏、李的一说为更无根据，更无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他以《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为枚乘作，更加了《兰若生春阳》一首。大约硬派这九首“古诗”于枚乘名下的，当是相沿的流说，未必始于徐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已说起：“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好奇过甚，以此“或称”，径见之著录了。
总之，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说，是绝无根据的。在六朝以前没有人以五言诗为始自景、武之世，也没有一首五言诗是可以确证其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歌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见《史记正义》）以及卓文君给司马相如与之决绝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见《西京杂记》）固与苏、李、枚乘同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敛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时者，刘勰且以为疑，《文选》李善注也以为“古词”。则西汉之时，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诗，实是不可知的。颜延之《庭诰》说：“李陵众什，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苏东坡答刘沔书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诗，有‘江汉’之语，而萧统不悟。”（《通考》引）洪迈《容斋随笔》说：“《文选》李陵、苏武诗，东坡云后人所拟。余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盈，惠帝讳。汉法触讳有罪，不应陵敢用。
东坡之言可信也。”顾炎武《日知录》说：“李陵诗，‘独有盈觞酒’，枚乘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又《文选旁证》引翁方纲说：“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则此日月弦望为虚辞矣。”翁氏又说：“‘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说：“七言至汉，而《大风》、《瓠子》，见于帝制；《柏梁》联句，一时称盛。而五言靡闻。其载于班史者，唯‘邪径败良田’童谣，见于成帝之世耳。……要之，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诗十九首》等无主名的五言诗为枚乘、苏、李所作，是有了种种的实证，知其为无稽的；固不仅仅以其违背于文学发展的规律而已。
那么五言诗，应该始于何时呢？五言诗的发生，是有了什么样的来历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诗，是《汉书·五行志》所载的汉成帝时代的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及班固的《咏史诗》：“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这些五言诗，都是很幼稚的。可见其离草创的时代还未远。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公元前16—前9年）《尹赏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后汉书》载光武时（公元25—55年）《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后汉书》又载童谣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传》载崔瑗为汲令，开沟造稻田，蒲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常璩《华阳国志》载太山吴资，孝顺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为巴郡太守，屡获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