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罪树篇 (1)

一、潮汕地区为什么盛产首富？

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与福建省交界处，有三条河流从丘陵地区蜿蜒而出、绵延数百公里，在下游冲积出总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的平原后，最终奔向了浩瀚的大海。

这三条河流分别是韩江、榕江和练江。其中韩江的流量最大，它也是广东省境内第二大河流。韩江原名鳄溪，唐代因谏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的韩愈，在此地短短的8个月里，访民疾苦，重农桑、筑堤防、兴学校、祭鳄鱼，并开潮州之文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一代文宗，遂将鳄溪改名为韩江。

由于韩江泥沙在海滨地带的不断冲积，并在潮汐风浪的作用下，在入海处形成了一条自然的沙堤。当地人称这种沙堤为“汕”，开端处则叫“汕头”，其后，这一块土地也因此被称为汕头。

以汕头为首，包括其后的潮州、揭阳等三地，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潮汕地区。

1861年，汕头正式开埠，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改革开放后成为全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

汕头商贸文化之发达，甚至使远在德国的恩格斯也闻其大名，并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赞它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相对中原而言，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所以被称为“省尾国脚”。境内虽然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因为常有台风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侵袭，再加之历来地少人多，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

因为这种地缘关系，潮汕人形成了勇于拼搏、冒险敢闯，做事精细而又能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

这种拼搏、冒险、坚韧的个性，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为巨商大贾，潮汕也变成了一个盛产首富的地方——泰国首富是潮汕人、新加坡首富是潮汕人、中国大陆首富是潮汕人、澳洲华人首富是潮汕人、欧洲华人首富是潮汕人、加拿大华人首富是潮汕人。海内外成功的潮汕人中，既有李嘉诚、谢国民、黄子明、陈有汉、陈听天、李石成、谢慧如、苏旭明、林百欣、连瀛洲、朱孟依、刘銮雄、马化腾这样的商人，也有杜国庠、赵汀阳、秦牧、蔡澜、马思聪、钟敬文这样的文化人士，还有李光耀父子、泰国前总理他信这样的政治人物。甚至第一个在海外当皇帝的华人郑信祖籍也是潮汕的，他击退缅军并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泰国，建立了吞武里王朝。

发源于汕头市普宁县寒妈径的练江，奔腾70多公里后在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附近汇入大海。从海门逆江北上，从冲积平原慢慢进入丘陵地区，沿途有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乡镇，叫铜盂镇。

铜盂镇在潮阳县中部、练江中游北岸，早在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就建村。村前有土尾潭，状似钵盂，故名。

它是中国第二代著名导演蔡楚生的故乡。蔡楚生便是从这个练江边的小镇出发，凭借着他所导演的《北国之春》、《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作品，最终走进了中国电影史册。

从铜盂镇沿着泥泞的道路再向西走上约4公里，有一个叫凤壶的村庄。凤壶村有三个自然村，曾厝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的出生地。

1969年，对中国来说是颇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在中国的北疆珍宝岛上，中国和苏联再次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全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而这一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进一步把全国人民带进深重的灾难之中；而同一年的7月28日，在中国的南方海域，却遭遇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危害最大的台风灾害，强台风在汕头登陆，风力达到12级以上，海潮急剧上涨，崩决堤围31.65万米，沉船3012艘。汕头全市受淹，地势较低地区水深达4米，造成公路交通瘫痪、通信联络全部中断，整个灾害中，死亡人数高达1500余人，史称“七·二八”风灾。

在一片沉重的灰暗中，却有一首叫《相信未来》的诗歌在这个国度默默地被传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就在这一年的5月，凤壶村曾厝一户曾姓人家，一个叫黄俊烈的男孩降生了。在俊烈之上，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哥哥，名叫俊钦。在俊烈之下，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名秀虹，比俊烈小4岁；小妹名燕虹，比俊烈小6岁。兄妹四个原来都是跟母亲姓曾，直到1991年才改回跟父亲姓黄。

虽然现在黄光裕已名扬天下，但他国内身份证上的名字仍然用的是黄俊烈，只有在香港的身份证件上才用黄光裕这个名字。后有好事者穿凿附会，称他的名字十分富贵，含“黄金万两、光芒万丈、富裕万代”之意。

关于黄光裕的祖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汕头市潮阳县西胪镇波美村人。因为黄光裕父亲黄昌义原本就是波美村人，12岁时才迁到了铜盂镇凤壶村。在波美村，多数的村民都是黄姓。据该村族谱记载，村民都是宋朝进士黄詹的后人，是潮汕黄氏的重要分支。

黄光裕的爷爷以前是波美村的地主，在村里地位相当显赫。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了，黄光裕的父亲黄昌义作为“地主崽子”自然受到了歧视与欺负，所以他后来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这种怨愤，也影响到了以后的黄光裕兄弟。

从小受到歧视的黄昌义，于12岁时躲到了凤壶村，投靠了村里的一户曾姓人家，学习榨取柿子油出售赚钱。此后，他和曾家的女儿曾婵贞结婚并在凤壶村曾厝定居下来，成为这个小村庄的“倒插门”女婿。

黄光裕母亲曾婵贞祖上曾经是泰国有名的侨商，生意做得很大，开了很多店铺，贩卖布料、糖、鱼、豆等，在泰国显赫一时。黄光裕母亲后来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

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化大革命”等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加上是外姓人的关系，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父亲收入微薄，家里连开饭也成问题。一家六口人挤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黄家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对于年幼的黄家兄妹们来说，小小的凤壶村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这里贫困却平静，中国的政治风云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他们从小就接受了经商发家的熏陶和教育。在那个经商被批判为十恶不赦、要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疯狂年代，年幼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在默默地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那份曾有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地缘和血缘上的经商传统与基因，在以后激荡起伏的商业环境中发挥了作用。和张扬的黄光裕相比，大哥黄俊钦从小性格就显得十分内向，一直沉默潜行，但两人后来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及个人拥有的财富却在伯仲之间。两个妹妹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都先后进入了两兄弟创立的国美电器工作，成为两位兄长的好帮手。

二、贫困为何驱使人皈依上帝？

凤壶村的可耕地也是少得可怜，分到每个人头上不过几分地，黄光裕一家几口人的田地加在一起不足两亩，即使精耕细作，也解决不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祖上的荣光并没有惠泽曾家，他们在凤壶村的生活相当艰难。黄光裕的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做些小生意，但没有太大起色，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母亲。她在家喂猪，以及做一些腐乳之类的东西拿出去卖，有时也会接一些织编织袋、渔网这样的手工活来做，每月仅能赚取微薄的收入。因此，家里三天两头便会陷入缺钱断粮的窘境。

当地人介绍，黄家当时修房子时，村里的人给他家帮工，但房子盖好后，黄家却支付不了工钱，人家就把黄光裕母亲喂的那头老母猪赶走卖了抵工钱。那时，黄光裕才14岁。

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经济负担，兄弟俩一到节假日便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然后卖给废品收购站，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个两三块钱。

大哥黄俊钦是一个内向而聪明的人，从小对组装电器很着迷。有一年春节，他花200元钱买了一个电视机屏幕和一堆相关的电子配件，在大年三十晚上捣鼓了整整一个通宵，初一早晨家里人一觉醒来，竟然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用黄俊钦组装的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了。

因为有了这门无师自通的手艺，两兄弟在十几岁时，便常常跑到镇上去收买旧电器，修好后拿去卖钱。而这种对技术的痴迷和天分，一直伴随着黄俊钦以后的商业生涯。

因为商业气氛浓厚的缘故，所以当地的大人一般都会支持自己的孩子出去做点小生意，哪怕是捡废品、修旧电器之类让很多人不屑一顾的事情。而这种最初和最简单的商业实践活动，却给黄家兄弟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让他们从此与做生意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中学时的老师介绍，黄光裕兄弟俩都很聪明。1985年，黄俊钦本可入读大学，但因为不愿因此加重家庭负担，便带着还未念完初中的黄光裕，一起北上去创一番事业。他们走时，还带着一堆修好的旧电器，准备卖了做路费。

读书太少成为黄光裕日后的一件大憾事，直到成为首富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他的一位前助理曾透露，黄光裕一直不愿在公众场合露面，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缺乏正式教育而感到难为情。这也让他对知识和教育充满了崇敬之心。黄光裕最欣赏的人之一是自己的老乡李光耀。李光耀原来是难民，但经过自己努力，坐着豪华游轮头等舱去美国上学，后来还当上了新加坡的总理。黄光裕曾经感慨：“有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二，无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二。”

但有时候，黄光裕对此又表现出一种心理不平衡后的激愤。他有句名言，“知本永远给资本打工”。他曾对自己手下某位拥有高学历的高管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博士呢？那是因为你内心恐惧，然后你才去读博士。读博士是为啥呢？是为了能去打工，归根结底你是想去打工。”

除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外，对这个家族起至关重要影响的，还有宗教信仰和一些朴素的乡村习俗。

对黄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主教。据当地宗教史料介绍，早在清顺治七年（1650），便有西班牙多明吾会派传教士来到潮汕地区从事传教。在晚清时期，因为国力衰弱，而且汕头地区灾害不断，尤其是光绪年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大地震与海啸，这使得贫民的人口急剧增加。而此时传播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正好迎合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要。当时的圣餐仪式，并不像现在的教会一星期只举行一次，所用的食品只是象征性的，而是一星期数次，某些教堂甚至是一天几次，而且圣餐用的无酵饼与葡萄汁或酒分量很大，足以让人吃饱。有些人虽然不相信教义，但仅仅为了吃饱饭，也会跑到教堂里去。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把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称之为“食教”。

在穷困中挣扎的黄家人，同样选择了上帝作为自己皈依的对象。黄光裕一家是村内的首批信徒，四兄妹均受过洗礼。

与中国的许多商人不同，黄光裕像其他潮汕人一样，对政治表现出了相对的冷漠，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他曾经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即使我想入党，我认为自己也不合格，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家庭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已经有好几代了。”

黄光裕的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于是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家兄弟姐妹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