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碎秸篇 (6)
赎罪，就是为过去的不规范行为“埋单”了事。利益，是激发社会矛盾永远的动力；利益，也是浇灭人类怒火永远的甘泉。你捐款也好，你提高职工福利也好，你提高产品质量也好，你改善生态环境也好，每一次的“额外付出”，都让你的原罪减轻一分。当然，对企业家来说，最好的同时也是最擅长的“赎罪”行为，就是“消灭”穷人和闲人——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靠企业家们来化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多一个穷人，对于富人而言，就意味着多一分危险。“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如此告诫：“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养晦，也就是埋头做事、少发狂言。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与恶性情绪飞扬的时代，一个张牙舞爪的商人只会被淹没在唾沫之中。
舍得，也就是用舍换得。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用金钱换平安。当矛盾激化，有身家性命之虞的时候，让出若干股权和现金又何妨？这个道理连普通人都能想明白，但偏偏有很多固执的企业家迎着锋刃而上，结果常常是人财两空，这真是让人欷歔不已。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突然觉悟和有所作为，这值得称赞。在这个经济精英阶层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与其他阶层分享利益的必要性，并有一定作为，反映了自身成熟度的一定提高。汶川大地震成为弥合贫富阶层之间裂缝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黄光裕其实也有现实境况中的参照系。同样作为商人、也同样经历过原罪折腾的冯仑，在研究企业家的求生之道和解决之道方面深有体会和手段。“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要坚持我们曾经提过的‘四化’，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用这个‘四化’使你的自有资本金得到充实，同时让公司在一个专业领域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再培养一个好的团队，然后认真地经营企业，坚持在本土市场成为强者。我坚信，只要按照这‘四化’走，原罪的绳结就可以解开。”
黄光裕最喜欢的图腾莫过于鹰，他甚至以此作为鹏润集团的标志。其实鹰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40岁时爪子开始老化，喙变得又弯又长，翅膀变得十分笨重。它必须要做一个痛苦的抉择：一个是等死；一个是更新。但更新的过程既漫长又痛苦——首先，它必须很艰难地飞到高山之巅，找一个安全的悬崖筑巢；然后，再用它的喙狠命地击打岩石，直到长长的喙全部脱落；接着，它要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新喙长出来后，再用它把爪子上的指甲一根根地拔出来；等到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直到5个月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获得新生的鹰终于可以像从前一样展翅高飞了。经过这样一番长达150天的艰难蜕化，换来的是又一个30年的新生！
刚过不惑之年的黄光裕，如果也能够承受这番痛苦的蜕变，顺利地把身上的负担卸下，把心中的结打开，真正地做到不迷茫、不疑惑，对以后的事业或生命无疑都是一种极大的福音。
有这样一首诗，它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世界著名的古城遗址——巴比伦花园的墙砖上。正遭遇变故的黄光裕值得好好诵读，也许可以让他从容面对接踵而至的更为惨烈的变故，也或者是日后更为辉煌的事业与人生——
多谢命运的宠爱和诅咒
我已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天使还是魔鬼
是强大还是弱小
是英雄还是无赖
如果你们以正义的名义把我毁灭
我只会无奈地叩谢命运的眷顾
……
［重点解析］
警惕“官家主义”
有人说，黄光裕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此话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完全符合事实。
正所谓的无风不起浪。如果媒体所指责的那些“罪行”完全是捏造的，恐怕黄光裕也不会深陷其中。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光裕的确在“自杀”——数年前，当黄光裕选择了政商勾结并悍然进入中关村股票时，就意味着他同时选择了“慢性自杀”。这迟早会断送他的一切。
但黄光裕案所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却似乎超乎了他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黄光裕不仅自吞苦果，而且被挟持其间难以自控。
一些企业家犯下原罪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过于制度的缺陷。在社会福音派神学中，认为原罪不仅通过生物学上的繁衍，而且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中，通过文化、组织等形式一代代相传。社会的不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胜于个人的罪性。因为社会性罪恶一经产生便迅速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细胞中，而且它还擅长借政治势力和文化传统来自我掩饰。充满罪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乃是孳生和孕育个人罪性的温床。个人罪性贪婪和残忍在一种不正义的社会中则会演化成对穷人和弱者的残酷压榨。
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某些部门仍然掌握甚至垄断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的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被少数官员利用来进行“权力寻租”。学者杨帆在《危机与反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权力资本化”问题。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自然是某些权力部门的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还有形形色色的与其勾结的“红顶商人”，而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则相对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而产生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过程。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但笔者认为，“权”与“贵”相提并重，并非那么贴近问题的本质。学者吴思提出的“官家主义”也许更贴切。
中国社会的政商领域，现在存在着一种现象，即“官父商子”。父辈为官、儿辈经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儿辈的经商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那无疑是缺乏公平与公正的。另外，有些富豪常常“认官做父”，大肆进行“权力寻租”，依靠“官父”权力的庇护横行无忌。
“权”与“贵”一直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每当巨大的政治风雷激荡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贵人”往往被弃若敝屣。
王小东在其《中国精英的衰败与重生》一文中认为，在这30年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是所有精英阶层中表现最好的，中国这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他们和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创造的。但作者随即指出，他们一旦超出了经营企业的范围，其表现就显得十分粗陋了。“在阶级关系中，他们还远远没有学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的那种成熟，表现出对于其他阶层利益的冷漠甚至无视，甚至毫无必要地激化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媒体为了获利而对他们的追捧，使得他们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他们过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领域伸出手来，声称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应该接受他们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将招致对自己的损害。”
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问题首富黄光裕
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圣经·旧约·玛拉基书》
昔日代表尊贵的红地毯，在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的门口，却变成了一次对于财富的拷问。
媒体被法警婉拒于庭外，律师被保密协议钳住了嘴巴，真相被传闻搞得真假难辨，细节被法律简化成枯燥的判决文书——
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2亿元。
黄光裕的妻子杜鹃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亿元。
……
当日，在法官宣读50多页的一审判决书的过程中，理着平头的黄光裕，表情一如身上的西服一般得体、不惊。对于判决结果，黄光裕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宣判前，黄光裕进行了一番估算，在心里设定了最好、最差、一般这三种结果。不幸的是，当天宣判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估算的最差的结果。
而身穿运动服的杜鹃则情绪起伏，流露出些许难以接受的神情。坐在旁听席上的黄光裕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显得更是情绪激动，认为判决过重。
黄光裕的律师杨照东走出法庭后说，“我们认为14年判得很重，不过他此前应该有心理准备。”杨照东表示，自己将了解黄光裕的意见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5月28日，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黄光裕、杜鹃以及许钟民先后提请上诉。黄光裕上诉理由大致有四点：首先，在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两项罪名的定性上，他存在异议；其次，在行贿罪中，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鹏润公司的行贿，他不予认可；第三点，在量刑上，对于内幕交易罪，他坚持无罪，即使有罪，量刑也太重；最后，在罚金方面，他同样认为判决过重。
一些法律人士认为，黄光裕二审改判的几率很小，上诉之举恐怕会归于徒劳。但“无力”的黄光裕仍然倾其所能地抓住任何一丝抗争的机会。
50页的判决书，似乎不能呈现黄光裕一案全部的真相和事实。公众心中仍然留存很多疑窦和担忧：
黄光裕仅仅是判决书上的那个黄光裕吗？
那些传闻中涉案的高官们为什么凭空消失了？
黄光裕在内幕交易中为什么反而赔了那么多钱？
国美电器一直姓黄的奇迹是否会发生？
黄光裕案会否引发新一轮的富豪和资本出走国外的热潮？
问题首富黄光裕
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朴玉洙：《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
1984年秋，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铜盂镇凤壶村，正是农忙季节。田野里，大人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很多劳动力稀缺的人家，甚至连小孩都会叫来帮忙。
田埂上走来一对兄妹，男孩15岁左右，女孩11岁左右。他们一边互相嬉笑着，一边用一个大竹筐把晒干的谷子抬往自家院里。突然之间，两人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前面的女孩子把脖子一拧就停住了脚步，任后面的男孩怎样使劲推也不肯再动弹半步。男孩一时火起，丢下竹筐就上前给了女孩一巴掌。这下坏事了，女孩的鼻血“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男孩吓得手忙脚乱，一边忙着止血，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女孩……
一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10月10日，这个叫黄俊烈的男孩就开始外出闯天下。为了博个吉利和好运，他把名字改成了黄光裕，取“前途光明、财富充裕”之意。想不到，此举竟让他在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一帆风顺。2004年10月12日，“胡润百富榜”公布，年仅35岁的黄光裕一跃成为中国大陆首富，拥有个人资产105亿元人民币。他从一个穷人变成一个最富的人，仅仅用了19年时间。等到2008年10月7日“胡润百富榜”公布的这一天，黄光裕的个人资产已经飞速膨胀至430亿元人民币，并第三次登上了首富宝座。在这个广阔的国度上，他从一个最穷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富的人，仅仅用了19年时间。
1991年，这个叫黄秀虹的女孩也来到了北京，帮助哥哥打理生意，现在已是鹏润投资董事长，数年的历练让她成为中国家电连锁零售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人。很多年以后，兄妹俩聚在一起时，偶尔还会回想起当年的那次小冲突。其实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平时连吵架对骂的情况都未曾发生过，那次算是唯一的一次。
谈起现在的事业，黄秀虹觉得自己其实一直是在辅助哥哥，就像小时候两人齐心协力地抬着竹筐一样，一前一后地往前走着。但让黄秀虹感到意外的是，后来也发生了数次意外“受伤”事件，“受伤”的人却不再是自己，而是声誉正隆的二哥黄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