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本书采用新时期中国底层文学叙事研究的本土视角，以中国学人的学术立场，在底层文学叙事研究的框架下，系统追溯以英国民谣和诗人乔叟、布莱克、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诗歌底层叙事传统。本书选取当代英国诗人托尼·哈里森、卡罗尔·安·达菲、谢默斯·希尼、西蒙·阿米蒂奇的代表作品为研究文本，采用福柯话语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空间理论等多重批评方法，从阶级、性别、种族、文化、空间等多重维度，对哈

云南一地，僻处天南，民族众多，词史本非辉赫，在煌煌中华词史中地位及价值亦近乎模糊。然而，云南古近代词史是中华词史的有机组成，见证了地方文化与主流文明的博弈与共融。同时，云南古近代词史始于元、渐兴于明而盛于清的基本历程及词坛风貌，与主流词坛差异较大，具有地方文学价值与特殊的文化意义。本书致力于梳理云南古近代词人词作及词坛的基本脉络与情状，希望复现其状貌与生态。

本书从咏史意识、题材选择、社会风气、创作传统、写作技巧、文体互动等角度对中古咏史诗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分析了中古咏史诗的两大主题——士人主题和女性主题，深入分析了这两大主题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两类主题在发展中不断拓展流变过程。同时，本书还注意到中古咏史题材的发展与其他题材存在着不同的互动关系，并着重讨论了述德、赠答、怀古、边塞、宫怨等题材和咏史之间的相互影响。

明清江西人读“四书五经”很用功，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并不高，甚至思想有点迂腐。明代江西诗学和文论的曙光是阳明心学带来的。汤显祖的“重情”文学思想，就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清代的江西诗学，讲究诗歌的字法、句法、篇法。文字狱对江西文人有一定影响，如南康人谢启昆，任职期间因查办文字狱不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和治学路向。进入晚清，忧患意识是近代文学批评的主旋律，文廷式、魏元旷等的忧时伤乱之作，就是这一时代

本书以中国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的乡村空间书写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乡村空间书写的对象和特点，厘清了乡村空间书写流变的历时轮廓，深入地阐释了乡村空间书写流变映射的乡村社会与文化变迁，进一步解读了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著作丰富了乡村小说的研究内容，扩展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本书以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之一曾灿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平经历、著述、交游情况、诗歌创作、诗学主张及其所编大型诗歌选本《过日集》进行全面梳理与考察。力图以曾灿个案研究为契机，揭示作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绩以及相关著述的文学史意义和精神品格，并回应、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

诗、赋是唐前文学的大宗，二体交互演进，此消彼长。向来文学史着力于一体的单向研究，本书通合二者，致力于辞章学的本位考察，以文体为中心，以语用为关键，力求打破语言和文学、研究和创作之间的壁垒，关注二体在题材、手法、句式、语词、声律、创作观念等基本问题上的异同互动。以此昭示文学演进的“内在理路”、阐释“体各有妙”的体貌之美、揭示二体的根本性质、解释“赋亡”“诗兴”的文学原因等，并归于竭力彰显二体互动机理

本书把媒介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文学活动，立足于媒介场域整体考察其对文学活动产生的影响。从媒介和文学活动两个端点双向推进，使其重合点落脚于“文学活动主体”，由此媒介场域建构了文学活动主体，传统的作家主体、读者主体、批评主体等在场域中都发生了新变。进而以整体研究和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证文学主体的主要活动即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揭示了文学和媒介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描绘了在文学史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