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斯、沃伦小说批评研究

本书所说“史传”，是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所说的“史传”概念，指先秦至晋宋（即《文心雕龙》论述到）的史书，包括《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传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史传本身就是文学。史传是文学，首先是一种观念的认同，也就是早期人们对史学与文学同类、同体关系的一种认知。同时，史传蕴含着文学的性质、特点和韵味。其二，史

一句话概括金庸武侠小说的伟大：他创作了影响无数人的作品，在武侠世界和江湖社会中想象了另一个中国。无论是关键内容还是主要特点，本书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原来如此深藏不露的金庸，提供了出人意料又理所当然的解读方式，给予了读者会心得意的小说阅读体验：武侠小说作者——金庸跌宕的人生阅历、强烈的个性特点和自觉的写作追求；小说创作背景——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写作时特殊的个人境遇和复杂的时代状况；武侠小说文本——金庸

禅宗属于宗教，诗歌属于文学，二者结合最终绽放出了中国诗歌中的美丽之花——禅诗。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的双重属性，是一种融通宗教（禅）与文学（诗）的特殊创作，是“文学”，也是“禅学”。本书将唐代文人禅诗置于唐代文学和禅宗发展的广阔背景下，以宏观视野，从唐代文人禅诗的分类、典型意象、独特意境、美感特质以及对佛禅经典的接受和吸收等方面对唐代文人禅诗的发展全貌及价值进行相对集中、系统、全面的研究，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五言腾踊的时代。以“三曹”“七子”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开创了质朴刚健、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合长歌，激荡壮采，“建安风骨”既是建安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我们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时的重要审美内涵。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竹枝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文字载体之一，其形式固定、内容庞杂、风格谐趣，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承，成为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本书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以元代至民国时期京津竹枝词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范围，初步探析京津竹枝词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描摹其中所记述与呈现的城市民俗生活与城市民众类型。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引入民俗文献的体例与立场问题，重点探讨以诗体形式存在和流传下来的京

从“讲故事”的主题意蕴、情节结构的铺排、独创“莫氏”语言的先锋和本土风格等方面，对莫言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小说创作进行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以连续性为关捩点，对他的小说采用的历时态的叙事策略和表现的审美特色作发生学和谱系学的寻踪。

这是第一部论述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专著。该著将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史放在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发掘其特殊性、重要性及填补空白的必要性，提出三十年的三个阶段论，角度新颖，资料翔实，论从史出，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反映历程与面貌的研究成果。本书研究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1990—2020），对应（或连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7—1949），具有填补空白的创新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下，日本新华侨

近二十年来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虚构、文艺审美与伦理道德等基础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一种回归古典尤其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倾向：伊格尔顿明显“化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思想。本书试图通过一种总体化视角对他的这种回归予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