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安文人与自然山水

一 “文章不朽”：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

汉末急剧的社会动乱将建安文人抛出了固有的生活轨道，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崭新的格局。一方面，与汉儒相比，他们表现出高度的内心自觉。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让县自明本志令》），曹丕“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曹植“任情而行，不自雕励”（《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而建安七子个个倜傥不群，“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曹丕《与吴质书》）。可见传统的纲常名教、道德人伦在他们心目中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他们崇尚的是个性自由，珍视个体价值——这一点无疑表现着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的影响。汉末以来老庄思想的重新流行，促使建安文人挣脱经学的桎梏，精神世界由封闭转向开放，以一种更开阔、更通达的心态来面对现实人生。

另一方面，建安文人又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挣脱经学章句的束缚的同时，重新发掘儒家人生哲学的精华，“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重新得到确认，积极用世的精神得到弘扬。他们虽然追求个性自由，但并不放弃人生的社会意义，认为“圣人不违时而遁迹，贤者不背俗而遗功”（应玚《释宾》），明确地把人生目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这一点无疑反映着儒家重社会功利的人生哲学的影响。

这种崭新的精神格局使建安文人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人生的意义。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使命感。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时代风云唤起他们的一腔豪情，此“乃霸夫烈士奋命之良时也，可不勉乎”（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他们都力图在天下由分而合、由乱而治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深刻的悲生意识，敏感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天长地久，人生几时”（曹植《金瓠哀辞》），这种从宇宙哲学高度引发的人生苦闷困惑着他们，不召自来，拂之不去。无论是对及时建功的期待，还是对人生苦短的思索，都表现着一个共同的内涵：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烈关注，促使建安文人将对功名业绩的追求升华为对精神不朽的追求，企图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人生永恒的精神价值。这正如曹丕所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

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对人生永恒的价值追求，直接促使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在这方面功劳最大的是曹丕。依照两汉儒生的看法，文学的职能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是充当维护纲常名教的工具。而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把“著篇籍”视为与“立德扬名”一样可以不朽的功业，而且在《典论·论文》中专门论述了文学的地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章不朽——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学观念，标志着魏晋文学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从此，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文学家也摆脱了“倡优畜之”“见视如倡”的卑微地位，他们的才华得到尊重，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肯定。

特别要指出的是，曹丕还提出“文气说”，指出文章的风格与作者内在精神气质的密切关系。这种“重气”的文学观点与他们对个体精神的推崇是一致的。

二 建安文学的灵魂：借景抒情

“文章不朽”这种全新的文学观念生动地反映着建安文人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鼓励着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从事此“不朽之盛事”，而且也促使人们将文学作为表现自我内在情感、自我精神世界的手段或方式。他们用文学抒己之情，从而使抒情化成为建安文学的灵魂，成为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

不能忽略的是，建安文学的抒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景物描写，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来完成的。

就拿传统的文学式样——辞赋来说。建安文人继承着张衡《归田赋》所开始的变革，创作了不少抒情小赋，如曹丕的《登台赋》 《离居赋》等，曹植的《静思赋》《秋思赋》等，王粲的《登楼赋》更是其中的名篇。王粲借助景物描写来抒写漂泊异乡的羁愁、功业未就的惆怅，丰富的内心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如结尾一段：

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其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这一幅经过战火洗劫的荒原景色，生动地传写出作者身世飘零的凄惶之感及哀悯世乱的沉重心情，渲染出强烈的时代气氛。

赋中也有不少景色描写是用来衬托建安文人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如曹丕《登台赋》中写道：

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

又如曹植《秋思赋》中写道：

原野萧条兮烟无依，云高气静兮露凝衣。野草变色兮茎叶希，鸣蜩抱木兮雁南飞。西风凄悷兮朝夕臻。

这类自然景物传递的是作者触景而生的种种情绪，抒写的是一己之怀抱。

从上面摘引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建安抒情小赋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文笔清疏，不似汉大赋那般富艳。更重要的变化是：建安文人用辞赋来抒写性灵（而不是润色鸿业或阐述宏旨），因此赋中对自然界的描写，从大赋的囊括宇宙、包容天地，缩小到与自己生活环境、个人的情绪有直接联系的景物上。具体而微，一时之地，一方之景，一山一水之状，皆是与个人的精神活动密切相关——这一变化说明建安文人视野中的山水景物已脱尽“神秘”色彩，显现出自然本色，作为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联系。

对山水景物的描写由汉大赋的“笼统而大”到抒情小赋的“具体而微”，这一变化标志着人们对自然山水的体认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变化在建安诗歌创作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建安诗歌中的自然景物描写主要集中在游宴诗、赠答诗、纪行诗等类作品中。

游宴诗 在邺下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曹氏兄弟及建安诸子时常登临游览，“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创作了不少“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诗篇。其中有大量的写景，如：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欢哗鸣。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曹丕《于玄武陂作》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曹植《公宴》

王粲、陈琳、刘桢等也都写过以宴饮、游览为内容的诗篇。在这类诗篇中，他们对群游宴饮的苑池景物及山水风光做了大量描写，借此抒写自己潇洒日月、诗酒风流的襟怀。

纪行诗 这类诗篇多写行旅途中所见的山川风物。比如曹操《苦寒行》用质朴无华的笔触描写军队在隆冬季节穿越太行山的情景；王粲的《从军行五首》在抒写“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的雄心抱负的同时，也描写了征夫辞乡思亲的痛苦，描绘了一幅幅荒凉景象：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

——其三

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萑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

——其五

这些凄惨荒败的景色描写，无疑为诗人慷慨的歌唱涂上了一层悲凉色彩。王粲著名的《七哀诗三首》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南下避难途中所见景象，其中第二首通过对荆州风土的描写，渲染出悲愁惨淡的时代气氛：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荒江日暮、禽兽张皇的景色与独在异乡的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更觉凄苦难当。这类纪行诗中的景物描写随着作者的行迹所及、视线所及展开，构成一幅流动的背景。这种手法始于楚辞《哀郢》《涉江》，被写征旅辞赋的刘歆所继承，后来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中也常见这种写景抒情的形式。

除游宴、纪行之外，在赠答、述怀、闺怨等类诗篇中也时有写景之句。例如曹丕《燕歌行》中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的萧条秋景牵出思妇的怀人之情；刘桢《赠徐干》中以“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的景句来烘托“思子沉心曲”的情绪。曹植尤其擅长利用自然景物描写来经营气氛，例如：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

——《赠徐干》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杂诗》其一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野田黄雀行》

这些自然景物构成一种高华悲壮的气象，笼罩全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显然，这种笔法是对传统“比兴”的继承及发展。

三 《观沧海》：最早的山水诗

如前所述，建安诗歌中普遍运用了写景抒情的手法，在游宴、纪行、赠答等类诗篇中景句占很大比重，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因为在这些诗篇中自然风物描写不过是抒情咏怀的艺术手法而已，并不是诗人所歌咏的主题；再者，一般的自然风物描写与描状山水，尚有相当距离，不能等同。

在建安诗歌中，唯有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可视为真正的山水诗。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师北征乌桓，途经碣石，登山临海，心潮澎湃，即兴创作了此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此诗虽然仍是“歌以咏志”，但通篇以山海为描写对象，“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钟惺《古诗归》），尤其是“秋风萧瑟”以下六句，更是大笔挥洒出一幅波涛浩渺的壮丽海景，见出这位“时露霸气”的盖世英雄叱咤风云、吞吐宇宙的豪迈气概。《观沧海》是山水诗孕育的历史进程中的早产儿，是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四 汉代辞赋对写景技巧的影响

在论及建安文学时，一般都强调乐府民歌的积极作用。建安诗歌质朴通俗、反映现实等特点，无疑都表现着“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的影响。但这只是一方面。正如沈德潜指出的那样：“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古诗源》）他们的作品中已显示出重文采的特点。比如卞兰就赞扬曹丕“华藻云浮”，又说他“作叙欢之丽诗”（《赞述太子赋》），所谓“华藻”“丽诗”，当然与乐府民歌的质朴不同。曹植更是辞藻华美，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胡应麟《诗薮》）。甚至曹操，也有人说他“‘月明星稀’，四言之变也”（胡应麟《诗薮》）。显然建安文学除朴素雄浑外，还具有“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另一面。

那么，建安文学中重文采的特点是受到何种文学因素的影响呢？考虑到建安文人对辞赋的普遍爱好[9]，考虑到他们具有写作辞赋的深厚功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向乐府民歌学习的同时，也大量吸取了辞赋的艺术养分，来自民间的质朴无华的五言诗体才在他们笔下化为华藻丽诗。比如曹植的《箜篌引》《白马篇》《名都篇》等，可以说是用极为精练的笔法把汉大赋中那些宴饮畋猎的豪华场面，巧妙地移植到古乐府的形式下，化古乐府的质朴为华美，变大赋的乏情为抒情。正是传统的辞赋写作技巧与五言诗体的结合，使五言诗表现出强有力的生机，演化为一种精湛的文学样式，使之日后成为山水诗的载体。

自然景物描写正是构成建安文学“重文采”的一个重要因素，辞赋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以曹丕《芙蓉池上》为例：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以上优美的景句，基本上出自辞赋。如“嘉木”句，出自《西京赋》的“嘉木树庭”及《上林赋》的“通川过中庭”;“卑枝”句，出自《子虚赋》的“上拂羽盖”;“修条”句，出自东方朔《七言》的“折羽翼兮摩苍天”;“惊风”句，出自张衡《羽猎赋》的“风翊翊其扶轮”。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建安文人正是从辞赋中吸取了大量词汇来进行自然景物描写的。曹植、王粲、刘桢、陈琳诸人的游宴诗中写景，铺陈敷衍，色彩鲜明，也多少显出辞赋的影响。太康及东晋诗歌中的景色描写，虽然色彩趋为清淡，韵味趋为清逸，但其用辞构句、技巧手法，基本上是沿着《芙蓉池上》这一条线发展下去的。

总而言之，在建安时期，随着经学的衰落，新的文学观念已基本形成，提出了抒情化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抒情写怀，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吸取辞赋的传统技巧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