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汉赋的山水自然观

一 “润色鸿业”

战国后期出现了从赋法演变成的、以模拟客观事物为主的文体——赋。它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往往辞赋连称。在文人五言诗兴起之前，赋作为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占领文坛四百年之久，名家辈出，盛极一时。

这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有密切关系。汉自文、景以后，各藩国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都鼓励文人写作辞赋。汉武帝刘彻更是一个辞赋爱好者。这时的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繁荣，物产丰足，已经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方面连年用兵，炫耀武功；另一方面大兴土木，营造宫苑，巡游天下。整个统治阶层都陶醉在大帝国的繁华景象中，尽情享受着声色犬马之乐。为了“润色鸿业”，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满足帝王精神生活的需要，朝廷上罗致了一大批辞赋家，“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使汉赋得到极大的发展。作为庙堂文学的汉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其中所表现的山水自然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歌功颂德的创作宗旨的影响。

二 “君权神授”的象征

汉王朝是一个南北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下，楚文化中的浪漫情调与中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乃至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等，交错并存，生动地表现在意识观念及文化创作之中。以绘画为例。汉代画像石及壁画中，往往人神杂处，伏羲、女娲、西王母等神话人物与帝王、先贤、忠臣、孝子等历史人物，以及农夫、射手、歌伎等现实人物，见于同一画面中。东汉王延寿也曾在《鲁灵光殿赋》中描述当时的雕塑绘画，一方面是光怪陆离的场景：“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另一方面是庄严敬重的诫示：“黄帝唐虞，轩冕以庸”,“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这些绘画不仅是南北文化精神融汇后的艺术产品，更是汉人对社会历史现实的一种体认，是汉人宇宙观的一种艺术再现。它们在跨越时空以及将神话、历史、现实浑然为一的想象中，充分展示着汉帝国纵横六合的统治力量，是对汉家天子至上权威的肯定。

同样的，汉大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尽管有所谓的“讽喻劝诫”，但贯穿其间的是对汉帝国及汉天子统治权威的礼赞。因此，与这种整体文化精神相一致，汉大赋中最显著的山水自然观，就是将山川自然当作“君权神授”的象征。

以山川形象作为最高统治力量的象征，古已有之。比如周代表示爵位尊卑的“六瑞”之玉，第一“镇圭”，便是“雕凿四镇之山”。《周礼》春官司彝，掌六尊之位。郑玄注：“山彝亦刻而画之为山云之形。”至于帝王们所热衷的封禅，即是通过祭望山川之神的仪式，使世俗的权势笼罩上“天意”的神圣光环，将对山川之神的崇拜与对帝王权势的肯定联系起来，以示“君权神授”。所以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史记·封禅书》）他们都把山川当作帝王权势的象征。

因此，作为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汉大赋中的宫室、苑囿无不富丽辉煌，以显示汉帝国的强盛富庶；而其中对山川的描绘，则是极尽夸饰，以便与汉天子的至上权威相协调。写原野，则广阔无垠：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

——司马相如《上林赋》

斩丛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经营丰镐。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与地沓。

——扬雄《羽猎赋》

写水，则万里奔流，浩瀚无际：

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垒石相击，硠硠磕磕，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司马相如《子虚赋》

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

——班固《西都赋》

写山，则形容其不可攀之险、不可仰之高：

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

——司马相如《子虚赋》

其山则崆嶱嵑，嵣嶚剌。嵬，嵚巇屹。幽谷岑，夏含霜雪。或嶙而连，或豁尔而中绝。鞠巍巍其隐天，俯而观乎云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旷荡，下蒙笼而崎岖。坂坻嶻而成甗，溪壑错缪而盘纡。

——张衡《南都赋》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汉大赋中所描绘的辽阔富庶的原野，包纳万物。气势磅礴的河流，高耸入云、气象万千的山岳，无一不象征着汉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繁荣，无一不象征着汉天子不可一世的统治权威以及无限膨胀的统治欲望。在汉代辞赋家的笔下，山川景物作为苑囿、宫室、京都、田猎的自然环境而被精心铺陈、刻意夸饰，它们俨然成了汉帝国的缩影，俨然成了天地宇宙的缩影，其间的主宰则是“承天意以从事”的汉天子。

需要指出的是，将山川当作一种神秘的统治力量的象征这种观念，源于先秦儒家的“比德观”。孔子、荀子都以社会美来阐述自然美，认为山水美在于其体现了君子的美德。到汉代，“天人感应”目的论盛行，君权神授，所谓“君子之德”被神圣化，与之“比德”的山水自然也被罩上神秘色彩，成为真命天子“圣德”的象征。

三 失意心灵的认同对象

除散体大赋外，还有一类骚体赋。所谓骚体赋在形式及内容上都摹仿楚辞，句中多用“兮”字，多抒写文人怀才不遇的失意心情。于是，在汉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润色鸿业的大赋中，看不到个人情感的抒写，作者的内心感情完全让位于歌功颂德的宏旨；而唯有在骚体赋中，他们才借助屈原的模式，以屈原的人格自许，吐露内心的失望怅恨。也就是说，大赋多是“入世”之作，是作者对汉帝国统治精神的一种响应；而骚体赋多是“出世”之作，表达作者对现实政治的疏离或规避，透露着他们内心的情感。

在表达“士不得志”的骚体赋中，山水风物不再是一种神秘的统治力量的象征，而恢复其自然形态，时时令作者“触景生情”。例如在西汉严忌《哀时命》中写道：

孰魁摧之可久兮，愿退身而穷处。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雾露蒙蒙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虹霓纷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

作者借写景来抒写“志沉抑而不扬，道拥塞而不通”的心情。刘歆《遂初赋》中写道：

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兮，沙埃起之杳冥。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飐飐之泠泠。

借旅途所见荒败之景来抒写“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的愤懑心情。班彪的《北征赋》也是写行旅所见所感。这些赋中的山水景物俱是表达情感的媒介，作者借写景物来渲染气氛——这显然是沿袭屈原《涉江》 《哀郢》等的笔法，其体式可视为后世“行旅诗”的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骚体赋不止于将山水风物当作抒发情感的媒介，而是进一步将山水所代表的“自然”当作现实政治的对立物，使之成为与万丈红尘迥然对立的另一种生活模式或人格形态的象征。例如西汉末年崔篆因不满王莽之朝的黑暗政治，称病辞归，他在《慰志赋》中写道：

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峗以幽处……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扫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他将遁迹山林、优游岁月、绝意进取当作乱世远祸全身之道。而东汉冯衍见怨遭黜，辞官归里，作《显志赋》，赋中一方面抒写生不逢时的悲愤，欲追随屈原高蹈离世；另一方面则描绘隐居山林的清静闲适：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畅茂。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鸣而求其友。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

他宁可像庄周那样钓鱼于濮水，像於陵仲子那样灌园种蔬——这显然是作者在“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的困境中，为自己营造出的一片安顿心灵的境界。

四 “聊以娱情”的审美体认

这种将山水自然当作失意心灵的认同对象的意识，在东汉中叶张衡的《归田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张衡有感于“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慕鱼，俟河清乎无期”，于是怀着“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的愿望，在山水自然中去寻求慰藉。

他写道：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

显而易见，在作者的眼中，山水自然景物不仅仅是远祸全身之所在，不仅仅是失意心灵的认同对象，而且也是赏心悦目的审美对象，可以“娱情”——它标志着山水自然观开始发生了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

遁世隐居的人生选择固然合于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进退原则，更与老庄“出世”之说相关。同样，逍遥山林，将山水自然视为失意心灵的归宿，进而当作审美对象，这种自然美观念也与老庄思想有密切关系，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中讨论。汉代经学的全面衰落，老庄思想的兴盛，时在汉魏之际，直到魏晋时，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玄学才在思想领域占了支配地位。但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突兀而起的。早在东汉初年的古文经学中已蕴含了谶纬神学衰落的因素，老庄之学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不少文人实际上儒道双修[8]。像冯衍就在《显志赋》中说“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张衡也说“思仲尼之克己，屐老氏之常足”（《东京赋》），在《归田赋》中更倡老庄之旨“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正是东汉中叶以来社会环境及思想潮流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逐渐挣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而汉赋中所表现的山水自然观也相应地经历了将山水视为“天人合一”的统治力量的象征——视为失意心灵的认同对象——视为“娱情”对象这样一个过程。

五 哲理的载体

汉赋中还有一些咏物小赋。像《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它们很有可能和相传为孔臧作的《杨柳赋》《蓼虫赋》以及邹阳的《月赋》、枚乘的《柳赋》等类似，专咏自然景物。这些咏物小赋多寓哲理。如孔臧的《蓼虫赋》虽描写了“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的蓼，其用意却在于阐述“逸必致骄，骄必致亡”的道理。《杨柳赋》虽然描绘了杨柳“绿叶累叠，郁茂翳沉，蒙笼交错，应声悲吟”的形态，但作者的用心是宣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常，退坐分别”的伦常礼仪。它们虽咏物，但并不是有意识的审美活动、陶冶性情，而是力图从细微之物中发掘出某种伦理或哲理。这类咏物小赋是“理”的载体，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物的审美意识并没有超出“君子比德”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