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坊制因缘考略

唐代最早推行“村坊制”为高祖武德七年（624）,《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载：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先是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制，接着）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1]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武德七年的律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上述引文的目的，就是案检户口，限制人口流动，保证均田令和租庸调制的顺利实行。联系隋开皇初的政策：先整顿乡里制和颁布均田令[开皇元年（581）]，接着又推行团貌和输籍定样的辅助政策[开皇三年（583）][2]，几乎和武德律令一样的事实，不难断定：“村坊制”的动机和“团貌”一样，与案比和稳定户口有关。隋初的“团貌”是“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武德七年令是“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它们虽然形式不同，但以“本土断之”的原则却相同。宋代名臣陈靖对唐代“村坊制”有评论道：“陈亡隋乱，纪紊纲颓。洎乎李唐，大革斯弊。……即乞据今村坊，加之保伍，随其土断，不问侨居，应是浮浪之徒，悉归版籍所管，然后按其人数，授以土田。五家为邻，五邻为保，递相检察，责以农桑……”[3]此论对唐代村坊制的性质和试推行的目的解说的甚为明了：所谓“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就是不管你是土户还是侨户，一律以现在所居为准，在城的就在城里居住，在村的就在村里居住，并以此作为户籍登记的依据，不准再随便迁移了。并且在贞观十五年（641）以后，又在村和坊分别设“村正”和“坊正”[4]，直接管理村和坊，从而和乡里制、邻保制一起，有效地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隋初和唐初从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来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从开皇和武德年间推行的各项政策也能看出来，但因何只在推行“村坊制”一点上有所不同？难道隋开皇年间的村落、城郭的现状跟唐武德年间有大的不同吗？由于隋文帝的励精图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审视一下有隋一代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唐武德、贞观时期相比基本是大同小异。因此可断定唐初推行“村坊制”的原因不会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之中肯定有一个人为的直接原因，并且这个直接原因还一定出现在隋末。翻检一下《隋书》中隋炀帝后期的史料会发现有隋炀帝强迫村民迁居城郭的害民之举。《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载：

是时[大业九年（613）]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5]

同书卷四《炀帝本纪下》载：

（大业）十一年（615）二月庚午，诏曰：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6]

隋炀帝的这些举措，是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城郭曾一度是人们居住的主要方式，[7]但魏晋以来，由于社会长期动荡，城居的状况被打破，人们的居住方式呈现“村居”和“城居”两种情况。[8]特别是在北朝时期，通过推行均田制，有意识地加强了农民的村居形式。北魏、北周、隋代的均田令文中给“宅居地”的内容应值得注意。《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载：“（太和）九年（485），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9]《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五口已下，宅三亩。……（隋）高祖登庸……及颁新令，……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10]上述令文中，颁授“宅居地”与“田”的用词不同，涉及“田”时用“授”，而在“宅居地”上用“给”,“给”字内含着为新居和无宅农民无偿提供宅居地的精神，这一措施无疑达到了使农民“地著”的目的。依据隋代高颎“团貌”的方法，它不是使农民进居城郭，而是采用“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的聚居形式，这样便形成了“村”的居住形式。[11]隋之所承为魏周齐遗风，因此北朝的状况应和隋大同小异。至于南朝，永嘉之乱后，中原百姓纷纷南迁，多以族居或乡居的形式形成了村落。关于此点，史实极为明了无须赘言。由此而知隋炀帝时代无论是河东西还是江南北，村居甚为普遍。一旦居住地固定，村民便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意识，而隋炀帝无视这些客观事实，也不理解村民的情绪，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最终使本就危机四伏的隋政权，扩大为更进一步的众叛亲离，加剧了其覆亡的进程。李唐代隋后，高祖李渊吸取隋亡之教训，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村坊制”形式，村自村，坊自坊，一律以现所居断之。

唐初实行“村坊制”除上述的直接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背景：当时仍然强调的是“士农工商，四人各业”[12]，特别是那时的工商业者尚不属自由民，他们都有别籍和士、农相区别。“工人”属官户，奴役的性质十分明显；商人有“市籍”也颇受社会歧视，商业活动也大都限制在城中的“市”内。因此，从经济方式上讲，那时并没有城市与乡村之分，[13]城郭居民与村民一样地受田，一样的耕作。因此村民和城郭民之间没有后来所谓的城乡差别，村民也不愿意到城里居住。武则天时的官员徐坚《论刑狱表》中载：

窃见关西户口，召募赴都。圣旨含宏，不言差送。是以乐住之色，数万余家。受使之人，苟徼劳效，务选高户，抑此陪郭。然高户之位，田业已成，安土重迁，人之恒性。使者强送，僶俛进途。一人怨嗟，或伤和气，数千余户，深且察之。臣望令检勘先投牒乐住者，并令赴都。其差定陪郭者，各任还贯。若神都须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户在洛者甚众，令检括，兼简乐住之人，微有资财，情愿在洛城者，并酬其宅铺之地，令渐修立，则洛城不少于邑户黎庶得安于本业，此《管子》所谓“顺于人心，施弘均养之仁”，则臣希冀痊平，有朝觐之望。容居散秩，免负乘之艰，无任困迫之至。[14]

武则天强迫关西农户放弃田宅迁移神都之举，遭到农户的抵制，此举和前述隋炀帝移民入居城郭之事极为相似，为避免重蹈隋炀帝之覆辙，徐坚上疏力劝则天皇帝罢行此不合时宜之举。这和中晚唐时期乡村农户羡慕城市的心理形成强烈对比。村居富户连京都都不乐意迁居的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乡尚未有区分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