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财的出发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财政史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财经自主，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榨。初步统一了全国财经，并且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财政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建构了统一、完整、高效的财政体系。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将在国民党苛捐杂税中苦苦挣扎的民族工业和广大人民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适应计划经济模式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在恢复生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这一时期虽然赢得了除台湾以外全部领土的解放，但是朝鲜战争很快爆发，军事经费不得不占有最重要的比重，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夺取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50年，新中国公布并顺利通过了第一个预算——《关于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虽然国防支出占比仍达41.1%，但经济建设支出已经占25.5%，文教卫生费用占比4.1%，如果把文教卫生人员的开支加进去，就达到了支出的6%了。党和政府没有忽视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讨论1950年预算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27]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就能达到这个比例，真是很了不起，这才是人民的预算。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在保障前线供给的同时，仍尽力保障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在1951年财政总支出中，国防支出占43.0%，但经济建设支出提高到28.7%。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用很短的时间就统一了财经，调整了工商业，恢复了市场秩序，成功地用2900亿斤粮食解决了5.7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关乎民生的领域也有所改观。在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科教事业方面，到1951年，全国已有中小学40万所，在校学生3700万人。先期解放的东北地区就开设了高等学校16所，中等技术学校61所，学校数目增加了60%，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以上。[28]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补上工业化的课，国家财政的重点是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保障。“一五”期间，国家财政为工业化筹集建设资金达1241.75亿元，有力地保证了“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与此同时，厉行节约，将国家机关支出（包括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36.3%降至1957年的25.6%。将国家建设支出（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59%提高到1957年的64.17%。这一时期，在如何处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积累与消费比例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理论成果。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出现了“大跃进”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干扰，党中央适时进行了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财政支出结构也因此发生了积极变化，基本建设拨款在同期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1958—1960年的54.8%，降到1961年的30%和1962年的18.2%，适当提高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这一时期虽然因为“急于求成”走了一些弯路，但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党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出发点虽然美好，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毕竟有着自身的规律，忽略这个规律就会遇到挫折。这一时期，在经济调节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国家财政虽然受到很大干扰，但仍排除万难，支撑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关系人民生计的农业、交通等领域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农业方面，建设了大批水利工程，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交通运输方面，完成了成昆线、焦枝线、南京长江大桥等重要交通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财经工作有很大成就，也有一定失误，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服务大局、改善人民生活，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