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亚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过多地关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与中亚国家的对外交往，不仅是国内中亚博士学位论文的特点，也是国内学术界公开发表学术成果的特点。本章基于对国内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估，确证了其他研究者对中亚研究进展和问题上普遍持有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本章还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中亚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不足。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周边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倡议和世界合作方案的提出，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动力，同时也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我们有理由期待，中亚问题研究在此过程中将涌现出更多基于主位视角的研究成果。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可为人们了解复杂、多面的中亚地区提供更多的情境化知识，从而为国家在该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利益提供更多具有前瞻性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通过积极参与和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主流理论进行对话，从而提供更多涉及中亚地区的创新性中层概念（Mid-Range Concepts）[61]或原创性理论。而无论是实现贡献更多情境化知识的目标，还是创新中层概念或相关理论，均需要研究者“贴着地皮看世界”[62]或“透过本地人看世界”，即更多地在研究中采用主位视角。

在讨论促进中亚研究取得更大成效的途径之前，还需要进行两点澄清。其一，以往对中亚研究成果的评估是在国际关系学科内进行的，笔者明确将中亚研究视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部分，这自然会导致评估标准存在差异。如果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评估中亚研究成果，那么，中亚研究者集中关注大国的中亚政策及其在该地区的互动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进行评价，这种关注存在明显的短板，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亚国家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可能导致对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动力和机制产生误解。就此而言，对于中亚研究成果的评估，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此可更为清晰地看出其进展与不足。其二，鉴于当前国内兴起的区域研究热潮是政策驱动而非学术自觉，在此背景下，还需从智力支持的角度来分析中亚研究的进展和不足的问题。然而，由于区域研究对于政府涉及特定区域政策的决策过程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往往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如决策部门通过召集区域研究专家参加内部咨询会议，研究者主动通过成果要报、决策咨询的方式向决策部门建言献策等——进行，故评估者很难或者不便公开对区域研究成果的成效进行深入评估。此外，还有一种可行的方式，即参照公开成果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异同以判断区域研究者在政策制定中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评估一来难以操作，甚至涉及国家机密，二来评估者也很难确定是政策影响了研究，还是研究在佐证政策。正因如此，我们虽然承认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服务于国家的区域外交决策，但由于这种评估操作起来面临诸多障碍，因此，通过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评估区域研究的进展和不足，似乎是一种更为常用也更为稳妥的评估方法。

具体来说，为了促进国内中亚研究水平的提升，学术界还可以从研究主题和观察视角这两个方面着手开展以下四项工作：

其一，拓展研究主题。如前所述，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还是本章集中加以考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亚研究均存在关注议题有限的情况。如孙壮志通过对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公开发表成果的梳理指出：国内涉及中亚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缺乏针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议题的持续关注和一系列研究……受到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中亚问题更多选择宏观视角，对一个问题的持续研究变少”。[63]用本章建构的评估框架加以表达，这一现象是指国内学术界集中关注的是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成果，但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区域关联成果与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均较为有限。姑且不论基于主位视角成果的缺失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研究成果远逊于基于同一视角的区域关联成果同样是不太理想的。这一局面亟待纠正。我们开展中亚研究的确有为中国中亚外交及相关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或倡议服务的考虑，然而，这一目标并不应成为每个中亚研究者的奋斗目标。这是因为：首先，不可能每个研究都有必要或有能力成为政策建言者和智库建设者，而且大国介入只是影响中亚国家转型的部分因素，即使是种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中亚研究最重要的使命，仍是为学术界提供关于该地区国家，尤其是“当地人”对外部环境和自身生活世界的切身认识。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涉及议题繁多，研究者迫切需要对那些此前未得到关注的议题——如费尔干纳盆地的冲突潜力与外部介入情况；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边界划分纠纷的进展及民众对此的感知；各国民族政策的差异及其影响；各国在历史领域所构建的国家叙事及其意义；中亚各国独立后在社会领域——比如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结构、公民社会、人口结构、社会治理、国外援助等——的发展状况；各国实现社会动员机制的异同及其与各国稳定状况之间的联系；“三股势力”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状况、真实影响及各国应对策略的异同；中亚各国的外交决策过程究竟如何，影响中亚国家外交决策的主要国内行为体及内外部因素有哪些；中亚国家的中央—地方关系经历了怎么样的变迁，尤其是各国部族势力、地区认同等在影响中亚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亚各国对外部行为体介入该地区事务所作出的具体反应；中亚各国民众对域外行为体认知的变迁，及影响中亚各国对地区合作机制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中亚国家的转型和该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其中部分议题已经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深入研究，但也有不少议题要么得到的关注比较有限，要么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总之，中亚研究者惟有不畏困难，针对这些涉及中亚国家转型的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对该地区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其二，鼓励理论创新。中国学者在中亚研究的过程中，尚未出现得到主流学界关注的原创性理论。当与西方国家的中亚研究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中国中亚研究者在理论创新方面进展不大的事实暴露无遗。正如肖斌所指出的：“中国中亚研究创新成果并不多见，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巨大差距”。[64]事实上，中亚研究实际上是具备进行概念或理论创新的良好条件的。中亚国家转型的背景是，苏联的解体带来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国家的独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十五个国家最初具有诸多相似性、后来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检验并构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天然实验室（natural laboratories）”。[65]这对于中亚五国的研究来说同样是适用的。中亚五国此前并未建立过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们在独立前长期处于一个主权国家框架内的历史，导致它们在独立后仍在各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然而，独立后，由于五国采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所差异，导致这些国家走上了或多或少具有差异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发展状况，为国内学术界检验相关理论、提出新的学术命题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机遇。中亚国家“并不像俄罗斯，也不像中东，它们并不像其他任何区域，因为中亚地区的历史和政治学倾向于挑战主导性的知识范式（dominant intellectual paradigms），中亚在学科里居于一个艰难的位置。我们可以认为，这为人们开发新的知识范式提供了机遇，学术界应该对这种可能保持兴奋，然而，这并非学术界正在开展的工作。许多学科仍相当保守，并倾向于维持现状，中亚研究者应有所不同。我们应该打破常规（echo chamber）。”[66]当然，过于突出中亚研究的独特性与过于强调中亚地区的普遍性一样会有失偏颇，但我们迫切需要在中亚研究中破除偏见、创新理论，以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化水平。我们可以通过创新中层概念、开展“语境化分析”、推进比较区域研究、增加多学科或跨学科对话、关注区域研究的“关联转向”和“流动性转向”等方式，走出一条新的区域研究理论创新路径。[67]

其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培养能有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区域国别后备人才的重要性，并加大了投入力度。然而，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似乎不足以满足这种需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区域研究的学科归属存在模糊之处。诚如荷兰莱顿区域研究所指出的“区域研究内在地要求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然而，在目前国内人才培养的学科设置中，区域研究更多的是附属于政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虽然也有个别学校将其设置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但绝大多数高校只是将区域国别研究视为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等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从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或国际关系的学科视角培养区域国别人才有其必要性，事实也证明这带来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正如本章经过对中亚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可以发现，从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研究中亚问题的学位论文占到了论文总数的近4/5。然而，从某个单一的学科，即便是一级学科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并不能满足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从多学科或跨学科的角度开展研究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法学等中国学科设置中的一级学科，均与区域研究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尤其是人类学，其与区域研究之间更具有天然的亲缘性。这意味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他应该至少受到过两门及以上学科的系统训练，但这显然与国内人才培养侧重从特定学科入手训练学生的学术思维有不小的差距。再加上区域国别研究还需掌握对象国或区域的语言，这自然给研究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或许正因如此，青年学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热心或信心会受到一定的打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各人才培养单位对培养高层次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热情和支持，客观上为区域国别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契机。[68]事实上，国内已经开始了从多学科角度培养区域国别人才的尝试，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于2011年启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探索新的区域国别研究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方面所作的尝试、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8年推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等，均有望在培养创新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上走出一条新路。但要使区域国别研究真正臻于繁荣，我们仍需在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更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其四，推进与中亚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在国内中亚研究严重缺乏基于主位观察视角的成果且在中亚国家开展深入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等面临一定障碍的背景下，改善这一局面的替代性选择是与中亚研究者开展合作研究。如美国一位知名的中亚研究者指出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中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开放，且使得研究与合作比以往要变得更为容易。当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田野工作不太现实的情况下，社交媒体是研究者与中亚人，即便不是中亚本身，保持联系的另一种方式……作为西方人，我们必须与中亚的学者和作家平等地合作，将他们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研究对象，并帮助他们让他们的才华被更广阔的世界所重视”。[69]事实上，在区域研究中开展互惠型的互作研究，近年来已经得到了西方区域研究者的大力提倡。不过，西方学者提出这一倡议，主要是为了打破西方在区域研究中的知识霸权，以修正西方理论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因为“联合研究项目是形成一种新的和更具包容性的知识共同体的第一步，从长期来看将具有转化西方观点的潜力”。[70]基于西方区域研究者的这种自我反思，他们认为具有互惠性特征的合作研究是推进区域研究知识摆脱西方视角和认识偏见的重要手段，而“互惠意味着拒绝基于市场的、功利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以及等级式的再分配知识生产模式（redistributive hierarchical mod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71]然而，对于中国的中亚研究而言，推动与中亚地区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存在所谓的“知识霸权”的包袱，而是致力于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其一是通过与中亚研究者合作，可以有效地将中亚国家“本地人”的视野纳入研究过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中亚研究成果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研究问题；其二，将中亚研究者或中亚普通民众的观点、看法、价值观等体现到中亚研究成果中，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双方之间“视域的融合”，这不仅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标，而且也是区域研究生产创新性情境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渐趋密集的当下，研究推动与中亚的民众和研究者开展合作研究，不仅具有紧迫的必要性，而且也有现实的可行性。一旦合作研究有效地开展和推广起来，那么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很有可能在主位视角的采用上出现一个明显飞跃，进而有助于推进中亚研究在生产情境化知识和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当然，除了以上改善路径，人们还可以从加大对中亚研究的资助、打造更多的中亚研究高水平合作平台、加快国内中亚研究资源的整合与协调、加强政策研究者和基础研究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在决策过程中设立机制化的专家参与和建言渠道等方面入手，以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水平和资政建言能力。事实上，这些举措要么得到了许多中亚研究专家的大声疾呼，要么相关措施正在开展，故本章未对上述改进路径进行集中论述。总而言之，特定区域成果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政策建言能力的提高并非朝夕之功，事实上也很难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改善之道。无论如何，区域研究水平的提高，其核心在于是否涌现出一大批对某个特定区域具有浓厚兴趣的研究骨干，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可以切磋学问的学术共同体。对于中亚研究来说，成果数量的增多虽然的确是衡量其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标志性或原创性重大研究成果的推出是否直接带来启发或限定了国家区域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才是评估其影响的终极标准。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和丝绸之路项目主席弗里德里克·斯塔尔（S.Frederick Starr）之所以被中亚研究界视为权威，一方面源自于其对中亚地区形势的熟悉、研究成果的丰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研究成果直接影响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和规划。[72]我们期待的是，随着国家对区域研究投入力度的加大，国内或许能产生更多既具有良好学术声誉又能为国家区域政策提供诸多前瞻性启发的区域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