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歧异的士风评判和当代史书写

仁宗朝前期士大夫的政治对抗深入至观念层面，影响到他们对于同一政治行为的主观判断，乃至可以说，当时的党争即由政治观念之同异所造成的认知上的共识和错位引发。是故，下面把言论连接到发声者，将政治观念落实到具体对象上来考察，主要探讨标榜老成的士大夫群体与自许英俊的庆历士大夫基于差异的政治观念怎样尝试理解（或更准确说，误解）对方的行为，从而在“言论—观念”对立与政治冲突之间建立起一种主体认知层面的联系。

作为重估政治伦理的一代，庆历士大夫在仁宗朝前期政坛上长期扮演自觉而尖锐的批判者角色，不断抵制和质疑当时的主流政治文化。这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庆历三年（1043）孙沔、欧阳修、蔡襄弹劾吕夷简的奏议当中。他们三人一致认定，这位在仁宗朝前期主政最久的宰相于“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61]，是引发宋夏战争以来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吕夷简的“罪大恶极”，不仅在于他自身的奸邪、苟且、无能和怙权，更在于他负有进贤退不肖的权力兼重任，却排斥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忠谠鲠直的言事者，招徕王随、陈尧佐、张士逊这些庸碌之徒尸居相位，又令贪墨昏耄者遍布朝廷内外，一手造成“贤愚失序”的局面。[62]更为可怕的是，吕完全颠倒了贤愚的评判标准，一面“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以谄佞取人者为君子，以愚懦无识者为长者”[63]，一面“见为善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以污之”[64]，致使二十年来政风不正，士风衰颓。不难看出，孙、欧、蔡意欲借助时势变化下“老成”理念被质疑而“英俊”理念受关注的契机[65]，以吕夷简为靶子全面清算这二十年来统治政坛的主流观念。在他们几乎可说是激讦的政治言论背后蕴藏着极为迫切和深刻的政治诉求。

庆历士大夫对“老成”理念的认识也经历了深化的过程，这在欧阳修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因撰《上高司谏书》声援范仲淹被贬，他于迁谪中途寄信给同贬的好友尹洙，以甚为不屑的语气说起官场习气：“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66]在他看来，真宗朝以来形成的士风无疑过于循默卑弱了，以至对古人常有的道义之事大感惊怪。

三十余年后的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在翰林学士任上再度论及仁宗朝前半期的士林习气。由于当时党争趋于平静，庆历士大夫如韩、富、欧已走出新政失败后的外放期，重新回朝主政，因此欧这次以更为冷静周详的笔调总结了“老成”理念的特征及其影响：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数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遂欲分别贤不肖，进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骤见而骇，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谓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邀名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上赖陛下至圣至明，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非为己利，谗间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渐为信。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67]

欧阳修首先概括宋初以来主流政治理念以“恭谨静慎”为总取向，并说明这种“老成”理念盛行后的流弊：士大夫不以“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为非，故阘茸尸位，隳败纲纪。注意，欧阳修这里使用的词汇由中性转入贬义。接着他叙说，“老成”理念在无事之时虽未暴露其害，但一到庆历多事之际便导致国家内外交困。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道，庆历新政即是在“英俊”理念指导下旨在革正“老成”理念弊端的政治改革，其本质是意图置换官方意识形态。庆历士大夫在改革中不但以“英俊”理念自励，还要以之绳人，“分别贤不肖，进退材不材”。这激起老成士大夫及其笼罩下一般官员的强烈反对，欧随即阐述了“老成”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示出的排他属性，用一系列“或”字领头的语句罗列了“老成”一方对包括欧在内的言事官的非难。最后欧指出庆历新政虽流产，但以此为标志，“英俊”理念开始得到仁宗与士林的认可，并在仁宗朝后半期持续影响现实政治。要之，欧阳修的论说很有分寸感，运用丰富的褒贬词汇展示了士大夫“言论—观念”的对立，并描述了“英俊”理念曲折上升的历程。

然而，“英俊”眼中的士习振作，在“老成”一方看来却恰是世风转薄的表征。只是由于文集的大量散佚，老成士大夫对庆历士大夫的批判留存至今者，多是政争时的短章片言，缺乏正面且系统的阐述。幸而南宋刘清之编《戒子通录》收有贾昌朝《戒子孙文》，论说颇为详赡，可一觇“老成”群体面对庆历士大夫带来的世风转移的具体态度，现节录于下：

吾见近世以苛剥为才，以守法奉公为不才；以激讦为能，以寡辞慎重为不能。遂使后生辈当官治事，必尚苛暴，开口发言，必高诋訾。市怨贾祸，莫大于此。用是得进者，则有之矣；能善终其身庆及其后者，未之闻也。

复有喜怒爱恶，专任己意。爱之者变黑为白，又欲置之于青云；恶之者以是为非，又欲挤之于沟壑。遂使小人奔走结附，避毁就誉，或为朋援，或为鹰犬，苟得禄利，略无愧耻。吁，可骇哉！吾愿汝等，不厕其间。

又见时人肆胸臆，事颊舌，举止轩昂，出绳检之外，而观其行实，往往无取。大抵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其以轩昂而得者，累过积非，即成祸败。是以君子居不欺乎暗屋，出不践乎邪径，外讷于言而内敏于行，然后身立而名著矣。[68]

此篇《戒子孙文》在形式上模拟长辈对子弟反复叮咛的语气，或者本就是贾昌朝口述的笔录版本。据贾氏末段自叙，本文作于嘉祐四年（1059）其六十二岁时，正与前引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同时，却在言论和观念上与欧文适相背反，可视作“老成”一方的总结。先须说明，虽则家训的传统多是训诫初涉世事的子孙后辈要立身谨慎，但贾氏此文则更应放在宋初以来重臣名宦的自警及戒子诗文如王溥《自问诗并序》、范质《诫儿侄八百字》、张齐贤《自警诗》、李至《座右铭》《续座右铭》、王随《省分箴》、丁度《慎言赋》《书绅铭》一类文本的序列中来把握，明显承载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信息和功成名就者的处世智慧[69]。此外，贾昌朝还不断引入近世士风作为反面的靶子，带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意味。[70]

贾昌朝在具体论述时亦采取与欧相似的从取向到流弊的结构：近世“以苛剥为才”“以激讦为能”，以致后生治事“尚苛暴”，发言“高诋訾”；爱恶由己，遂使小人结党营私。在历数种种官场怪状后，贾昌朝指出现时好虚谈高举之人往往行实无取，并且一再强调世人居官如此行事无非是图谋名位与禄利，结果虽获利一时，却遗祸终身。他在抨击世风的同时也从保守理念出发建构出重厚朴直的“古人”与外讷内敏的“君子”人格，这和欧阳修称道的奇行伟节、死不失义之“古人”及守道惜名、同心济事之“君子”气味大不相侔[71]，由此理想差异可见两种政治观念之间的巨大分歧。

贾昌朝面向后辈的训诫言论显非为排陷政敌而设的偏激之辞，此种郑重的声音是值得关注的，并且其中许多语段确以格言的形式在缙绅间流传[72]。一方面，贾氏力图经由言传身教将保守理念内化凝定而成的人生信条传递给子孙后辈。学者已观察到，改革派多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而保守派多半出自大型地主家庭。[73]其原因或许正在于世家内部尤重传统价值和官场惯习的承传，他们倾向于稳定，忌避风险，故提倡谨厚的品格。如被庆历谏官欧阳修、蔡襄斥为“柔懦缄默，无补于时”[74]的参知政事王举正“幼嗜学，厚重寡言”，其父真宗朝名臣王化基“以为类己，器爱异诸子”[75]。又如王旦“以清慎训诸子”，其长子王雍“悫守家政，以清约先己，不为浮侈隳其世法”，言语行事皆“以慎靖仁厚为之主”，比起王旦三子、“庆历四谏”之一的王素更得世人认可。[76]而当范仲淹因景祐党争被贬，王旦之侄王质扶病为其饯行，大臣责备他是“长者”却“自陷朋党”[77]。黄震就认为王质“宽仁”之性情“从文正公（王旦）家法来”，而在景祐党争中的作为“斩斩出锋棱”，“此又文正公家所未有”。[78]复如仁宗朝宰相王曙长子王益恭“孝谨温厚，得其家法”，其次子王益柔“笃学好古，善自树立”，个性截然不同。[79]王益柔与尹洙、蔡襄、苏舜钦交好，庆历初又得范仲淹举荐为馆职，后因醉作《傲歌》而被卷入“奏邸狱”。由以上正反例证颇能见出世家子弟“持身能自修谨”[80]的标准相。而庆历士大夫的家庭教育就与之异趋，他们在劝诫子孙的同时往往不忘以自身言行激扬其志。如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口占遗表：“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81]标举己父平生言志之句作为终身履行的格言。其幼子范纯粹在仲淹过世时年方七岁，范仲淹嘱咐夫人张氏待幼子长大后“使知吾所守所为者”，故张氏在范纯粹人生的不同阶段分别以“文正公之遗意”“文正公所以治身治家之法”“文正公所以事君者”[82]相告。后来神宗感慨范纯粹论事颇有父风。[83]

另一方面，贾昌朝极其严肃地对世风士行做出自己的判断。他的观点提醒我们，“老成”群体始终在以旧观念看待世态的新变化，将庆历士大夫的言行置于真宗朝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尝试予以理解。而在真宗朝这一承平期的政治语境中，言论多攻讦及措政专务生事常被视作浮薄躁进的表现[84]。至仁宗朝，深谙世故的“老成”群体亦认为，天下之士“无有节行者”[85]，皆是为利求仕，因此宦途名场中手段与目的、外在言行与深层动机之间的关系极可能是迂曲的，“举止轩昂”背后往往是求名干进的私欲。而以庆历士大夫鲠直勇为的政治性格，他们在表面行迹上和真宗朝的奔竞者相较，的确难免类同的“嫌疑”。[86]并且在事实上，庆历士大夫确实经由高自标举而区别于一般官僚，获致清议的拥护和君主的重视，进而在宝元、庆历时势异变之际取得仕途上的突破。因此，“老成”一方虽不至对庆历士大夫带来的政治新质了无知晓[87]，但一旦身处利益关系错杂、上升机会有限的官场，他们仍习惯把庆历士大夫看成是虚伪的躁进之徒，认定他们貌似公忠实则阴私，不断质疑其言事、结党、改革的真实动机，尤其警惕这个表现活跃而联系紧密的士人群体对主流政治文化造成的强烈冲击，忧虑奔竞者纷起仿效。[88]张方平就将庆历谏官视作“好名喜事之人”，将之置于真宗以前“好奇喜事之人”以及仁宗初年“轻锐之士”组成的“轻躁”谱系中，以揭橥本朝忠厚风气日渐消歇的缘由。[89]曾于真宗朝出任监察御史的刘平甚至上书说他在前朝未见范仲淹这样的“奸邪党与诈忠卖直”之人[90]，强调范表面“忠直”内衷“奸邪”。真、仁两朝士大夫话语的延续实则昭示着认识上的近似性。因此，“老成”群体基于当代的历史经验认为，他们贬黜庆历士大夫无非是师法前辈名臣的应然之举。

与贾《戒子孙文》相呼应的文本还有宋祁《文宪章公墓志铭》，作于庆历八年（1048）章得象死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叙述章在庆历新政期间作为的语段：

在宰相府，务总纲纪，去烦苛。临大事从容镇静，无遽色亟言见于几微。士之辨锐自喜者，或上谒，有所开说，公为陈大体，皆语塞自引去。至上书过訾宰政，天子下其章，他辅臣欲雠实所言，公第置之，无所辨。监司绳切州县，更约束，劾发微密，所至纷然，公白其非。是时急于吏课，一切听之，未几，议不以为便，举皆复故。[91]

章得象在新政时期位居首相。据说这位上宰颇不以改革为然，“每与范希文（范仲淹）、富彦国（富弼）以文字至相府，欲发议论，辄闭目数数，殊不应人”[92]，还轻蔑地提出，革新派不过如“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93]他后来亦因在此期间无所建明而遭台谏弹劾罢职。不过，在宋祁笔下，章得象的循默无为正是在践行“老成”大臣的政治理念，亦即当国“务总纲纪”“大体”，事上对下“从容镇静”。在他们眼中，“朝廷防制，纤悉备具”，因此政治改革必然弊大于利，是“憸人”不念民生而“苟一时之进”的生事之举。[94]而庆历士大夫则按老成士大夫的惯常观点被定义为“辨锐自喜者”，他们言事好讦、为政烦苛，恰与章得象成一反正对比。宋祁还记录了双方的三次交锋，章先是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再是包容了异论者的訾议，最后预言革新政策的荒谬，于是元老重臣在言语、德量、识见上完胜辨锐者。宋祁关于庆历新政的过程描述和士夫形象构建，和后世一般的历史叙事大相径庭，可说完全是褒贬易位。在墓主章得象和书写者宋祁的共识里，或者说，在老成士大夫看来，庆历新政的结局显然不是一场伟大改革的深可遗憾的挫败，而是一次元老重臣对轻锐者之闹剧的光辉、全面并且带有必然性的胜利。

老成士大夫的视角无疑是偏颇的，但这种亲历者的声音并非全然没有意义。“老成”一方排抑庆历士大夫当然不排除当下权势利益的算计，但捍卫官场的“合理”秩序以及他们所信奉的保守理念也是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占到了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出于伸张“正义”的考虑，更是因为一旦“老成”理念被“英俊”理念取代，老成士大夫原先用以安身措政并且看似天经地义的政治原则必将遭受严酷的抨击，“老成”以及他们培养的子弟、门生、故吏必将无从适应这个急速转变的权力世界，这无疑会令他们产生深重程度远超出一般权力斗争的“生存”危机感。

庆历士大夫那极富理想主义气质的政治言论比之强调维持现状和尊重传统的“不言自明”的“老成”话语，显然更具打通古今的理论高度和批判现实的锐度，更能吸引广大中下层青年官员。尤其是庆历新政失败后，暂时占优的老成士大夫如章得象、贾昌朝、陈执中、丁度、高若讷、梁适等人虽身居二府高位，却始终不协众望，或因私事，或因“无所建明”，持续招致台谏弹劾，在位均不如王曾、吕夷简安稳和长久。这样一个“大臣体轻”而言者甚振的局面正是“英俊”理念开始凌轹“老成”理念的标志。[95]在政治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至和二年（1055）以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于清议呼声中归朝主政，开启嘉祐、治平之治，获得党争的最终“胜利”。时代的浪潮恰证明了老成士大夫的忧虑。

总之，政治理念的结构性对立导致“英俊”与“老成”两方在几乎所有政治行为上都存在着深刻的认知倒错和理解偏差（参见上一节言论关系表）。他们非但不能完全理解对方行为所蕴含的真实意图，亦且始终以或卑视或猜疑的眼光互相打量，在自身观念的对立处给对方行为贴上负面标签，将其视作合理秩序最为顽固的窒碍者或最具威胁的颠覆者。因此他们认定自己排击政见不同者是维护公义兼私利的必要之举。陈寅恪在研究中唐社会变迁时注意到：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96]

同样的，在新型士大夫崛起以及政治文化由单一向多元剧烈转变的庆历之际，对自我的坚持和肯定（“各是其是”）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否定和拒斥（“互非其非”）。正是此种言行判断上全盘性的背反，使得仁宗时代的两大精英士大夫阵营间天然就缺乏政治互信及合作的基础，因而极大加剧了权力世界中的零和博弈。[97]宋人自己就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并引以为戒。如李壁在向宋宁宗进言庆元党论之害时举本朝故事为证：“元祐、绍兴之间，姑置勿论，止以仁庙时贾昌朝、范仲淹两党言之，其间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98]李壁强调，仁宗朝的士大夫党争并非正邪之争，而是由观念偏颇过中引发的。

同时也应该看到，党争也构成士大夫政治观念生成的重要语境。对于对立面之存在的知觉，促使“英俊”“老成”两个士大夫群体不断明确、强化各自的政治个性，虽不免矫枉过正，但正是在自我辩护和批判他者的过程中，他们对自身所持政治理念作出系统表述。特定的政治观念还赋予他们看待历史和当下的差异视角，使得双方的见解具备一种片面的深刻性，尤能洞悉政敌作风影响下的流弊。因此，“英俊”“老成”加于对方的批评之辞虽往往是在攻讦的语境下产生的“偏见”，却又往往不乏穿透历史的洞见。[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