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相关研究
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与国外学者构建的宏观的风险理论相比较，国内学者关于社会风险和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研究多基于中国本土化的语境，或将国外的风险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情的本土化理论。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风险的相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政府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形成了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社会风险化解思路，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胡洪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积累的社会风险化解经验进行了梳理，为新时代如何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比如构建社会风险动态评估机制、社会风险预警监控机制、防范社会风险的责任落实机制和化解社会风险协同参与机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新时代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根基。[15]吴忠民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险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但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是需要通过社会风险管理避免的。他对中国中近期社会安全前景进行了预判，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基本面呈向好趋势，公众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且党委政府能够有效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因此中国中近期社会风险转为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16]孔祥涛认为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风险因素日趋复杂，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呈现多维度风险交织、多领域风险叠加的特征。社会风险因素极易在经济、金融、科技、国际政治等风险因素作用下放大，并向政治等领域传导，因此要科学推进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17]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社会风险给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黄英君基于公共管理视域，从“反思性现代化”的视角对我国现代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培育进行战略审视，对现代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内在的逻辑产生、发展、演进及形成的过程进行辨识，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现代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奠定基础。[18]
（二）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研究
针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风险，郑杭生、洪大用认为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多元化的风险管理策略。[19]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可以归纳为城市社会风险、农村社会风险和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风险及治理三个方面。
1.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机制
进入新时代，城市社会风险引发现代城市运行的自我更新和结构性变革。宋宪萍认为防范和化解城市社会风险应该遵循多元协同治理范式，通过构建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实现城市风险治理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进而规避社会风险。[20]吴晓林研究发现特大城市的风险表现出“叠加效应、溢出效应、放大效应、链式效应”四个特点，因而可以通过建好风险防控的权责体系、防控一体的全周期机制和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治理体系，推动韧性城市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社会风险。[21]市域是防范与化解社会风险、防止风险外溢上行的重要层级。李颖研究认为强化基于市域治理的社会风险整体性防控机制构建，需要构建起风险阻断机制、系统防控机制、衔接协同机制、矛盾消解机制以及社会调适机制，以提高市域社会风险防控效能。[22]
2.农村在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了多个级别的社会风险，张学浪、笪晨构建了社会风险源的“变迁—结构—话语”分析模型，从市民化意愿、社会融入、权益保障等维度，探索防范和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出中的社会风险。[23]杨艳文认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乡村社会割裂、村集体债务累积、乡村基层组织内卷化等多重社会风险。形塑乡村基层组织新框架，弥合乡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创新下乡财政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能够防范和化解上述社会风险。[24]黄金梓通过梳理生态型贫困经由农村社会风险向农村社会危机衍化机理，发现当前以单一生态政策工具为主的规制农村社会风险的政策工具存在诸多局限性。他建议通过建立生态脆弱区扶贫动态监测评估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生态治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拓展“生态+”理念驱动扶贫开发模式创新和建立社会力量充分参与扶贫协调机制等多元机制，克服政策工具局限，化解农村社会风险。[25]
3.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在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人口流动”是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木永跃认为防范并化解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风险，需要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流动人口社会风险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26]木永跃基于“国家—社会”的范式分野视角，对风险国家行政管理范式变迁进行历时性分析，针对流动人口领域出现的系统性与结构性社会风险，提出对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管理应向社会风险治理转型，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的“善治”[27]。
（三）数字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挑战
新时代也面临着新的风险挑战，危红波对我国数字社会风险治理责任分配进行研究发现，数字社会正面临隐私泄露、数字鸿沟、算法黑箱与歧视等诸多新的社会风险，需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数字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多元主体各尽其责，通过三治融合，建设安全、稳定、和谐的数字社会。[28]
1.高新技术方面的社会风险
高新技术与社会结合后会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秩序，谢俊贵认为随着高新技术社会风险引发极大的社会关切，防范和化解高新技术社会风险成为研究的热点，他基于对高新技术社会风险基本特征和生发逻辑的分析，提出认知控制、道德控制、经济控制、法律控制、社会控制和技术控制是应对高新技术社会风险的核心。[29]谢俊贵、谭敏茵认为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会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具有比以往的信联时代更大的社会风险，社会分化风险更为明显，网络安全风险更显突出，因此可以从提升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加强社会福祉的现实转化，来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30]新时代社会风险呈现出突发、频发的特点。张丽芬对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进行研究，完善新业态法律法规，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将有效治理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31]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洁贤、张建华研究认为大数据技术提供了丰富的社会风险治理资源，为加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有助于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思维范式，做好社会风险治理的统筹规划，实现风险多元协同治理。[32]
2.人工智能方面的社会风险
人工智能在嵌入到人类社会的过程中也带来了社会风险，诸如隐私泄露、劳动竞争、伦理冲突、暴力扩张和种群替代等，何哲认为推动立法，用法律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在全球达成共识并建立协作机制，将有助于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风险。[33]周利敏、谷玉萍认为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创新，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反而会成为风险的制造者。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应该完善其社会功能。[34]唐钧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应对进行研究，认为当前的风险应对措施难以有效防范和化解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因而需要对风险维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提高整体的竞争力、承受力、约束力和协同力，建立全流程、无缝隙的风险控制机制，完善共治格局，以应对社会风险。[35]
（四）社会风险评估与风险预警研究
早期国内学者对社会风险的研究是基于西方的风险理论，从分析社会风险的构成维度切入，设计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风险预警系统。不同的专家学者选取不同的研究方向，构建出的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朱庆芳在《社会指标的应用》一书中从经济、生活水平、社会问题和民意四个维度构建了包含 40 多个指标的警报指标体系[36]，她认为该警报指标体系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态，预测社会发展趋势。[37]宋林飞基于我国社会现实界定了社会风险指标选择方法，并用这一方法设计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和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在此基础上探索社会波动机制与统计规律。[38]宋林飞提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该系统包括18 个警源指标、10 个警兆指标与12 个警情指标，并且为各个指标设置了五级计分法与 4 个警区，该研究尝试对社会风险进行量化处理，是对先前研究的重大突破。[39]
进入21 世纪，研究者对社会风险预警指标的设置更为多元，邓伟志认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不仅包括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也应将民心、民意反映在其中，他的研究将经济、社会、政治和价值观念四大类指标纳入预警体系之中，并且风险划分等级也更为详细，划分出无警、轻警、中警和重警四个等级代表评估的风险危险度。[40]李殿伟和赵黎明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设计了包括生存保障系统、经济支撑系统、社会分配系统、社会控制系统、社会心理系统、外部环境系统及含 35 个指标在内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该研究体现了系统论的观点，探索了社会风险涉及的各个领域之间内在联系。[41]陈秋玲等从客观预警指标和主观预警指标两个方面提出对社会运行状态进行预警的强警戒性指标，对社会风险的主观感受的关注体现了文化主义的观点，也是对社会风险的从客观的量化分析到主观的认知评价的创新性研究。[42]对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用于指导风险管理和实践操作，林凯奇、刘海潮和梁虹的研究认为，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机制应当包含基本的风险预警体系、完善的预警过程分析、明确的预警责任监控机构和先进的社会风险预警技术。[43]高小平、刘一弘和高可清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和实践应用中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反思，认为负激励指标会降低社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效果，应该将其转化为正激励指标，将防控风险、预防危机纳入评估体系，提高社会风险评估实践效度。[44]新时代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日益重要，张友浪、韩志明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地位、政治联系和感知回应三个维度在内的分析框架，探索公众选择非正式渠道表达公共服务诉求时的决定因素，为完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将有助于提升社会风险治理水平。[45]
（五）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研究
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政党执政和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表明，始终坚持党在社会风险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和人民战争的制胜战略，是百年大党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主要经验（唐皇凤、黄小珊，2021）。[46]孙萍、翟钰佳对中国知网收录的“社会风险防范”的国内期刊论文作为文献研究样本，并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认为基于中国现实国情探索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和趋势。[47]
1.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理念方面
国内学者提出的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理念都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反映的是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薛澜等认为要充分发挥风险治理在完善与提升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要遵循全过程的治理理念，坚持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并重，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48]杨雪冬在风险全球化的环境下，提出了复合治理机制，认为个体是社会风险复合治理最基本的单位，国家、社会和公众应该共同参与到风险应对之中，相互合作，协同治理风险，使风险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49]杨典结合城市公共事件，从风险意识、风险预防机制、风险治理机构、风险信息披露系统、多元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和风险治理法律保障体系方面提出了提高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建议。[50]郭秀云从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的角度创新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理念，认为社会风险管理应该是常态的和动态的，需要把重点放在保障评估主体的延续性和公众的参与性，实现公共利益和风险的分配。[51]
2.社会组织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作用
对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主体进一步研究，研究者对社会组织在风险应对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赵延东提出社会资本是参与风险治理的重要资源。[52]管兵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核心是风险控制，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如果能基于合作机制建立信任，就能消除潜在的社会风险。[53]董幼鸿的研究认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一中心管理模式难以应对相互叠加、复杂严峻和动态变化的社会风险，因而通过优化社会组织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利用社会组织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的优势弥补政府管理的短板。[54]刘锋认为通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协同共治，进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55]张勤、华炜认为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期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风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的责任，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多元治理体系，以提升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56]陈秀锋、陈美冰认为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是社会风险治理模式的重要转变，有助于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在应对风险中的作用，可以作为政府的重要协同力量。[57]
3.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
在新时代风险社会背景下，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矛盾诉求呈现多层次性。沈一兵基于“风险—矛盾”双轴演变的视角，以风险感知—风险积聚—风险扩散—风险侵入网络为路径，以社会分层为边界，以美好生活的四种需求为治理起点，建构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的理论创新。[58]岳少华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也在逐步积累，比如民生风险、人口风险、生态风险、社会传播风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就是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建立健全重大风险防控体系。[59]新时代是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代，刘隆、马振清认为加强社会风险教育是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的基础，应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以提高公众的风险识别和管控的能力。[60]何珊君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全面系统地讨论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各种困境，她提出应该总结中国特色的风险应对经验，比如，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创新治理模式与技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等，均有助于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61]毕翔、唐存琛认为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具有的衍生效应会引发社会风险，因此在后舆情时期应对社会风险需要进行组织与管理改良和制度与决策调整，以引导并防范舆情反复引发社会风险。[62]徐文锦、廖晓明研究认为社会风险转化为公共危机需要具备缺一不可的三个要素，分别是风险因子、致灾条件和系统脆弱性，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需要构建包括风险隔离机制、风险阻断机制和风险防御机制在内的预防系统，包括应急准备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在内的控制系统，以及贯穿风险防控全过程的信息沟通反馈系统。[63]赵继强、李建认为社会风险与人们的价值观和对风险的认知联系紧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需要有危机意识，本着未雨绸缪、见微知著的原则，总结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置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抗击社会风险的命运共同体。[64]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经过社交网络的传播和放大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危及社会稳定。黄仕靖、陈国华、袁勤俭基于multi-agent建模构建了突发事件社会风险放大的动态衍化模型，探索了突发事件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为各级党委政府及时应对突发事件社会风险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65]郝亮、郭红燕、王璇基于动力学视角对环境社会风险化解机制进行研究，认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能够打破封闭的系统，科普宣教和严格遵守承诺能够改变系统的反馈环路，同时恢复系统的多维性和创造或激活潜在的正性吸引子，均有助于化解环境社会风险，实现邻避项目的顺利施工。[66]
（六）后疫情时代面临的社会风险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彼此交织。张宪丽、高奇琦反思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最大的风险并非风险本身，而是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偏差，因而只有在风险社会中构建风险治理共同体意识，加强社会团结和整体动员能力，才能够减少风险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67]龚维斌认为处于现代化加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存在各类社会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扩散与防控暴露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险，疫情全方位考验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考验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68]龚维斌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系统梳理了四类社会风险及其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运用社会风险理论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八个特点，对疫情之下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对策建议。[69]吕庆春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经受住各种考验的最大政治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民族抗疫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号召力、引领力、执行力，形成应对风险的政治效能是取得抗疫胜利的关键。[70]沈正赋认为新时代的社会风险是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互影响下产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要重视网络舆情的生成、传播及其信息治理，从而有效地应对社会风险。[71]在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往往是薄弱点，也是重中之重。张茂一、王洪树对农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进行了研究，发现疫情带来的原生风险会诱导产生次生社会风险，因而后疫情时代的农村社会治理，应该整合党建引领的政治资源优势，结合农村特点把治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