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太宗的强国观念

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年），字德谨，小字尧骨，耶律阿保机次子，即帝位后先用天显年号，后改用会同、大同年号，并将契丹国号改为“大辽”，在位二十二年，主要显示的是强国观念。

一 新旧理政观念的交织

在治国理政方面，耶律德光有三个特点。一是承袭耶律阿保机的做法，以武功为上。二是倚重于述律皇后的政治智慧，如后人所记：“德光事其母甚谨，常侍立其侧，国事必告而后行。”“天皇王（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62]三是愿意听到不同的治国建议，并在新旧治国观念中作出选择。

（一）制度更新

在耶律阿保机革新制度的基础上，耶律德光即位后又有了一系列的更新制度举措。

一是在国号和官制方面，改国号为大辽，并正式建立了南、北面官制度。耶律德光即位之后，依然延续耶律阿保机的天显年号。天显十三年（938）十一月，有上尊号、改元、改官制等重要的作为。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离堇就馆赐晋使冯道以下宴。丙午，上御开皇殿，召见晋使。壬子，皇太后御开皇殿，冯道、韦勋册上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甲子，行再生柴册礼。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刘昫、卢重册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63]

参之以“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百官皆效中国，参用中国人”和“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三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的记载，[64]可以知道改国号与改元等是同时进行的。恰是由于国土扩大，才需要以改国号、改元、上皇太后和皇帝尊号来显示大朝的新政治气象。

大量改官名，实际上就是设立南面官和北面官的制度，正如后人所记：“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65]

北面官亦出现了孰高孰低的问题，耶律德光则采纳了耶律颇德的建议，依然维持旧制，不做改动：

旧制，肃祖以下宗室称院，德祖宗室号三父房，称横帐，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称著帐。耶律斜的言：“横帐班列，不可与北、南院并。”太宗诏在廷议，皆曰然，乃诏横帐班列居上。（耶律）颇德奏曰：“臣伏见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稳上。今横帐始图爵位之高，愿与北、南院参任，兹又耻与同列。夫横帐与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异？”帝乃谕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从。”诏仍旧制。[66]

都城制度也有所更新，耶律阿保机建立的皇都，被耶律德光改名为上京，幽州（今北京）被确定为南京，渤海国旧地的辽阳则被确定为东京，开始实行三都的制度。

在兵制方面，耶律德光将自己的御帐亲军称为“大帐皮室军”，即所谓的“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皮室军是在耶律阿保机的腹心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则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宗增多至三十万耳”。皮室军加上述律皇后的属珊军，“合骑五十万”，成为支撑国家统治的最强大武装力量。此外，占据燕云十六州后，汉军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形成了“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的态势。[67]

在重农方面，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的举措。如会同元年（938）三月，耶律德光“将东兴，三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这样的建议被耶律德光所采纳，“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68]。会同六年，耶律德光特别下了两条敕令。一条是“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另一条是“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69]。会同八年（945），耶律德光向臣僚询问军国要务，臣僚上言：“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耶律德光认可这样的言论，在次年七月下诏征诸道之兵时，“仍戒敢有伤禾稼以军法论”[70]。

在朝政方面，耶律德光创立了集议和纳谏的制度。天显五年（930）二月，“召群臣议军国事”。天显七年七月，“召群臣耆老议政”。会同五年（942），“诏求直言”[71]。集议和纳谏是中原王朝皇帝常用的理政方法，耶律德光显然是认可这样的方法，并且有了以直言选人才的实例。

会同五年，诏求直言。时（耶律）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诣阙。有司问曰：“汝何故来？”对曰：“应诏言事。苟不以贫稚见遗，亦可备直言之选。”有司以闻。会帝将出猎，使谓曰：“俟吾还则见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于求贤，是以来耳；今反缓于猎，请从此归。”帝闻，即召见赐坐，问以治道。命明王安端与耶律颇德试之，数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问曰：“与汝言者何如人也？”对曰：“安端言无收检，若空车走峻坂；颇德如着靴行旷野射鸨。”帝大笑，擢宣徽使。[72]

在礼仪方面，耶律德光在灭后晋后，才准备采纳中原王朝的传统礼制，实行蕃汉杂糅的礼乐、服饰制度。

大同元年（947），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73]

太宗会同三年（940），晋宣徽使杨端、王朓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朓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74]

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7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耶律德光灭后晋后未返回契丹故土即已病逝，所以只能说是为辽朝的礼仪制度创造了一些基础性的条件。

（二）以汉法治渤海

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后，即强调了新建的东丹国以“汉法”治渤海之民的做法。耶律德光延续了耶律阿保机的做法，“治渤海人一依汉法”[76]。

耶律德光即位之后，任职中台省右次相的耶律羽之特别就如何治理渤海旧地上了奏章，全文转引于下。

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77]

耶律德光接受了耶律羽之的建议，于天显三年（928）“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78]。

既然是以汉法治渤海人等，就有汉人官员主动采用了劝课农桑等方法，如韩延徽之子韩德枢就有此作为：“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请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79]

（三）以中国人治中国

耶律德光南下灭后晋（详情见后述），曾因暂时的军事失利，将抚绥中原民众的方法改成了杀掠的方法：“初，契丹主得贝州、博州，皆抚慰其人，或拜官赐服章。及败于戚城及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燔炙之。由是晋人愤怒，勠力争奋。”[80]

杀掠之风一直延续到辽军入汴梁时，“入汴，诸将萧翰、耶律朗五、麻答辈肆杀掠”，随从耶律德光南下的汉人大臣张砺特别呈上了谏言。

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81]

耶律德光正被胜利冲昏头脑，完全听不进张砺的意见。反之，耶律德光还“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以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不久，“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耶律德光乃有“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的感叹。待他率大军北返时，“见所过城邑丘墟”，乃对属下说：“致中国如此，皆燕王（赵延寿）之罪也。”又对张砺说：“尔亦有力焉。”[82]耶律德光把中原破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下属，显然未明白这恰是未采纳“以中国人治中国”新观念所带来的恶果，其结果就是增强了中原汉人对辽朝的恐惧感，连契丹人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胡峤所记契丹人之语：“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83]

倡导“以中国人治中国”的张砺，则在耶律德光去世之后，遭到了契丹贵族的报复，忧愤而死。

顷之，车驾北还，至栾城崩。时砺在恒州，萧翰与麻答以兵围其第。砺方卧病，出见之。翰数之曰：“汝何故于先帝言国人不可为节度使？我以国舅之亲，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为宣武军节度使，汝独以为不可。又谮我与解里好掠人财物子女。今必杀汝。”趣令锁之。

砺抗声曰：“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

麻答以砺大臣，不可专杀，乃救止之。是夕，砺恚愤卒。[84]

也就是说，耶律德光要以改革旧制和引入新制的方法达成强国的目标，并尽可能将契丹旧制与汉法、汉制糅合。但是这样的做法和与其相应的强国观念，只适用于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的辽朝境内，耶律德光并没有久占全部中原汉地（即时人所指的“中国”）的意愿，所以也就谈不上中原汉地的治理。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人难治”成为一种严重的警告，影响了辽朝后来的历位君主，限制了他们在中原立国的想象和实践。

二 介入中原政治

与耶律阿保机相比，耶律德光更深层次地介入中原政治，起了主导中原王朝兴亡的重要作用。

（一）立晋灭唐

耶律德光在后唐王朝与割据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军阀石敬瑭的争斗中，选择了支持石敬瑭。天显十一年（936），耶律德光率军南下，击败围攻晋阳的后唐军队。石敬瑭问耶律德光能如此速胜的原因，耶律德光有以下回答。

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85]

耶律德光还对石敬瑭说：“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气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86]天显十一年十一月，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并发出了正式的册立诏书。

维天显九年（应为十一年，引者注），岁次丙申（936），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于戏，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辅以德。故商政衰而周德盛，秦德乱而汉图昌，人事天心，古今靡异。

咨尔子晋王，神钟睿哲，天赞英雄，叶梦日以储祥，应澄河而启运。迨事数帝，历试诸艰。武略文经，乃由天纵；忠规孝节，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堕。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

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剪骨肉，离间忠良，听任矫谀，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知尔无辜，为彼致害，敢征众旅，来逼严城，虽并吞之志甚坚，而幽显之情何负，达于闻听，深激愤惊。乃命兴师，为尔除患，亲提万旅，远殄群凶，但赴急难，罔辞艰险。果见神祇助顺，卿士协谋，旗一麾而弃甲平山，鼓三作而僵尸遍野。虽以遂予本志，快彼群心，将期税驾金河，班师玉塞。

矧中原无主，四海未宁，茫茫生民，若坠涂炭。况万几不可以暂废，大宝不可以久虚，拯溺救焚，当在此日。尔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尔有戡难之勋，光于区宇；尔有无私之行，通乎神明；尔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尔躬，是用命尔，当践皇极。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于戏！补百王之阙礼，行兹盛典；成千载之大义，遂我初心。尔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执厥中，亦惟无疆之休，其诫之哉。[87]

这封出自汉人臣僚的诏书，既强调了奉天命立晋帝的旨意，又明示石敬瑭为“儿皇帝”，还强调了皇帝应有庇民、无私、守信、执中等德行，显然是体现了耶律德光对君主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对自己如何做皇帝的基本要求。

耶律德光册立晋帝，并未打算帮助新建的后晋王朝灭后唐而统一中原，因为他担心后路被断，带来全军覆没的恶果。在他准备率军北返之时，石敬瑭派使者明确表示“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后，耶律德光也只是表示：“余远来徇义，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骇；汝宜自引汉兵南下，人必不甚惧。我令太相温将五千骑卫送汝至河梁，欲与之渡河者多少随意，余且留此，俟汝音闻，有急则下山救汝。若洛阳既定，吾即北返矣。”[88]有耶律德光做后盾，石敬瑭很快攻入洛阳，后唐灭亡。

（二）辽晋关系的变化

石敬瑭灭后唐之后，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并在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之后，努力维持两国间的良好关系。

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89]

会同三年（940）九月，侍中崔穷古向耶律德光上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耶律德光即明确表示：“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90]也就是说，尚武的契丹人以大规模的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不会因为中原人的不理解而有所减省。

后晋拥兵自重的安重荣上书要求与契丹决战，以雪国耻，晋臣桑维翰特别向石敬瑭上书，说明了不能与契丹交恶的理由。

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今重荣恃勇轻敌，吐浑假手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士气凋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91]

桑维翰站在后晋的立场上，指出耶律德光治国有方，国力强盛，显然不能视为阿谀之辞，而是对现实状态的承认，石敬瑭亦高度认同他的看法。

会同五年（942），石敬瑭病逝，子石重贵即位，在给辽国的上书中后晋新皇帝只称“孙”而不称“臣”，使者还明确表示：“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92]辽、晋之间的通和关系破裂，耶律德光乃着手准备灭掉后晋，先派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其结果是“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于是就有了述律皇太后与耶律德光之间关于战、和问题的对话。

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

曰：“不可。”

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

曰：“石氏负恩，不可容。”

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

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93]

述律皇太后希望辽、晋和好的愿望最终落空，会同八年（945），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展开灭后晋的军事行动。但是战事发展并不顺利，耶律德光萌生退兵念头，时任北院大王的耶律图鲁窘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

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宇，出师远攻，讵能无廑圣虑。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若此，则争战未已，吾民无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94]

耶律德光以“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称赞耶律图鲁窘的敢言，并接受其建议，调整了军事部署，继续对后晋军队展开进攻，于会同九年十二月占领汴梁，后晋灭亡。[95]

（三）对政治失策的总结

耶律德光风光地进入汴梁，实则是把灭后晋当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所以特别向臣僚夸赞麾下勇将高模翰：“此国之勇将，朕统一天下，斯人之力也。”[96]他还骄傲地对后晋降臣说道：“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恰是在耶律德光的“知中国事”的表态后，后晋降臣有了以耶律德光作为中原皇帝的动议。

契丹主（耶律德光）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

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97]

大赦天下只是摆摆样子，耶律德光也没有重复在中原立“儿皇帝”的举动，而是席卷后晋的府库珍玩等北上。后晋的君主、后妃、官僚等，亦大多随之北上。[98]

辽军主力北上后，中原各地叛乱更盛，耶律德光则感叹道：“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99]

对于如何处理中原的后事，耶律德光也作了一个总体性的交代。

初以兵二十万降杜重威、张彦泽，下镇州。及入汴，视其官属具员者省之，当其才者任之。司属虽存，官吏废堕，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久经离乱，一至于此。所在盗贼屯结，土功不息，馈饷非时，民不堪命。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今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其概如此。[100]

所谓“河东尚未归命”，是指后晋灭亡后，刘知远已经在晋阳建立了后汉王朝，耶律德光明确要求先不要征伐后汉，是为了先稳定内部。能够在去世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较深刻的检讨，并作出稳妥的政治安排，耶律德光确实称得上是一位政治谋略不俗的君主。元人修《辽史》时对耶律德光作出的评价是：“太宗甫定多方，远近向化。建国号，备典章，至于厘庶政，阅名实，录囚徒，教耕织，配鳏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张敬达忠于其君，卒以礼葬。辍游豫而纳三剋之请，悯士卒而下休养之令。亲征晋国，重贵面缚。斯可谓威德兼弘，英略间见者矣。入汴之后，无几微之骄，有‘三失’之训。《传》称郑伯之善处胜，《书》进《秦誓》之能悔过，太宗盖兼有之，其卓矣乎。”[101]这样的评价所彰显的，恰是耶律德光的强国观念。耶律德光就是用强国观念将辽朝带入鼎盛时期，并为立足于北疆的新王朝确立了新的政治准则，治史者确实不能忽视他在辽朝政治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