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继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项成果《词体的唐宋之辨研究》书稿即将出版，请我作序。序文之事，我向以为难，唯恐耗神费力却评价失当。但继成攻读硕士、博士均在我门下，毕业后这些年与我在学术方面也经常交流，算得上知根知底，因此对于他的请求，不仅不好推托，而且自觉也确实可以说上几句。

继成此著，立论的核心在于他认为所谓“唐词”“宋词”，与“唐诗”“宋诗”一样，不仅是朝代之别，而且有体格性分之殊，亦即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此论并非他的首创。在明清人的词论中，已有“唐音”“宋调”“宗唐”“宗宋”的说法。近人邵祖平在《词心笺评》中评姜夔词时曾用“唐调”“宋腔”来描述词史演变，谓“白石以前诸家之词，不归于秾丽，即依于醇肆；以风韵胜也！白石老仙之作，则矫秾丽为清空，变醇肆为疏隽；以意趣胜也！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调；白石以下之作，纯为宋腔”。当代学者孙虹在其专著《北宋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中也明确提出词有“唐音”“宋调”之别，并论述了词中“宋调”的特点及其在北宋从草创到完成的过程。此外如肖鹏、房日晰等学者均有论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词体的婉约、豪放之争，学界目前对“词分唐宋”这一论题仍未予以充分重视。继成此著的出现，对于推进该论题的探讨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书稿中，他较为完整地展示了从盛唐到清末民初这个时段内，词之“唐音”与“宋调”两种审美范式的生成、演变及接受过程。他以词体的唐宋之辨为主线，融词人、词作、词论为一体，构建了一部别开生面而又逻辑严谨的专题词史，从一个新的视角呈现了千余年中的诸多词学景观，观照纷繁复杂的词学现象、流派、理论、创作，提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见解。无论是框架设定、材料运用、观点提炼、例证分析还是文字表达，均多有可圈可点之精彩。

书中所论，有两个部分的内容我觉得最为重要，也颇能见出此著的学术价值。其一是词之“唐音范式”与“宋调范式”在唐宋时期的生成与演变。王兆鹏先生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唐宋词史论》等著作中曾经提出，唐宋词史上存在着“花间”、“东坡”与“清真”三种抒情范式，后来他又在与学生合作的论文中补充了一种“南唐范式”。继成在书中吸收了王先生关于唐宋词抒情范式的提法，并将其扩展为对词之“唐音”“宋调”审美范式的认识。他认为：词之“唐音范式”发端于盛唐，形成于晚唐西蜀的花间词人，南唐到北宋出现了新的演变，其总体特点是“以唐诗为词”。“宋调范式”从柳永发端，在北宋后期分化为以苏轼为代表的“东坡范式”与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清真范式”。两者一为对“唐音”传统的革新，“以宋诗为词”；一为对“唐音”传统的改良，在维护词体本色的同时融入宋型文化的质素。这两种“宋调”审美范式在南宋分别为辛弃疾与姜夔等人继承、完善和发扬，各自成派，词坛也全面进入了“宋调”时代。总而言之，他实际上是把唐宋词坛的审美范式概括为一种“唐音”（花间—南唐范式）、两种“宋调”（东坡—稼轩范式、清真—白石范式）。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尤其是把清真、白石这一条线串起来，视为“宋调”之一种的看法，既有新意，也很贴切，把握到了这一派词风在文化本质上与苏、辛一派的共性。其二是明清时期“宗唐”“宗宋”派别的形成。论及明清诗歌，“宗唐”派、“宗宋”派的说法颇为常见，那么，在明清时期的词史上，是否也有“宗唐”派与“宗宋”派呢？这个问题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比如施蛰存先生曾在《宋花间集·叙引》中指出：“清人论词，严别唐、宋”，但尚缺少进一步的讨论。继成在书中从理论、创作及词人群体等方面详加论析，指出明末清初的云间派、饮水词派及清代中期的常州词派实为“宗唐”派，清初的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均为“宗宋”派，清代中期以后则以唐宋并尊互融为主要趋势。这些论述虽未能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但已得其精要，言之有据，可以成立。

诗、词、文等唐宋时期主要文体的审美范式由“唐型”到“宋型”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唐宋社会文化性质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关于唐宋文化转型之于文学的影响，从提出宋代文化“近世”说的内藤湖南到我的博士后导师王水照先生、先师邓乔彬先生等众多中外学者都有论述，我自己所做的姜夔、辛弃疾研究，也基本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继成此书以“唐宋变革”为立论的基础，从学理来说自然没有问题。作为老师，见到弟子能传承师门的学术理念并取得成果，内心也很欣慰。但为学之道，应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在古典文学这片广阔的园地里，还有很多新的课题等待有志有力者去发现、去开拓。继成正当年富力强，试勉之。

赵晓岚

202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