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由博士论文增补和修订而出版的著述往往比较扎实耐看，眼前褚金勇的这本著述就是在当初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订而来，内容结实且有深度，思路清晰且缜密。所谓晚清文人的书写转型研究，是对传统书籍媒介书写向现代报刊书写转变的研究，以作者的话来说，“报刊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书写方式的稳定性，报纸、期刊等新式印刷媒介的出现，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打破了文人文化资本拥有的固有格局。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传播方式，迅速崛起的报章写作给晚清文人带来了不同的书写体验。”
金勇的研究，虽然起意是着眼于文人书写体验方面的差别，从论著的整体布局看，则是步步深入的，即最初可以看成是新闻史学方面的研究，着重于晚清报刊的创办所带来的信息交流和阅读习惯方面的改变，但是随着研究的开展，就由新闻史转向媒介史，接着就进入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亦即论著是从媒介角度切入后，多方位地描述现代报刊出现后由此而带来的连锁反应。
大众媒介的出现，既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化得以开启的原因。当然，广义地讲大众媒介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报刊，它还包括大型的交通工具（如火车、轮船、飞机），统一的货币单位，现代金融市场等，它们都是通向现代化的桥梁。但是现代报刊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尤其巨大，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各个方面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作者以晚清投身报刊的新型文人（即报人）为中心，考察报刊媒介对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产生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从文化到经济、政治的多个层面的阐释。论著在“报刊与时间” “报刊与空间” “报刊与语言” “报刊与义利” “报刊与功名” “报刊与战争” “清议、上书与办报” “旧识与新知” 等八个方面，以对举的方式描述了书籍书写与报刊书写各自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所带来的观念，欲求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即书写转型并不是仅仅在写作和表达的层面发生，而是在相关的一切层面都有了根本的转变。
作为读者，我感兴趣的倒不是论著中宏伟的理论描述，这不仅是因为所运用的这些理论我大致熟悉，还因为金勇在理论方面的周到详尽，已经让人无须赘言，倒是文中引述的某些有趣的细节，值得回味，特别是在这场转型过程中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化，对今天颇有映照作用。例如第七章“报刊与功名”写出了一批身在职场，心在科场的报人的“仕途情结”，第一个提及的就是中国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王韬，尽管他自称“性不喜帖括”，但是年纪轻轻便得中秀才，转年应试不第，“归即焚弃笔砚”而告别科场。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断了金榜题名的念头，其时文化人的最高成就就是科举及第，所以王韬一方面嘲笑“同里闾诸友，除帖括外无所长，亦无所好”，另一方面不得不继续行进在科考取士的路上，金勇仔细查阅《王韬日记》，并告诉我，这位厌恶帖括之术，勇于开拓新路的近代先觉者，在首考落第之后，起码有四次科考的经历。直到因上书太平军之事败露而逃亡香港，才彻底断了科考的念头。王韬曾与一干好友“至黄栌沽饮。酒间扺掌剧谈，各言其志。壬叔言：‘今君青先生在此，予绝不干求，待其任满时，请其为予攒资报捐，得一州县官亦足矣。’ 小异曰：‘予则不然。愿赴乡会试，得一关节，侥幸登第；否则至军营效力杀贼得官；否则专折保举，如周瞍甫之以奇才异能荐。舍此之途，宁终老风尘耳。’……阆斋曰：‘待我得志时，公等之事皆易办也。’予在旁默默微笑而已。” 作者在这里说明，小异是指管嗣复，壬叔乃李善兰，均为那个时代的新型文人。他们博学又通西学，翻译了不少科技著述，特别是李善兰，不仅补译了徐光启等所译《几何原本》的后九卷，还翻译了西方的经典力学和天文学等著述，可谓功勋卓著（当然李善兰后经人保荐，钦赐三品衔）。这些在中国近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中华民族开民智、兴民德、伸民权等思想启蒙之路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却将朝廷的一官半职，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凸显了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困境和尴尬。而在旁默默微笑的王韬，也是几个月前参加科考后才返乡的，也许他已从落第的沮丧中解脱出来，能笑对几次三番的挫败。
当然，士人在那个时代复杂的心理变化，不是这部论著的主旨，所以，金勇也没有多费笔墨，但是作为读者，我更关注那个时代文化人特有的处境。没有比这些更能体现出时代大变局中某些难以抗拒的力量和个人的无奈。媒介的转换往往意味着权力和资源的转换，而在这一转换中，文化人处于旋涡的中心，因此也处于矛盾的中心，他们首先承受转换所带来挑战和各方面的压力，难免患得患失。当然报人与报人不同，时代与时代也不同，说到晚清报人，作者自然不可能绕过梁启超，由于他出生的年代晚于王韬近半个世纪，尽管在科考上一帆风顺，年纪轻轻在乡试中表现出色，然而他弃旧学从新知，少年举人拜中年秀才康有为为师，毅然决然告别科考，探索新路。从最初襄助康有为办《万国公报》报，到主笔《时务报》，流浪日本后，又先后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一人所写下的报章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无人能匹。并且他还开创了报章文体“新民体”，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报人（没有之一）。用金勇的话来描述，20世纪初，新闻观念由“开官智”的政治改良话语，过渡到“开民智”的现代启蒙话语，梁启超是关键人物。这似乎表明，媒介在历史进程中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也取决于人的努力。所谓媒介的作用，就是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人亦是历史走向的媒介，特别是自觉的文化人。
前文已提及，金勇的整部论著要考察的是晚清报刊媒介对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影响，因此其关注的面不仅宽广，且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就我的眼界，在传播学领域内，这类严肃的论著，学理清晰的不少，但是内容生动者并不多，金勇的著述不仅做到了严谨深入，而且行文生动，别开生面，所撷取和呈现的史料颇丰富，值此出版之际，勉为其序，以表祝贺！
蒋原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