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2021年，“元宇宙”成为全球热词，燃起了人们对未来的技术热望。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认识元宇宙：文化、社会与人类的未来”学术论坛（2022年2月10日）开幕式上所提到的，元宇宙作为一个大行其时的概念，将会辐射人类的未来。这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元宇宙向人类现实长驱直入的趋势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思考。当元宇宙消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时空界限，虚拟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现实空间时，文学该如何书写这些将要被现实化的可能性？如果元宇宙意味着需要文学秉持一种全球性视野，那些围绕在文学创作和研究周围的诸多在地性概念（如“地域”“传统”等概念）是不是就将面临阐释效力的丧失？在这样一个科幻日益成为现实的时代，我们有必要梳理并重审那些曾经活跃于文学领域的在地性概念，并探寻它们可能的未来性意涵。本研究课题的项目资助为“文学湘军与当代中国”（20ZDGG02），是院属重点课题。

一

关注文学写作的区域性、地方性，确实为文学研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尤其是在特定的文学领域，这种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有些学人就将地方性知识、地域文化、地方诗学、身份认同等理论问题引入了批评领域，使得阐述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化。比如，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对于流行的“大同诗学”，针对性地开辟出“地方诗学”的阐释路径，[1]就是一种显著的学理推进。但学界能够就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进行如是理性思辨的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论述国内文学的时候。他们针对地域文化的论述往往转化为一种本质化的断想，即毫不犹豫地将区域文化普遍化为文学的一种成熟品质。

事实上，对地域的关注应当追溯至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国现代文学对‘写实性’的重视，强调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对生活的观察和描摹，使得地域文化经验的呈现成为现实。”[2]鲁迅的“鲁镇”“S城”“未庄”、彭家煌的豁镇、废名的黄梅小镇，还有沙汀的川西北小镇，沈从文的“边城”等富有地域色彩的乡土空间似乎给中国现代文学史披上了一层绚丽的文化纱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变的发轫期，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域书写更多围绕乡土而展开。

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对“乡土中国”的国民根性进行深度批判，对滋养中华儿女腐朽根性的传统文化给予透彻审视。那些带有独特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物细节与故事场景在“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晦暗整体面貌之下锐减了其光芒，地域空间的独特性被传统文化的同质性所遮蔽。“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3]儿时的故乡乐土是再不复还的梦幻，童年的美好记忆只能封闭于狭小的时空中，永远蛊惑着那些勇敢的文化战士，为现代文学地域空间增添了一丝悲凉。

另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保持着必要的警惕，他们注视着现代文明笼罩下国民的人性异化，对启蒙现代性展开批判。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寻对抗现代性弊端的武器。“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4]沈从文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发现了所谓新国民身上所缺乏的纯朴人性和雄健的生命强力。对于他来说，“地域文化”是重启国家、民族和个人生命强力之资源所在。由于对传统的钟情，他往往悬置地域文化中的愚昧落后，把自己的精神理想置于乡土之上，进行乡土空间的再生产，塑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

二

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理论批评话语中，地域文化确实至为重要。大到以东方主义、帝国主义为理论背景的“民族寓言”，小到以普通话为现实参照的“马桥”式方言腔调，地域性书写策略几乎成为当代文学无以逃脱的宿命。以此为基础，慢慢形成了一种当然的逻辑，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越是全球的；越是文化的，也就越是文学的。

其实，地方书写并不能必然地就成为文化的良性载体。寻根文学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作品的标题就暗示了书写的强烈地域色彩。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在寻根文学的最初倡导中，地域书写亦最是瞩目。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中说：“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5]这一时段，作家与地理版图确实构成了有趣的对应关系。评论家季红真随后的论述更是详尽：“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的冰峰草原；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6]

显然，寻根者共同的愿望是，希望在人迹罕至或相对偏远的地区发掘传统文化的遗留，其目的在于用过去来照亮现在，寻找民族的“自我”。不过，这些倡导招致了一些学人的不满。有着强烈介入意识的李泽厚就认为，寻根文学没有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东西，欠缺战斗性。“文化”成了回避社会问题的坚硬龟壳。他如是反问：“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7]于是有评论家耿直地建言：“文学的根，就在那千姿百态的当代文化形态之中，作为当代小说，只能以当代生活作为自己的土壤，因为这土壤同样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8]唐弢的观点亦颇有启发，所谓“寻根”是移民文学的事，国内作家的根就在脚下，因此，真正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写作。[9]李泽厚、唐弢等人其实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纯粹地倡导文学与特定地域的文化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观文学的境况。或者说，文学品质与地域文化书写并无等同关系。不过，在当时他们都没有去详究内在的缘由。

三

其实，稍稍注意这些作家的生平与写作就不难看出，他们不过是将地域书写贴上文化花边而已，其里子依旧是知青写作的一种转化和升华。郑义、张承志、李杭育、张炜、阿城、韩少功等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莫言、贾平凹则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反过来说，是地域、乡土成就了作家。不难发现，不少作家在“寻根”之后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耗尽生命旅程中有限的“乡土”经验。

韩少功后来反思“寻根”时就曾清醒地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对于现代派的讨论，对于寻根的讨论和关于现代派与寻根的创作实践，都有一种早产现象，或说是早熟。这早产早熟便带来一种根基不扎实、先天不足那样的虚弱。中国开放的门突然一打开，就呈现出很饥渴的状态。对国外的东西表现出充分的饥渴和吸收，睁大着双眼来看世界，并且，马上就从外国现代派作品中横移过来一些手法、观念，并不是自己血肉的东西，弄了一阵就显得一些作品跟不上，后力不济。寻根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大家都来谈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啊，对传统的分析啊，历史文化的积淀啊，名词很多，铺天盖地。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少研究，不管是学术上理性的研究，还是感性的认识，都不足。但是口号却已经提到前面去了。这就形成了早产。”[10]可见，因时代的原因，当代作家的主体部分既没有透彻了解西方，也没有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他们基本上是文化空心人，传统文化非属己之物，更非精神存在之一部分，因此只能把文化处理成逆时的有待寻找的“神话”。

陈思和的评论对象及其言说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神话”意识。他曾如是分析“寻根”中的“文化”概念：“文化固然有广义狭义之分。如按广义的解释，文化发展离不开时间的意义，所谓文化之根，只能是时间的逆向运动的结果——越是原始的，越接近文化之根。如按狭义的解释，文化发展只是一种由朴到繁，再由繁返朴的无穷演化，时间无意义。文化之根，反映了文化的精神内核。”[11]这种广义、狭义的区分值得推敲，而其中“逆向运动”“原始”“精神内核”等词汇则明显寓含了一种本质化的“神话”诉求。当这种“神话”演变为对去中原化、小文化传统的渴求时，其猎奇色彩就相当浓厚了。

有论者曾略带刻薄地指出，“寻根文学”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城市人，他们是在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民俗性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这种文化。他们跟马奎斯不一样。马奎斯从小就在那种文化里面生活，他对自身的文化是有感情的，对这种东西就跟自己的血液一样熟悉，而我们的寻根作家只是在猎奇而已。[12]这一印象式批评至少暗示，与贾平凹、莫言浸润乡土之中相比，知青和寻根的许多作家往往与之缺乏一种生根发芽般的属己关系。正因此，贾平凹、莫言一直无法出离乡土，并且在书写风格上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持续性。

其实，任何书写都有地域性。哪怕是极端观念化的写作，都必然地与特定的空间场域发生关联。卡夫卡的创作依旧脱离不了一定的空间场域。所谓的地域文化，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书写的在地文化属性。或者说，强调空间场域在特定文本形式中的文化属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卡夫卡文本中的空间场域是“去文化”的呢？显然，难下简单论断。如前所述，寻根文学、乡土文学都涉及特定地域，但地域书写与地域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倾向于文学地域或写作的地域性更多的是为想象提供一个空间场域。在此意义上，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并没有在根本上相异于陈染、林白私密暧昧的卧房浴室。那么，不同的书写空间有没有等级与优劣之分呢？描写千年古刹、亭台楼榭的是不是就比流连发廊、按摩院、迪厅酒吧的更有文化优越感呢？徜徉于大漠、山水的是不是就比痴迷于鸡零狗碎的多了张文学入场券？显然，任何一个略有阅读经验的人都可能出示反对意见。以此反观，前面的论述好像使得当代作家群体整体上低智化了——竟然异口同声地视“文化”为救命稻草。很显然，他们并不需要一个隔代的批评者在这里指手画脚。

确实，部分“知青”与“寻根”作家在特定的时段达到了应有的文学高度，一些作品比之后来者也毫不逊色。问题是，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借助了文化之力，最多是依凭“文化热”潮流的挟裹，有了个文学之外的助力而已。“知青”与“寻根”作家乐于回望乡土，其实意在重温独特、体己的生命经验。插队，就是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连血带汗地挥洒在寂寞的田埂边、山林里。除此之外，生命的行囊里别无他物。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东风”，可以召唤回这段遗失的梦魂，为写作提供最原初的生命之源。因此，魔幻现实主义也好，文化“寻根”也好，均是在为这一写作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并力图完成最大限度的文化赋值。不过，将体己的生命体验铭写在大漠中、林海里，因其地域特色，至少可以赋予创作独特的个性。贾平凹、张承志、李杭育、乌热尔图、韩少功、郑义，天南地北，依山傍水，各有各的文学领地。空间场域的差异，无疑为他们的书写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四

与那个时代相比，当下空间场域的同质化，也使得不少作家创作个性尽失，面临新一轮挑战。这种同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家自身无法超越地域的影响，为书写的空间场域所“挟持”。大部分知青作家，以及李杭育、郑义、郑万隆、乌热尔图等“寻根”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掏空生命行囊中的物件之后，笔下就变得空空如也，基本结束了创作的生命。一些知名作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莫言，从成名迄今，一直无法走出那块粗鄙放诞的红高粱地。他过于信任自己乖张暴戾的文风，而疏于观念的介入。从《红高粱》到《檀香刑》《生死疲劳》，呈现的是一种近乎沉寂的单调风格。莫言将自己的语言天赋淹没在了想象的空间场域里，乐此不疲，直至形神具损。贾平凹也是如此，大部分作品流连于鸡零狗碎的絮叨，与时代缺少必要的紧张关系。在此意义上，《废都》反倒难能可贵。

在“知青”与“寻根”作家群中，韩少功算是不多的能持续超越自身的人。早期的《爸爸爸》《归去来》还迷恋于边缘山寨楚文化的别样风情，《女女女》就来了个风格切换，开始大胆尝试以楚文化诡诞的意绪去琢磨、参悟城市日常。之后，当他意识到寻根的危机，就开始寻求突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创作开始融汇不少先锋色彩。近年，韩少功回到农村安居，似乎放了一个再“寻根”的烟雾弹。其实，这一阶段的创作，如《山南水北》已经与“寻根”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即曾经的“文化”已经淡去，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并有了更为深沉的入世情怀。《赶马的老三》《第四十三页》等作品，执着于对公共正义的诗意构想，有着相当强烈的介入意识。这些文本的深刻在于，既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强项与短板，也十分明了道德哲学以及曾经的道德理想主义凌虚蹈空的弊病。在这里，制度与道德构成了公共正义的基本前提。这种比较并不在于怂恿作家都成为思想者、行动家，但在一个时代情绪之弦紧张到近乎崩断的语境中，作家如果闭目塞听，完全听任于依依呀呀的文学感觉，就不可能让个人的情绪与宽广的时代互通。在今天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过于简单的认知方式无疑是有损于文学品质的。

二是现代性的后果，使得作家遭遇詹姆逊所谓的“超级空间”。城市化的进程裹挟一切，作家普遍地被抛离曾经的存在之家。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簇拥在窄狭划一的混凝土“火柴盒”里，可资忆念的只能是那一点点有限的同质化的空间经验。因此，在搁笔踌躇四顾时，他们往往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创作与别人的如同出自一个铸模，真假难辨，高下难分。韩少功对作家当下的生存空间有过精妙的调侃：“都市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沙发是大同小异的，电梯是大同小异的，早上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是大同小异的，作息时间表也可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在遵守同一个时刻表，生活越来越类同，然而我们试图在这样越来越类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这不是做梦吗？”[13]显然，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越来越近似的逼仄时空，从物件、个体的形貌、举止到生活方式，都日益趋于同一。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此痛心疾首，“文化工业终于使模仿绝对化了”“现在的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14]以至于，“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5]。

在这种情形下，作家面临一种更为致命的被书写空间场域“挟持”的危机。书写的空间场域开始反讽地充塞诸种资本—文化的符号。当文化弥漫一切时，书写空间反倒消弭了，演化为一种无从捕捉的“超级空间”。在此空间中，作家与读者身份错乱，面目全非。韩少功等人兴冲冲地逃离钢铁水泥之城，与此定然有关。

五

饶有意味的是，科幻小说似乎为文学介入后现代文化空间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

2010年，科幻作家韩松的短篇小说《山寨》以寓言的方式预示科幻文学在未来之于时代的重要作用；2013年，陈楸帆在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论坛中提出科幻小说是当代最适合书写现实的文学类型；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三体》由此风靡世界并带火了亚洲科幻；2019年，由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科幻电影上映，创下了年度票房冠军、中国影视总票房第四名的好成绩；2019年2月，《江南》杂志“非常观察”栏目推出了一期题为“科技改写现实，文学如何面对？”的对谈，九位对谈者中包括批评家、作家以及人工智能专家。面对技术加速发展造成的文明转折的时代境况，大家一致认为传统文学创作应当更新思维方式，以科幻思维来拓宽写作视野；2019年6月6日，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截至2019年，中国高速铁路列车最高运营速度350千米每小时，居全球首位；2019年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冬奥场地启动试点测试；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疫情时代，生存危机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生物医学、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成为当下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随之可能产生的科技伦理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21年，“元宇宙”这一描述互联网未来迭代的概念在全球大火，从一个科幻文学概念衍化为一个文化议题，“元宇宙”辐射了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并将人类带向虚拟和现实相互融合的未来……

近十年这些具有标志性的社会事件和文学事件让人们看到，人类生活的高技术化已成为一种新现实，传统文学对此显得力不从心。“文学正在走向更深的自恋，宏大叙事正在消失，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自然淡出视线，甚至连对人与人的关系也渐渐不耐烦，只剩下自个儿与自个儿的关系，只剩下个体的喃喃自语。同时，抛弃了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却抱怨自己被前者抛弃。”[16]无论是蜗居于私人空间，还是遁入乡土，都无助于作者呈现社会生存的真实样态。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科幻文学越来越成为人们抓取现实、理解与反思现实的重要文学样式。

“因为科学技术的变革，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科幻文学可能更适合描绘这个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相交织的复杂机体。另外则是中国社会自身也变得很科幻化。”[17]科幻文学与科技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它立足当下又关涉未来。当科技成为最大的现实，科幻文学不再是与人类日常无涉的飞地，而是人们辩证审视科技发展、呈现科技伦理困境和疏解现实焦虑的良好途径。作为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代言人的乡土文学因与当下科技现实的疏离而丧失了言说现实的能力，甚至有学者称：“就文学主潮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导致一种极端的状况，那就是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很可能会被科幻文学的浪潮所覆盖，成为一种相对隐匿的存在。”[18]科幻日趋成为书写现实的较好选项，传统文学领域的作家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实践。笔者认为，文学创作的科幻化倾向并非意味着作者要与传统书写完全割裂。乡土仍是许多科幻作家之创作灵感所在，而城市则成为支撑科幻创作的重要空间场域。科幻文学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以想象世界审视现实世界的文类特点，使其地域性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文学创作的新质。

六

首先是本土区域与全球整体的动态联系。詹姆逊曾经提出立足于区域和地方的身份认同，常常被认为具有抵制全民趋同化的作用。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关系人们生活甚至生存的问题已经被全球人类普遍关注，比如生态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人的家乡很可能变成遥远国度的垃圾场，所谓的‘故土’因而失去了原来的意义。”[19]科幻作家往往把区域的生态问题与全球的生态焦虑联系起来，从全球性视角出发关涉区域生态状况。以《荒潮》为例，陈楸帆以故乡“贵屿”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在全球化中剧变的故乡“硅玙”，揭示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殖民和区域内的生态剥削。小说中，潮汕文化与赛博技术共存，民间信仰与科学技术同在，西方的上帝与东方的“天道”并置。最终，作者试图从东方传统文化中找到科技与人类良性互动的方式。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相比农村，城市成为科幻文学展开现实批判的重要场域。早在晚清之时，“城市”就是科幻想象展开的空间，比如“上海”作为最西化、最具未来感的城市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寄予政治理想、畅想光明中国的佳域。从晚清至20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对城市的想象主要侧重于乌托邦式的城市蓝图的描绘。从21世纪以来的科幻创作来看，科幻作家对城市空间的想象更为复杂，既有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实体城市空间的建构，又有以城市的技术为支撑的虚拟现实空间的营造。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都具有在地性属性，均聚焦和直面技术与资本统御下城市的种种隐疾，如伦理焦虑、生态破坏、人的异变、贫富差距等一系列城市病症。此类作品有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陈楸帆的《丽江的鱼儿们》《荒潮》、韩松的《地铁》《医院》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定位于城市抑或乡村，科幻作家不着意于地域整体样貌的精工细描，更倾向于给予地理空间环境粗线条的勾画。所谓的地域风情只是科幻作家展开科技想象的美学花边。“试图替代地理美学描绘的，是科幻想象对空间形态多样性的探索。”[20]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是科幻文学空间形态探索的目的所在。扩大、缩小、压缩、折叠、翻转……如果说科幻现实主义者塑造的近未来空间场景是对现实的深刻隐喻的话，那么科幻未来主义者从后人类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空间想象往往寄托了人们希冀通过科技超越现实、改善生活的良好愿景。

总之，科幻文学中地域空间的开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范式，这种范式启发我们辩证地去思考科学技术给人类生存空间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当代科幻作家腾挪时空，融地方经验于全球视野中，从“传统”中生发出“现代”的思考。他们扛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大旗在宇宙这个浩瀚之域中为人类未来探寻着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