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家族结构式的社会”，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之术与治国之道相通。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模式必然赋予我国古代传统的世家大族以更多的社会管理功能。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的确立，“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1]，地方豪族大姓以通经入仕为途径，实现了家族与权力的结合，并由累世通经累世仕宦而发展为世族。同时世族化与士族化相适应，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族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2]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世家大族凭借出身就可以参与政权管理，于是门阀制度确立，并逐渐走向鼎盛。隋唐以科举取士，给予寒门士子走向权力中心的机会，“学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民”[3]。但世家大族仍旧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体现在婚姻关系上，蟾宫折桂的进士大都娶名门大姓的女子为妻，方可有政治上的前途，元稹弃崔莺莺，而娶出身望族的韦丛为妻，就是出于仕途的考虑，这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4] 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科举中第即可走向仕宦，为了保持仕宦的权力，世家大族的子弟必须继续科举中第，这样的良性循环直接促使科宦家族的产生。这一时期，门阀家族与科宦家族并向发展，一直到宋代，门阀家族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历经元明清，伴随科考始末，科宦家族长期占据政治中心，左右了各个朝代政局的发展方向。

科宦家族的兴盛催生了文学家族的产生，以宋代的科举考试为例，可以看出基本是以考核士人的文学能力和文史知识为主，所以士人文学才华被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当时的科举文官选拔机制左右了家族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引发了对于文学的重视，间接促使文学家族的涌现。

陈寅恪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5] 其实不仅魏晋南北朝学术与家族不可分离，秦汉以来的中华学术皆与家族密不可分，闻一多先生甚至认为我国三千年来的文化“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6]。可见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文学必须研究家族文学，诚如罗时进先生所说：“‘文学家族学’之成立，是基于文学与家族之间存在的特定的、几乎与生俱来的联系。它主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与规律。它是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