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篇
1.世界有现象与本质的二分，社会有现实与理想的二分，人生有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现象、现实、事实是形下世界，本质、理想、价值是形上世界。本体的意义就在于超越形下世界，支撑形上世界。如果没有本体，人就不会穿透现象的迷惑，不会超越现实的局限，不会突破事实的束缚。哲学上的本体论就是阐明本体的含义和意义的理论。
2.本体论是哲学的内容，但它基于人的“本体意识”。人的“本体意识”有观念层次，也有感情层次。感情层次的“本体意识”可以称为“本体情结”，其内涵是：人对自己自然生命的有限性的一声叹息，人对自己思想认识的纷乱性的一种梳理，人对自己灵魂的漂泊性的一种安顿，人对自己精神的躁动性的一种宁静，人对自己追求绝对自由的一种安慰，人对自己生存焦虑的一种解脱。人若没有本体依托，就会“六神无主”，甚至会“魂不附体”“神不守舍”。本体追求情结与上帝信仰情结虽有不同，却可相通。
3.本体论是对世界的“提纲挈领”“提要钩玄”的把握，是对世界“隐私”的窥视，是对世界“奥秘”的言说，是对世界“内心”的倾诉，是对世界“真相”的描绘，是对世界“内幕”的揭示，是对世界“谎言”的揭穿，是对世界“神话”的谈论，是对世界“故事”的讲述。
4.哲学的功能有三：一曰反思本体，二曰批判现实，三曰建立理想。本体和理想都是对现实的超越，前者是复归式超越，后者是提升式超越，而为了提升必须复归。因此，反思本体是建立理想的根据和前提。于是，本体论就成为哲学首先的和根本的内容。它既是批判现实的标准，又是支撑理想的支柱。老子的“道”、孔子的“仁”、王弼的“无”、张载的“太虚”、朱熹的“理”、王阳明的“心”、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具有这种功能。由此可见，哲学的本体论不会终结。
5.哲学的本质在于超越：
以意义超越存在；
以价值超越事实；
以理想超越现实；
以精神超越物质；
以道义超越功利；
以无限超越有限。
为什么要超越？因为追求超越是人的本性。怎样实现超越？必须建立本体论，因为本体论是超越境界的理论支柱和精神源泉。
6.近代以来，人类处在一个知识愈益遮蔽智慧的时代。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来，哲学实现了向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既是科学知识发展的结果，又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导引。于是人类的知识飞速发展，迅速增长，快速更迭，大量积累。至20世纪60年代以降，形成了“知识爆炸”“信息泛滥”之势。科学知识增长的结果，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导致了智慧的萎缩。人类越来越变得有知识而无智慧，有技能而无境界。正如印度政治家卡兰·辛格说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智慧却日趋枯竭”。这说明，认识论的哲学很难提升智慧，要提升智慧必须重建本体论哲学。
7.古代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本体存在不存在，近代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本体可知不可知；现代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本体能说不能说；当代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本体（关于本体的理论——哲学）有用没有用。古代哲学重本体，近代哲学重主体，现代哲学重载体（语言、逻辑、方法、工具都是思想的载体），当代哲学重具体（现实生活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因时代发展而转换。
8.古代哲学追问“能在不能在”，近代哲学追问“能知不能知”，现代哲学追问“能说不能说”，当今哲学追问“能用不能用”，大致如此。
9.古代哲学重本体，近代哲学重主体，现代哲学重载体（语言、逻辑、方法都是思想的工具载体），当代哲学重具体（主张面向实际生活）。可见，从近代以来哲学家就淡化着本体、遗忘了本体，后现代主义还要消解本体。本体的遗忘使哲学工具化、生活化了，因而使哲学逐渐弱化甚至丧失了其反思、批判现实的力量，及其建构、支撑理想的功能。这种力量和功能的消失，不但会导致哲学本身的消亡，而且会使人类迷失精神家园，失落终极关怀。近代以降，人类越来越功利化、物欲化、世俗化、平面化、消费化，正是人类以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以科技知识淹没人文精神，以形下姿态取代形上姿态，以常识思维遮蔽反思思维的结果。这说明，离开本体的主体是无根的浮萍、断线的风筝、无家的浪子，虽然一时会飘浮空中，最终必落入泥潭，陷入歧途。要拯救人类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哲学必须重建本体。重建本体是未来哲学发展的趋向。
10.哲学与人生的关系是一个广阔的论域，也是一个深刻的论题。它可以从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人生对于哲学的意义两个方面论述。而且在探讨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时，由于哲学自身的多元性和人生的多元性，因而会展开一系列论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生、中国哲学与人生、西方哲学与人生、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的人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的人生等。
11.哲学是人的生存智慧。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所阐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为了给人们指明生存的方向和方式、生存的目标和路径，亦即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人的“精神家园”。然而，生存智慧并非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而是指导和驾驭生存知识和生存技能的思想观念。
12.就一般意义而论，人生对于哲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为哲学提供形下（经验）资源。这种形下资源可以用来理解（别人的，尤其是哲学家的）哲学，也可以用来创建（自己的）哲学。没有人生的经历、经验、体验作为资源，要理解哲学、创建哲学都是不可能的。
13.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为人生支撑一种形上姿态。形上姿态就是对人生进行反思、批判的姿态，是人提升到超越性层次所具有、所采取的姿态。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越的价值境界，二是反思的思维方式。对于人生的形上姿态可以有许多说法，孔子把它叫作“闻道”“谋道”姿态（“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老子把它叫作“守道”姿态（“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庄子把它叫作“以道观之”的姿态。张载叫作立于“天地之心”、立于“生民之命”的姿态。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非常关注树立人生的形上姿态，着力引导人们用形上姿态去统率形下姿态，使二者统一起来。例如，《左传》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立德”就是形上姿态；又如《易传·系辞》云：“易者，圣人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德”就是形上姿态；又如《中庸》云：“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就是形上姿态；又如《易传·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道成性”就是形上姿态；又如《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形上姿态。海德格尔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就是形上姿态；毛泽东说：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就是形上姿态。借用诗人的话语来说，形上姿态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顶”姿态，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的“高峰”姿态。就是我们过去说的站于基本立场上、用根本观点和方法看问题的姿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后的姿态。
14.人生形上姿态的意义在于：
第一，有了形上姿态就能对人生的状态和意义进行审视、反思、批判，从而使人生的意义得到“呈现”“澄明”；
第二，有了形上姿态就能对人生进行改造、提升，使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一点是解释人生、觉解人生，第二点是发展人生、提高人生。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都着力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有了形上姿态就既能解释人生，又能改造人生。也就是说，如果人生有了形上姿态，人就能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观照平凡的人生，处理好人生的实际问题，使人生的一切活动，有“一个”制高点、大方向。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孟子·告子上》）具体地说，有了形上姿态就能用形上姿态观照形下问题、以超越的境界对待现实的生活、以崇高的道义引导功利的活动、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从而使人在平常的、现实的、实际的人生过程中不断地去觉解人生的意义、提升人生的价值、创造人生的诗意、推进人生的发展。通俗地说，使人在“人生在世”的本质规定中和“人活一世”的价值活动中，能站得高、望得远、看得深、识得透、举得起、放得下。在社会功利化倾向和人的功能化倾向颇为严重的今天，确立人生的形上（超越）姿态尤为重要，也特别困难，甚至变得严峻。当前，人们采取形上姿态对待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就特别必要。这就要求人们不但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还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定力。走好既“立德”又“立功”、既“崇德”又“广业”的人生之路。
15.形上追求根源于人的社会性、精神性、超越性。因此对形上姿态的追求本来应是人人都有的共性。那为什么还要学哲学呢？因为人们对形上追求的盲目而不自觉、含糊而不自明。人们并不一定认识形上姿态的必要性。因此需要通过哲学使人们对形上追求达到自觉状态，从而提高人生的质量和层次。
16.终极关怀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它可以通过人的临终关怀表现出来。一个人的临终关怀可以映射他人生的终极关怀。例如祥林嫂的临终关怀是为土地庙捐一条门槛赎自己一世的罪名，阿Q希望自己画押时把圈画圆，曹操要侍妾在铜雀台上设帐，向自己的坟墓奏乐，严监生要人熄灭一根灯芯草以省油，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等，都是各自的终极关怀的表现。
17.哲学支撑人生的形上姿态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哲学有本体论根基。本体论是超越性价值境界的支柱，是反思性思维方式的基地。没有本体的构建，就没有形上姿态的支撑。
18.本体论的现实功能，可以用几句成语来概括：使人能“提纲挈领”地把握世界，“纲举目张”地解释世界，“明体达用”地改造世界。
19.本体论的理论功能，可以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语来表述：“本立而道生”（孔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
20.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石，也是哲学中的理论难题。要思考和研究本体论，应遵循五个方面。
（1）本体论决定于哲学观，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本体论。
（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无论哪种特殊的本体论，都是对世界本原、本质、统一性、终极性的追求和思考。都是“末”中求“本”、“用”中求“体”、“在者”中求“在”、“是者”中求 “是”。
（3）本体论源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企求。这些矛盾主要是有限与无限、杂多与统一、现存与超越、现实与理想、瞬间与永恒的矛盾。
（4）本体论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具有历史性。人对本体的探寻永远没终结，没有一种本体论是绝对的终点。
（5）哲学本体论基于人人都有的本体意识，人不但有求未知、解疑惑、得实情的需要，而且还有“追根问底”“探本溯源”“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旨趣。
21.存在是实体、性质、活动、关系的综合统一体，其中的任一因素都可能抽象出来作为本体。于是有实体本体论、性质本体论、活动本体论、关系本体论等。从不同的本体论出发可以建立不同的哲学体系。
22.西方哲学对“我何以在”的回答：古希腊哲学曰“存在故我在”；中世纪哲学曰“我信故我在”；近代哲学曰“我思故我在”；现代哲学曰“我说故我在”；马克思哲学曰“我做（实践）故我在”。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哲学看来本体“自在”，而在中世纪哲学看来本体是“信”（信仰）出来的，在近代哲学看来本体是“想”（认识）出来的，在现代哲学看来本体是“说”（言语）出来的，在马克思哲学看来本体是“做”（实践）出来的，在后现代哲学看来本体是“编”（本体不存在）出来的。
23.哲学的本体论是“有”论，还是“是”论，在学术界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直接起源于对西方一词的翻译。若以中文而论，“是”“有”都是一种抽象。二者都是从“这是什么”“这里有什么”“那是什么”“那里有什么”中抽象出来的。抽象出来以后，“有”“是”标志的问题就成为什么是“是”？什么是“有”？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就成为“是之所以为是”“有之所以为有”的本体论，亦即对于“是”和“有”本身的追问。因为相对于具体、特殊的“是”和“有”而言，对于什么是“是”？什么是“有”？这个问题是最高层次的抽象，因之，二者都是本体论。说本体论是“是”论或“有”论没有严格区分。然而，从词义来考察，“是”有本质的含义，“有”有存在的含义。说本体是“普遍本质”与说本体是“终极存在”二者仍是有区别的。
24.宗教上的“人类中心论”，是从人是“上帝”的儿子的意义上确立人类中心的；人是“神之子”，所以是宇宙的中心，这是创世说的“人类中心论”。哲学上的“人类中心论”，是从人是万物的主体的意义上确立人类中心的；人是“物之主”，所以是宇宙的中心；这是进化论的“人类中心论”。宗教上的“人类中心论”不能成立，哲学上的“人类中心论”难以否定。
25.宗教的“上帝”和哲学的本体虽然有“神”与“非神”的性质区别，但在地位和功能上二者却有相同之处：
（1）二者都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2）二者都有派生万物的功能；
（3）二者都是人的价值至境；
（4）二者都是人的超越性的表现。
26.哲学是学科也是思想，而且思想的价值高于学科；哲学能优化思维也能升华精神，而且升华精神的价值高于优化思维。
27.哲学是学术，更是思想，是学术和思想的统一。没有学术根基的思想是浅薄的常识，没有思想活力的学术是僵化的教条。而且，在二者的统一中，思想的价值高于学术的价值。因此，搞哲学，既要研究学术，更要思考问题；既要写著作，更要出思想。概而言之，既要治学，更要运思。
28.自然科学谈“物理”；
社会科学谈“事理”；
人文学科谈“人理”；
哲学谈“天理”。
29.自然科学是“知物”之道；
技术科学是“制器”之道；
社会科学是“治世”之道；
人文学科是“做人”之道；
哲学是“知天”之道。
30.中国哲学观种种：
（1）老子的哲学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哲学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哲学概念也不同于具体事物的名称；
（2）孔子的哲学观：“本立而道生”——哲学是由建立本体而形成的；
（3）孟子的哲学观：“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哲学是隐含在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人们对它的指导作用往往认识不到。
31.西方哲学观种种：
（1）哲学是“爱智慧”（古希腊）；
（2）哲学是“怀疑”（古希腊）；
（3）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冯友兰）；
（4）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5）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
（6）哲学是“科学的科学”（黑格尔）。
32.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包括三个方面。
（1）哲学对象观：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系辞》）“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理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
（2）哲学内容观：如“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庄子·天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易传》）
（3）哲学功能观：如“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
33.哲学解释应走中西互释、古今互释的路径。中西互释就是一方面以西方哲学范畴和观念解释中国哲学，另一方面以中国哲学范畴和观念解释西方哲学；古今互释就是一方面以现代的哲学范畴和观念解释古代的哲学，另一方面以古代的哲学范畴和观念解释现代的哲学。在这种阐释的过程中，难免对所释对象的文本、精神有所扭转、歪曲、误读和遮蔽，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这是解释活动本身的命运。
34.哲学是“追本求源”“正本清源”的学问，不是“推波助澜”的学问，更不是“随波逐流”的学问。然而，“求源”“清源”却不能脱离“流”和“波”，必须沿波以讨源，溯流以穷源。如果因为波涛洪流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企图越过江流，直奔源头，进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那只能是事与愿违，劳而无功。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法”，要把一切现象“悬置”起来，直观本质，达到纯粹意识，就是一种“舍流求源”的方法。
35.语言哲学兴起是具有必然性的。近代物质技术、物质工具、物质财富的发展，使语言、文字的使用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更加迅速，也更加迫切。于是，语言文字的作用与价值显得愈益重要。这种历史背景使哲学家认识到了语言对于人的生存的重要意义，进而形成“语言是存在的家”这种观念。由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传播的工具到语言是存在之家，是对语言的本体化过程。
36.如果说人在语言中生存，那么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人的生存是受制的，永不自由的。
37.以语言哲学看来，人是语言的存在，亦即“我说故我在”。那么，沉默就是不存在，谎言就是伪存在，空言就是虚存在，浪言就是过度存在。
38.中西诠释学的共性是确立诠释者的主体地位，发挥诠释者的主体性，但二者的诠释路径有异。西方诠释学是主体用“知识”进行诠释，中国诠释学是主体用“人生”进行诠释。“知识”诠释路径的特点是：诠释图式是通过知识积累而建立的，诠释目的是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诠释方法主要是逻辑分析。“人生”诠释的特点是：诠释图式是通过人生体验而形成的，诠释目的是达到对意义的把握，诠释方法主要是直觉体悟。
39.中国哲学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
西方哲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40.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分离，认为现象不能表现本体，“他在”必定遮蔽“自在”。因此，需超越现象去追求本体之真、“自在”之美，故有裸体艺术；中国哲学本体与现象融通（体用一元），认为现象即现本体、“他在”与“自在”合一，因此无须离用求体、离“他在”求“自在”，故无裸体艺术。
41.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包含着内在的智慧矛盾。这一矛盾归根结底是本体与价值的矛盾，亦即本体探索与价值追求的张力。本体探索以求宇宙之真，价值追求以扬人生之善；本体探索以求终极存在，价值追求以立终极关怀。然而，中西哲学处理这种矛盾的方式却不相同：西方哲学以本体与表现、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此岸与彼岸之二分将矛盾对立化；中国哲学以体与用、天与人、道与性的合一将矛盾同一化。具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与“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间是贯通的，“为天地立心”与“为生民立命”之间是统一的。故中国哲学的智慧是“圆融无碍”的，西方哲学的智慧是“冲突坎坷”的。故中国哲学多智慧之欢乐，西方哲学多智慧之痛苦。
42.“天理”“物理”“生理”“事理”“心理”“伦理”，本质属于同一层次和范畴，它们相关而不相同，相用而不相合，如果说是从前者推演出后者，或者从后者推出前者，难免不遇到困难，陷入困惑。中国人总是想从“伦理”中推出“心理”（恻隐之心）、“事理”（仁政）、“生理”（仁者生生之意）、“物理”（“民胞物与”）、“天理”（“理乃仁义礼智的总名”），结果陷入道德本位主义，将道德本体化；西方人想从“天理”“物理”中推出“生理”“事理”“心理”“伦理”，结果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天理”乃哲学理性，“物理”乃科学理性，“生理”乃生命理性，“事理”（“治理”）乃社会、历史、政治理性，“心理”乃情感理性，“伦理”乃道德理性。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想从道德理性、道德本体推演，开发出科学（物理）和民主（治理）。
43.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元”，即以体导用、以用显体、极高明而道中庸、道不离器、理在欲中、性在情中、天人合一等；西方哲学主张“体用二分”，现象和本质、自在与为我、感性与理性、人和事都是分离的、矛盾的。
44.西方哲学起源于对自然的探求，希腊的哲学家多是自然科学家，“求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至中世纪，宗教取代了科学的地位，宗教的宗旨在于“求善”。科学解决人的技术问题、人的物质生活问题；到了近代科学飞速发展，生产力迅速增长，财富迅速积累，把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境界的问题仍属于宗教管辖的领域。由于“真”与“善”的分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哲学家们开始对依附于科学理性的哲学提出反思，说“要重估理性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家转向“求真”与“求善”的统一。可见，西方的物文明由科学支持，而精神文明靠宗教支持。哲学其实只是科学的延伸，并没起到自身的作用。
而在中国，哲学从来都是“真”“善”“美”的统一。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求人伦之善，统一于“道”中。所以中国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高于西方，功能大于西方。西方的哲学被科学与宗教分解了，哲学没有自身独立之地了。而中国的哲学既没有依附于科学也没有依附于宗教。或者说，中国哲学没有分化为“求真”的科学和“求善”的宗教。所以，哲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功能。
45.在中国哲学中的“边缘术语”如精神、物质、运动、质、量、度、对立、统一等，在西方哲学里成了范畴；反之，也是一样，在西方哲学里的“边缘术语”如道、器、阴阳、心、气等，在中国哲学里成了范畴。
46.20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是为了说明：中国也有和西方相类的哲学，因此用西方哲学的框架解释中国哲学是可能的；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反思则意在说明：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哲学，中国的思想和学问有自身的独特性，强用西方哲学规范中国传统思想会使中国思想的固有内容或被遗失，或被扭曲，或被遮蔽，从而丧失其在人类智慧丛林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两次关于“合法性”的讨论，一是与西方“求同”，一是向西方“取异”。无论是“求同”还是“取异”，都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主体性。
47.“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原理”。萨特说：人“这一种存在物，在可受任何概念予以规定之前，就已存在。”人之初，只是虚无，只有“存在”，而无本质，无规定性；他只是存在、露面、出场。后来，他在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的过程中，把自己推向未来，才造就了自己的本质，才说明了自身。这种观点，虽然否定了人的普遍本质、先验本性，但却肯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哲学对人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本质先于存在”。“人是天心”“人为至贵”“人性本善”是孔孟儒学设定的人的普遍本质、先验本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人的存在过程既是这种本质的展开，也是这种本质的实现。每一个人都应在本质的规定下，安置自己的存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价值。既然本质先于存在、本质规定存在，那么，人在存在过程中的个体性、能动性、自由性就受到了限制，而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则在共同本质的维系下得到了强化。社会群体也由此得以凝聚和巩固。
由此看来，“本质先于存在”和“存在先于本质”各有优劣。只有辩证地处理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在存在中把握本质，以本质去引导存在，才能使个体与群体全面发展，自由与规范互相协调。
48.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权益、热爱人的生命、关怀人的生存、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发展的精神。但在不同的哲学视域中其含义却有差异：西方哲学重在“尊重人”（尊重人格、维护人权），讲“天赋人权”；中国哲学重在“热爱人”（关爱人生、提升人德），讲“仁者爱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在“发展人”，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49.“是否”是关于本体论的问题；
“能否”是关于主体性的问题；
“当否”“应否”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可否”是关于价值实现的问题（“可否实现”由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综合决定，即由客观可能性、主体需要性确定）；
“然否”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
50.“立身处世”是存在论问题；
“安身立命”是价值论问题。
“立身处世”是确立位置；
“安身立命”是寻求家园。
学会“立身处世”是学习做人的道理；
寻求“安身立命”是寻找人生的境界。
“立身”要学；
“安身”要寻！
51.“人生在世”是本体论问题；
“人活一世”是价值论问题；
“立身处世”是方法论问题。
52.“元”在甲骨文中，字形下部像一个面朝左站着的人，上部“一”表示头部；本义指“头”；引申为“为首的”“开始的”，又引申为“主要的、根本的”；假借指“构成一个整体的”。“原”字从“厂”从“泉”，“厂”像山崖，意为泉水从崖洞流出；本义指“水源”；递次引申义为“最初的，开始的”，“原来的，本来的”，“未经加工的”等义；而本义“水源”被“源”字取代。“源”字本义指“水流所出处”，引申义为“事物的来源或根由”。可见，“元”“原”“源”三字都有“开始”“最初”之义，但“元”有“为首”义，“原”有“本原”义，“源”有“源头”义。如果说“原”“源”二字表达的是实然之义的话，那么“元”则含有“开始的”事实之义、“首要的”价值之义，而且还有事实与价值兼备的“整体”之义。
53.“王国维问题”：在哲学中，为什么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
“李约瑟问题”：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西方那样的现代科学技术？
“休谟问题”：事实判断为什么不能推出价值判断？
“康德问题”：形而上学究竟如何可能？
“韦伯问题”：儒教伦理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学术与政治在实现人生的意义上是矛盾的？
“亚当·斯密问题”：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还是有同情心？
54.和“理”对应的概念不同，“理”的含义则不同：
“理气”之“理”，是必然规律；
“理欲”之“理”，是应然价值；
“理情”之“理”，是理性原则；
“理势”之“理”，是历史规律。
55.自然科学家认为人在“物”中，故有“人是机器”“人是动物”之论；社会科学家认为人在“事”中，故有“历史的人”“社会的人”之论；宗教家认为人在“神”中，故有“上帝造人”之言；哲学家则认为人在“天（宇宙）”中，故有“人为天地之心”之论。
56.哲学界有“实践思维”一词，何谓“实践思维”？其含义可能有五：
一曰对实践的思维——以实践为对象的思维；
二曰为实践而思维——以实践为目的的思维；
三曰依实践而思维——以实践为标准的思维；
四曰在实践中思维——以实践为基础（过程）的思维；
五曰像实践那样思维——有实践特性的思维。
前四种含义是唯物辩证法思维的根本特征，把唯物辩证思维叫作实践思维，第五种含义则混淆了实践与思维的界限。因而，实践思维概念能否成立是值得讨论的。
57.现实的人生有三个基本层面，这三个基本层面在三种学问中凝结沉淀：
历史是人生的记忆；
文学是人生的想象；
哲学是人生的思维。
58.经济讲利益；
政治讲权力；
道德讲责任；
法律讲权利；
艺术讲形象；
文学讲情感；
历史讲事实；
科学讲真理；
哲学讲道理。
59.搞哲学者易“大而不当”；
搞文学者易“华而不实”；
搞历史者易“固而不化”；
搞科学者“经而不权”（有原则性而少灵活性）。
60.“信言不美”是科学精神；
“要言不烦”是哲学气质；
“大言不惭”是狂者作风；
“空言不实”是骗子手法。
61.科学语言，言简而意赅；
哲学语言，言近而旨远。
62.科学知“真假”；
道德辨“善恶”；
艺术绘“美丑”；
法律明“是非”；
政治争“输赢”；
经济谈“得失”；
哲学论“好坏”。
63.“道术”是哲学；
“学术”是科学；
“艺术”是美学；
“技术”是工具；
“方术”是迷信。
64.哲学家常说“大话”；
文学家多说“空话”；
政治家时说“假话”；
史学家爱说“旧话”；
道德家尽说“好话”；
老百姓总说“真话”。
65.懂得哲学，才算真正懂得了理论；
懂得诗歌，才算真正懂得了文学；
懂得音乐，才算真正懂得了艺术；
懂得草书，才算真正懂得了书法。
66.哲学是从有限走向无限的思维，
诗歌是从有限走向无限的情感，
美是从有限走向无限的愉悦。
67.哲学、宗教、诗歌都是人对超越境界的追求，但超越的方式不同。哲学是以反思方式超越，宗教是以信仰方式超越，诗歌是以想象方式超越。可以说，宗教和诗歌是哲学的左邻右舍。
68.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希腊人的生存环境为半岛、海域，土地瘠薄、资源匮乏、气候恶劣、景象多变，故形成了改造自然的生存方式；为了改造自然，必须探索自然；而探索自然必然形成人与自然的主客对立关系。就决定了希腊人认识自然的思维趋向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为大陆，土地辽阔、气候温和、水土肥沃、灌溉便利、四季分明，故形成了适应自然的生存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亲近自然的致思趋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总之，以改造自然为生与以适应自然为生，决定了“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矛盾”“和谐”的思维方式与“胜天”“顺天”的生存方式是相适应的。
69.中华民族发育于大陆的自然环境，地势平坦而辽阔，四季分明而循环，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季节清晰，程序循环。天道（自然）和人事（农业），都以明确、简易、循环为特征，少变异、少奇险，因而中国人缺乏对自然的惊异感、怀疑感、神秘感，也缺乏探索精神和批判精神。
70.西方文化的疯狂：火烧布鲁诺和十字军远征是宗教的疯狂，“圈地运动”（“羊吃人”）是经济的疯狂，两次世界大战是政治的疯狂，日本广岛原子弹灾难和当代一些科学家提出克隆人是科学的疯狂。中国文化的疯狂：“存天理，灭人欲”是道德的疯狂（“以理杀人”），株连九族等酷刑是法律的疯狂，“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的疯狂。文化的疯狂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灾害。而文化疯狂的根源在于哲学的疯狂，如毛泽东所说的“形而上学猖獗”。
71.西方人讲“灵肉冲突”——灵魂与肉体的矛盾，认为人生的基本矛盾在“灵肉矛盾”，基督教以“灵魂”扼杀“肉欲”。文艺复兴后，“肉欲”升值，不求“灵魂”入天国，只求“肉欲”满足。
中国人讲“理欲矛盾”，特别是理学，重“理”者言“存理灭欲”，重“欲”者言“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酒肉穿肠过，佛印心中留”。
“理欲矛盾”是道德与人欲的对立，“灵肉矛盾”是宗教与现世的冲突。“理欲矛盾”源于孔子的“义利”对立观。
72.西方人讲“灵肉冲突”，中国人讲“理欲冲突”。二者都是关于人的精神境界和物质欲求、道德理想和功利目标的矛盾观念。然而二者的具体内涵却有差异。由于在信仰宗教的西方人看来，灵魂追求的是天国、是上帝，因此“灵肉冲突”体现了上帝与人、天堂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信仰与现实的矛盾；由于在关注现实的中国人看来天理是天的法则、人的道德、圣人精神的合一，因此“理欲冲突”体现了天道与人心、圣人与凡人、君子与小人、道德与功利的矛盾。概而言之，“灵肉冲突”的实质是天国与现世的冲突，“理欲冲突”的实质是道德与利欲的冲突。
73.西方文化精神中存在着理性精神与信仰精神的分裂，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激烈的冲突，很难和谐。中华文化精神把情感与理性、道德与知识、真理与价值都统一在“仁爱”精神之中，使“仁爱”既有理性意义又有信仰价值，因此，人的内心世界容易和谐。
74.中西学者，对对方文化的认识，都难免有雾里看花之蔽；对对方文化的批评，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失。因为，他们各自都囿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不自觉。
75.哲学精神是哲学观点与哲学方法的凝结，是哲学思想和主体人格的统一。哲学精神是“道”，哲学方法是“术”。道寓于术，道统率术。因此，哲学精神重于哲学方法。哲学精神对于人生的功能，是提升人的境界；哲学方法对于人生的功能，是优化人的思维方式。以发挥哲学功能而言，发挥哲学精神的功能，比发挥哲学方法的功能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发挥“道”的功能，比发挥“术”的功能更加重要。如果说，一个学哲学的人，其思维方式没有优化，是未学好哲学，那么，其精神境界没有提升，则等于未学过哲学。
76.“哲学”的希腊语本义是“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用古汉语将“爱智慧”一语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把日本的译名介绍到中国，后渐通行。之所以用“哲学”二字译“爱智慧”，这是由于在汉语中“哲”有聪明、智慧之义，“学”有学习、追求之义。在中国文字中与“哲”字字义相通、相关的字有“知”“识”“智”“慧”等。那么，西周何以不用其他字译“爱智”而独选“哲”字呢？这就需要辨析诸字字义的异同了。（1）“知”的本义是“知道”“了解”，是动词，后引申为“知识”，作名词。（2）“识”的本义是“知道”“认识”，是动词。引申为“记住”“知识”，作名词。作动词时，“知”是一般的知道，“识”是比较深的认识；作名词时，“知”指“知识”，“识”指“有知识”“有见解”。（3）“智”的本义是“聪明”“智慧”（与“愚”相对），是形容词。又与“知”相通，名词。古代有时“智”写作“知”。多知为智，故“知”“智”同源。（4）“慧”是“聪明”“有才智”的意思，形容词。与“智”相通，故“智”“慧”连用曰“智慧”。《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5）“哲”是“明智”的意思，形容词。如《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诗·大雅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又《下武》：“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又《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引申指“明智的人”。为名词。《左传·成公八年》：“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由此可见，第一，“智”“慧”“哲”三字都可以为形容词，而“知”“识”则不作形容词用。作形容词是性质规定，其抽象性高于名词。第二，在“智”“慧”“哲”三字中“哲”字的含义有强烈的主体性。除形容一般的智慧而外，常常用以赞美有崇高智慧的人如“哲人”“哲夫”“哲妇”“哲王”“前哲”。
77.智慧是统摄经验、知识、情感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无形却有力，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它能将零碎的知识编织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心灵。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古代的希腊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赫拉克里特曾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否则，它就已经使赫西阿德、毕达哥拉斯、克塞诺芬尼和赫卡太智慧了。
78.古人以“词”为“诗之余”，亚里士多德以哲学为“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以此言之，哲学是知识的剩余，当人把知识学完之后，剩余的没有学的就是哲学，当人用科学把握世界之后，剩余的没有被把握的要靠哲学把握。
79.在“地理——物理——生理——心理——伦理——事理——道理——天理”这一递进的系列中，体现着从物到人、从简单到复杂、从科学到哲学的逻辑线索和丰富内容。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是对具体科学的升华，也是具体科学的归宿。
80.哲学对于常识、经验、科学，既有超越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超越是指对常识、经验、科学的思维前提的反思，依赖是指对常识、经验、科学的认识成果的汲取。如果没有超越，哲学就丧失了自己的品性和功能，如果没有依赖，哲学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源和营养。
81.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不是知识的堆积，虽然它包含着知识；哲学是对本体的探究，而不是对现象的描述，虽然它要通过现象；哲学是反思性的思维，而不是直接性的思考，虽然它也是思维活动；哲学是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而不是形而下的功利沉溺，虽然它也注意形下问题；哲学是超越性的理想追求，而不是现存事物的维护，虽然它并不脱离实际。
82.相对于实践之源而言，常识、经验、科学和哲学都是流。然而，常识、经验是浊流，科学是清流，哲学是洄流。洄流既面向着源头，又追问着流水。
83.常识是边走边看，科学是边走边知，艺术是边走边欣赏，宗教是边走边求保佑。而哲学是走了一段路后，停下来回头看。此之谓“反思”。它已经不是在回头看景，而是回头看路，回头看人怎样走路。李商隐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84.“反映”是科学的功能；
“反观”是历史的功能；
“反应”是艺术的功能；
“反省”是道德的功能；
“反思”是哲学的功能。
85.哲学不仅是“提问”之学，而且是“追问”之学。“追问”有持续性（“追问”的精神）、递进性（“追问”的方式）和穷究性（“追问”的趋向）的特征。哲学正是通过持续不断地“问”，逐层递进地“问”，穷根究底地“问”，为世界探究终极本体，为科学探索最后基地，为人生寻求至上意义。持续不断地“追问”下去，最终就成了对“追问者”的“追问”本身的“追问”。而对“追问者”的“追问”本身的“追问”，就是“反问”。“反问”也 就是“反思”。
86.反思的具体表现是追问，但追问却不一定是反思。因为不是所有的追问都能达到反思的水平。反思是最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它是用最抽象的概念来表达的；而追问却不一定使用最抽象的概念，它可以用概念，也可以用名词。
87.通过反思才能使我们在主观热情和客观理性、价值追求和规律遵循、乐观精神和忧患意识、“善于说是”和“勇于说非”、“热风吹雨洒江天”和“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统一中，既乐观积极、昂扬热情又冷静清醒、严肃谨慎地持续发展、稳步前进、健康上升。
88.反思有二义：一曰“反面而思”，相对于“正面之思”言；二曰“反向而思”，相对于“正向之思”言。哲学的“反思”指后者。“正向而思”的对象是存在，“反向而思”的对象是进行“正向而思”的思维。“反思”的实质就是“返思”。“正思”是“向前看”，“反思”是“回头想”——对“向前看”时的“思”回头想。
89.反思是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反思的主体是人，反思的对象是人的思维和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对人的常识观念、科学理论、艺术思想、信仰意识的根据、方法和意义进行审视、追问。反思的特点是：
（1）主体性——反思是主体发出并面向主体的思维，面向客体的思维是思；
（2）置后性——反思总是在思之后进行；
（3）间接性——反思与思的关系是直接的，而与思之对象的关系是间接的；
（4）超越性——反思的目的和意义是实现对思的超越。
90.哲学既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亦即对意识、经验、知识、观念、思想的反思。那么，它就不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学科（一切知识体系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而是以思想、精神为对象的学科。正由于是反思，所以，它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不是对知识的追求。
91.哲学是反思，可以说哲学是“归家”之学。“归家”就是老子所谓的“归根曰静”，就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归家”不是指“守拙归田园”（陶渊明诗）的生活回归，而是“乘化以归尽”（陶渊明诗）的生命回归。生活回归是形而下的回归，生命回归是形而上的回归。人生是个人离家出征的过程，历史是人类离根长征的过程。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科学、艺术、道德是长征过程中的各种收获。而哲学总是怀着归意，怀着乡情，追问来路，探寻归路，免得人在路上漂泊无依、游离无根，所谓“苶然疲役而无知其所归”（庄子），“行而不知归”（列子）。那么，第一，人何以在出家后又想回家，总担心离家之后失家呢？这是因为，人在宇宙中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根基，找到一种维系，找到一个根据地，然后才会有位置，有能放能收、能进能退的自由。所以，家、根是人的位置基础、力量源泉（是精神的寄托所在，精神的力量来源）。“失家”就会失去这种力量。第二，人既在离家后要归家，何不一开始就守家、在家而不出不离呢？因为，不离家则无收获，也无法生存。当人出而后回、离而后归之时，虽未必能衣锦还乡，但也会果实累累；即使不能果实累累，也会伤痕累累，这依然是收获。成败、得失的收获充实了人的生活，满足了人的生存，保证了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命的满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但是它们有多少价值、多大意义，只有回家后才能体味，才能认识，也才能呈现。经过出家到回家、离家到归家的周期，人发生了变化：今日归家之我已非昔日离家之我了。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所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哲学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学问，是“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学问。“老大回”是回到了精神故乡，“话巴山夜雨时”是回来后对“少小离家”后的征程进行反思。
92.爱因斯坦、玻尔等物理学大师对哲学主动亲近。因为他们的工作更接近物理理论的根基，而在根基深处，物理学与哲学已浑然一体。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勒说：“爱因斯坦永远是一个局外人”，就是说，他有超越局内人的哲学视野。他还说他的老师玻尔也是“局外人”，玻尔用“互补哲学”阐释量子力学非局内人可及。惠勒指出：许多科学家不喜欢哲学，甚至讨厌哲学，以为多余，以为无所谓，以为门面语。而玻尔则自觉地以继承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自命，并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自然哲学。而美国著名物理家费曼却坦言，他对哲学绝无好感，他远离哲学。例如，他从来都鼓励儿子自由发展自己的爱好，但当听说儿子居然要学哲学时，他却不能同意。费曼为什么反感哲学呢？他说：招惹我的不是哲学而是浮夸。可见，在他看来，哲学有浮夸之弊，而浮夸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对于自己的科学工作他曾俏皮地问道：“怎么样？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做得成功吗？”
93.近代以降，哲学生机的衰退与哲学家生活的优裕形成了“二律背反”。哲学在学科上成为专业，哲学家在社会上成了职业（哲学家多是大学教授或研究院的专职研究员），这固然保证了哲学家的生活，但却扼杀了哲学的生机。因为，哲学在本质上是“爱智”，而不是“谋生”。在当代，哲学虽然可以用来谋生、求职，但当把哲学完全当作谋生、求职的工具时，哲学的“爱智”本质就被异化了，哲学的“独立”精神、“自由”品格就失落了。此乃哲学命运的“二律背反”。
94.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这就是说，在信息技术时代，哲学就要终结了。这种哲学终结论，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甚有影响。然而，他们所谓的哲学终结不过是“某种哲学”的终结而已，整个哲学是不会终结的，因为，形上追求是人的本性，而哲学是人的形上追求的唯一表达。
95.哲学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庙宇，它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却维护着人们的信仰，支撑着人们的精神，提升着人们的境界，美化着人们的心灵。如果没有哲学，人们的心灵就会被污染，残缺，甚至死亡。里尔克说：“灵魂没有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诚哉斯言！美哉斯言！
96.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欧洲学”的首倡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陈乐民先生说：“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没有文史哲的素养，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国际问题，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有文史哲的厚度，再说出同一番话来，穿透力就不一样了。”[1]学问的核心之所以是哲学，是因为哲学为一切学问提供世界观的出发点、方法论的立足点和价值观的归宿点；它是一切学问的最初根据和终极关怀。
97.哲学是一门学了之后“什么都干不了”，但却“什么都能干好”的学问。
98.哲学是智慧之学、世界观之学、人之学，而人从事任何职业、创建任何事业，都必须认识人，认识世界，具有智慧，因此，哲学对于任何人都是必要的，对于任何职业、任何事业都是有益的。
99.如果说某些东西在学习之前认为它有趣、有用，而学后却觉得无趣、无用的话，那么哲学则是学之前认为无趣、无用，学之中觉得虽然无用但很有趣，学之后在人生的实践中会越来越感到它不但有趣而且有用，不但有用而且终身受益无穷，哲学之用是人生之用；如果说有的学科只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有意义的话，那么哲学则是对从事任何职业都有意义，哲学之用是素质之用；如果说有些知识主要是对于做事有价值的话，那么哲学则对于做事、育德、成人都有价值，哲学之用是人文之用；如果说某些理论仅以求真为目标的话，那么哲学则以求真、启善、判美三者的统一为理想，哲学之用是价值理性之用。总之，哲学之用不是功利之用、知识之用，也不仅是思维之用、方法之用，而是智慧之用。
100.哲学之“用”的特点：
（1）隐用而非显用；
（2）久用而非暂用；
（3）大用而非小用；
（4）道用而非技用。
101.哲学的形象：
运上天下地之思；
提非古非今之问；
说似懂非懂之言；
做可有可无之事；
具半人半神之性；
处忽高忽低之位。
102.哲学的境界：
（1）哲学境界是“至人无己”的大心境界。孔子曰“毋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无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曰“无己”（“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慧能曰“无心”（无住、无相、无念、无心），都昭示人们，智慧境界是超越自我的大心之境。
（2）哲学境界是“民胞物与”的博爱境界。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张载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3）哲学境界是“归根曰静”的宁静境界。
（4）哲学境界是“玄览神遇”的超验境界。
103.哲学的内容包括：
（1）自然之天论——自然观；
（2）必然之势论——规律观；
（3）实然之事论——历史观；
（4）应然之理论——价值观。
104.在哲学中认识论的困境是“越多说，越混乱”（如真理的相对与绝对问题），本体论的尴尬是“不可说还要说”。可以说，认识论的困境是“花如解语还多事”，本体论的境界是“石不能言最可人”。因此，对待哲学的最佳态度应该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05.防止哲学由“画龙点睛”之学沦为“画蛇添足”之学。
106.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对世界本体的不断追问和探究，而不在于对“本体是什么”的现成回答。尽管哲学家对“本体是什么”的问题会有自己的答案和观点（例如老子的“道”）。然而，答案和观点本身还不是哲学，只有展开、推演、论证以及阐发这一答案和观点的思维过程，才是哲学。而这一思维过程是从现象探究本体、从在者追问存在的过程。
107.哲学运思有两个指向：一是终极追问，二是终极关怀。终极追问是探究世界的本原，即求终极之真；终极关怀是确立人生的价值，即求终极之善（包括求终极之美）。终极追问的理论形式是本体论，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是价值论，二者统一起来就是“爱智”之学。“真”的内涵是“必然”，“善”的内涵是“自由”，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真”和“善”、“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哲学的终极目标是“真”与“善”、“必然”与“自由”的和谐统一。科学也求“真”，伦理学也求“善”，但它们所求的“真”“善”，既无终极意义，也不思考 “真”与“善”之 关系。
108.把对世界各方面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按范畴的哲学逻辑推演次序，建构成一个包罗万象体系哲学的研究方式，在当代已经终结了。其原因在于：
（1）科学分化日细，难以整合；
（2）科学认识日深，无须思辨：
（3）信息流量骤增，难以统摄；
（4）社会文化多元，无须统一；
（5）思维节奏加速，难求稳定；
（6）社会问题丛生，难以总归。
109.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普世性原理与时代性内容的关系；
（2）范畴更新与体系重建的关系；
（3）形下关怀与形上追求的关系；
（4）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的关系；
（5）反映实践与遵循逻辑的关系。
哲学理论创新是在这些关系所形成的张力中实现的。
110.当代哲学是淡化体系、强化问题的时代。企图建构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说明世界上甚至宇宙间的各种问题，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只有着力于对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形而上的思考，才能发挥哲学的功能，从而找到哲学新的生长点。体系的终结并非哲学的终结，而是哲学的转向。由体系哲学转向问题哲学，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大趋势。可以说，哲学果真进入“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代了。
111.哲学的未来走向是：回归生活，重建本体。所谓回归生活，就是使哲学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所谓重建本体，就是使哲学避免庸俗化，重新提升到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地位。只讲回归生活，不提重建本体，就会消解哲学；只讲重建本体，不提回归生活，就会窒息哲学。只有把回归生活与重建本体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反思生活又发展哲学。
112.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应由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部分基本理论构成，其余的历史观、人性论、方法论等都可以由基本理论引申出来。而这三大理论又形成“一体两翼”的逻辑结构，研究世界终极存在和终极关怀，从而揭示主客统一性的本体论是“体”；研究主体意识如何反映客体、认识客体，进而达到与客体本性相符合的真理境界的认识论是“一翼”；研究客体属性如何适应主体、满足主体，进而形成与主体需要相符合的价值关系的价值论是另“一翼”。认识论的致思趋向是主体走向客体，主体客体化，主体以客体为尺度，即“人依于物”；价值论的致思趋向是客体走向主体，客体主体化，客体以主体为尺度，即“物依于人”。因此，只有认识论而没有价值论的哲学，必然会导致“见物不见人”的理论后果和“人被物役”的实践后果。
113.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由文化的特性决定的。因此，要正确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深刻理解文化的特性。文化的特性是：
（1）文化本质的精神性——构成文化要素的科学知识、思想观念、道德意识、情感意志、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其本质都是精神的；
（2）文化存在的渗透性——文化渗透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过程之中，文化无所不在；
（3）文化作用的能动性——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属于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当它形成之后，却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对社会存在有着能动的反作用；
（4）文化与人的内在同一性——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活样式，是人的本质的符号化，它根源于人的超越性需要，标志着人的超越性追求。
人的生命过程既是创造文化的过程，也是受制于文化的过程；既是体现文化的过程，又是陶冶于文化的过程。人创造着文化，体现着文化，所以，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制约着人，铸造着人，所以，文化的功能是“化人”。人对于文化既“身临其境”，又“身处其中”，还“身体力行”。文化与人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114.文化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诠释：文化是人按照自己的生存需要，改造自然的成果和方式。因此，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然而，当文化形成之后，又对人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有三：
一是“化人”，即培养人的生存意识，陶冶人的精神风貌，培育人的人格特征；
二是“制人”，即制约人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
三是“释人”，即反映人的生存方式，解释人的生存历史，诠释人的生存意义。
这种重要作用，使文化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美国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说：“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如果剥去语言和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人们剩下的就只有孤僻、绝望和极大的愤怒了。”他又说：“如果你失去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化，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诠释。”[2]这是对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的精辟论说。
115.文化是人认识自然的方式和成果，也是人超越自身的自然状态的方式和成果。前者是科技文化，后者是人文文化。科技文化是实然性的，其内核是真理；人文文化是应然性的，其内核是价值。
[1] 引自陈乐民《中西之间，欲罢不能》，《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日第5版。
[2] 《参考消息》2003年6月4日第6版。